英国制度创新及其世界意义——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学术综述

史　学　月　刊 2004年 第10期

・学术综述・

英国制度创新及其世界意义

———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学术综述

刘　成

(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

[关键词]英国;现代化;制度创新

[摘　要]在“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众多国内研究英国史的专家学者围绕“英国制度创新及其世界意义”主题展开了研讨,分别从英帝国与外交政策、英国政党与政治文化、社会与经济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观点,展示了中国英国史研究的最新水平。

[中图分类号]K107(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20214(2004)1020113206

Creation of British Institution and Its U niversal Signif icance

———A Summary on the Eighth Congress of China’s British

History Association

L IU　Cheng

(Depart ment of History,N anji ng U niversity,N anji ng210093,Jiangsu,Chi na)

K ey Words:Britain;modernization;institution innovation

Abstract:Many Chinese scholars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history talk about the topic of“Creation of British Institution and Its Uni2 versal Significance”in the Eighth Congress of China’s British History Association.They analyze the reasons how Britain became the first modern country from diffenent aspects including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and foreign policy,political party and political culture,society and economy,etc.Many ideas are new and show the level on British history research in China.

2004年5月17～19日,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在江苏省淮安市举行了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围绕大会主题“英国制度的创新及其世界意义”展开了热烈讨论,产生了一批富有新意的观点,展示了中国英国史研究界的最新成果和水平,并将有力促进中国英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　英国殖民制度与外交

英国的强盛与英帝国的扩张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英国的殖民扩张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扩张有很大的不同,正是因为英国殖民思想和政策的独特性,赋予了英帝国长久的生命力。因此,研究英国制度的创新及其世界意义,不可能绕开英帝国与殖民制度。

由于受到传统史学的影响和历史资料的限制,中外史学界对早期英帝国史的研究并不多。姜守明教授认为,弗朗西斯・培根是英国最早提出帝国构想的重要人物。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产儿,培根从新贵族的立场出发,把前人关于富国强兵的思想发展成为一种带有强烈殖民扩张倾向的政治主张。他的帝国思想具有贵族理想主义色彩,核心就是通过积极主动的向外扩张,建立一个英吉利民族的‘海上帝国”。培根把殖民地看成古代诸王国再生过程的组成部分,极力为殖民活动寻找历史根据。培根将处女地作为殖民地的首选地,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原定居者的消亡。他主张殖民开发要做好长期打算和短期亏空的准备,注意发挥贵族和绅士的作用,不要过多依靠重利益的商人和母国的官员,切不可采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

黄光耀副教授分析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英国主流的社会思潮,认为17世纪的英国人在殖民主义、清教主义和重商主义影响下,开始了谋求帝国的艰苦努力,并最终建立了以美洲殖民地和加勒比种植园为主体的重商主义的帝国体系。黄光耀考察了早期殖民主义思想与北美殖民地开发的关系,不仅认同了姜守明关于培根殖民思想的结论,认为培根的《论殖民事业》简直就是一份英国对外殖民扩张的行动指南,而且实事求是地分

析了吉尔伯特和哈克伊特殖民活动和理论探索,肯定了他们在英格兰全面实施殖民扩张前夜的地位和作用。黄光耀指出,清教主义对英国早期殖民扩张的影响不容忽视。清教主义及其实践不仅使英国的殖民扩张合法化和神圣化,使英国殖民者获得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从而克服和战胜了殖民过程中意想不到的艰难困境,而且成为英国对外扩张和帝国构建的手段和工具。重商主义是推动殖民扩张的重要思想资源,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晚期的重商主义才与商业资本思想体系最相适应,才是真正的重商主义。正是晚期重商主义推动了英国对外商业贸易的发展和资本的扩张,使英国避免了其他因重商而致富的国家在短期辉煌后迅速走向衰微的命运,成为惟一的从重商主义国家发展成工业化国家和海外殖民帝国。

印度是英帝国的重中之重,在19世纪自由帝国成长壮大并走向鼎盛的过程中,人道主义思想和“文明开化”的使命,不断地以冲突和悖论的方式展现出来,其中最令人迷惑也最容易引起争论的,莫过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张本英副教授认为,在“文明使命”价值观的指引下,英国人确信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受到上帝庇护的最优秀的种族,而所有的非欧洲人都生活在黑暗之中,是天意授予了英国人神圣的使命,要将英国的制度、文化、语言和宗教等西方文明与进步带给他们。因此,英国人在印度扮演了既是征服者又是开化者的双重角色,他们在统治印度的同时,推进了印度社会的近代化,并将印度强行拉进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有关英国人在印度殖民过程中的角色问题,是与如何看待英国殖民性质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与会代表完全赞同马克思提出的“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使命的论断。不同之处在于,一些学者从现代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发展的角度,认为不可低估英国殖民过程对殖民地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一些学者认为,认清殖民制度和政策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是历史的事实,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还有些学者认为,对于英国殖民政策的研究,不仅要重视政府和精英层面的分析,也要注重双方中、下层群众对殖民地的态度和反映,既要继续开拓宏观政策层面的研究,也要注重微观层面的历史考察,认为中国史学界对后者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张亚东副教授通过详细考察18世纪英帝国的奴隶贸易,认为英国人一直是跨越大西洋贩卖奴隶活动的最主要的从事者,奴隶主种植园经济和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的不断扩张是促使英国奴隶贸易在这一时期上涨的最重要原因,而在英国奴隶贸易不断增长的同时,其组织经营也随之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在商船如何获得经济资助和投资经营模式的建设等方面。英国殖民政策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灾难确实是毋庸质疑的,而且由此引起的非洲海岸和内陆各地为争夺奴隶供应商的角色而互相残杀,从而对非洲社会政治结构产生了恶劣影响。与此同时,张亚东指出,史学界长期认为英国人从奴隶贸易中积累大量财富,从而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观点,很可能有夸大之嫌。张亚东认为英国工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于多种渠道,奴隶贸易并不是早期英国工业扩展的重要资金来源。

潘兴明教授特别关注于人们相对比较忽视的二元型殖民地的研究。在此类殖民地中,白人移民数量比较多,并且掌握着政治和经济大权,但土著首领的权力和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因而在文化和社会上呈二元性特征。潘兴明认为,英帝国的非殖民化对这些二元型的殖民地影响,既不同于移民型殖民地,后者并没有受到非殖民化的强烈冲击;也不同于受到非殖民化冲击的非移民型殖民地,其原因在于,非殖民化浪潮对二元型殖民地的冲击并没有立即产生正面的效果,从殖民地到多数人统治的实现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时间差,而且,在多数人统治制度确立后,依然较多保留了原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因此,英国的非殖民化对二元型殖民地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一方面推动了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瓦解和多种族统治的形成,另一方面将继续推动或制约此类国家的未来发展。

张顺洪研究员考察了1930年英国费希尔委员会报告中关于成立统一的殖民地公职机构的问题。在英国各殖民地中,虽然公职机构都从属于英国殖民部,由殖民大臣主管,但长期以来没有成立一个统一的殖民地公职机构,各殖民地招聘公职人员的方式也不完全一致,工资待遇和供职条件等差别较大。而且,除总督高层公职人员外,其他公职人员很少在殖民地之间流动。因此,这种状况极不利于殖民地公职队伍的发展和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英国政府成立了费希尔委员会,负责调查殖民部与殖民地的公职任命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该委员会于19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