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宇2021“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长大以后”

罗振宇2021“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长大以后”一、开场有一件事，在我心里憋了半年，跟谁都没说。

因为我一定要把它带到2020年12月31号的这个晚上，在这里，讲给武汉人听。

你看，这里有一堆糖果，但这不是一堆普通的糖果。

过去的很多年里，这堆糖果曾经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很多著名展览馆里。

它是一个艺术作品。

创造这个作品的人，叫冈萨雷斯。

生命是那么甜蜜，就像糖果。

但生命终会流逝，就像糖果总会被人拿走。

但最重要的是不管发生什么，爱他的人，总会让他一次次重生。

这个故事像极了过去一年间武汉人所经历的那些美好、流逝和重生，也见证了爱的力量。

在这里，向你们，向1500万武汉人致敬。

—2 —经过了这一年，我有一个最大的感慨，三个字：不容易。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能聚在这儿有多么的不容易。

可是你们并不知道一个秘密：在此之前，我们为跨年演讲准备了一个后手，一个B计划。

在整个2020年的上半年，我的朋友们都在替我操心，如果到年底，大型场馆活动仍然不能开放，你的跨年演讲还办不办？怎么办？是不是一个人拿一手机直播就算了？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办，肯定得办，而且肯定还是在体育馆里办。

哪怕我一个人面对空无一人的体育馆讲完全场，也要办。

因为今年我们太需要一点确定性了。

—3 —2020年，有多少个时刻，我们不得不去设想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做各种各样的思想准备。

我们终于感受到了什么叫压力测试，什么叫留后手，什么叫底线思维。

我们想不到，我们买一只口罩都曾经那么难。

华为想不到，有人会把事情做得那么绝，买一颗芯片都那么难。

留学海外的孩子想不到，回一趟家居然那么难。

家长想不到，今年的整整一个学期，孩子去学校上个学居然会那么难。

中国的电影院想不到，开个门会那么难。

他们更想不到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居然还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票房市场。

日本人想不到，这个夏天会那么难。

2020年东京奥运会居然要推迟到2021年，而且可能还叫2020东京奥运会。

这是奥运史上的第一次，多么魔幻的一次。

美国人巴菲特想不到，炒个股会那么难，活了89年，遇上了美股10天4次熔断。

过去这一年，这张见证历史的清单，我们还可以列很长。

世界从此不一样了。

今年，我们无数次凝视深渊，也无数次被深渊凝视。

我下面这段话，不带任何情绪，但是今天开场，必须把它摆到桌面上。

这是2020年中国人感受到的一重很重要的事实——这40多年来，他们说全球化好，那我们就改革开放，一步步拥抱全球化。

然后，他们说要脱钩。

他们说要产业升级，我们以世界工厂的姿态承接了那些转出的产能。

然后，他们说我们抢了他们的工作。

他们说中国人不创新，老跟在他们后面学，我们努力了很久，真创新了。

然后，他们说我们有威胁，不卖芯片给我们。

这就好比，他们三缺一，叫我去陪他们打麻将，我认认真真打，也就刚和了两把，他们说他们三个人就要改玩斗地主，又不让我上桌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4 —原因其实就四个字，我们拿来作为今年演讲的主题：长大以后。

中国现在有多大？我们以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全世界53%的钢铁，57%的水泥，71%的彩电，76%的光伏板，78%的空调，86%的微波炉，88%的手机，90%的电脑。

这么大的体量，确实很难让别人再用40年前的眼光来看我们。

长大以后意味着什么？每个人其实都有体验。

今天我在光谷，在武汉，说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吧。

整整30年前，1990年，父母送我来武汉上大学。

就在距离我们演讲现场5公里外的华中科技大学，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就住在学校的招待所。

我爸告诉我：“明天你就要正式报到了，你就是大学生了。

打明儿起，社会不再把你看成是孩子了。

今天，你说错了一句话，我们可以出面，说一句孩子还小，不懂事。

明天，你成了大学生了，你说错了话，那你就是说错了，你要自己想办法去负责。

”当时我同时有两种感觉，一种是说不清什么理由的豪迈；另一种是很明显的恐慌。

我还是那个我，但是别人对我的期待，对我的态度，一夜之间就完全不同了——原因只是因为长大。

过去我们常说，规模是一切问题的解药。

很多问题把规模做大，自然就解决了。

但是，很多时候，规模也是问题的根源。

长大了，很多问题都是新的，我们要独自面对。

2020年弥漫着一种情绪，就是觉得世界变了，此前的经验没用了。

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说的：“旧的答案分崩离析，新的答案还没有着落。

”2020年很多人都熟悉这样的感受，就好像脚下一路走过来的跳板猛然被抽走，面前却是波涛万顷的汹涌大海。

我倒是觉得，答案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即使有了这样的2020年，不确定性在增加，但世界的确定性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5—上海有一个投资人叫王益和。

我辗转听到了他的故事。

他筹到了一笔钱，想搞扶贫。

方式很简单，不是直接给农民钱，而是买了20万棵金丝楠木的树苗，免费送给四川深山里的农民，让他们种在房前屋后、山上路边。

想来想去，还真有一个地方也是这样。

学校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收益——而且时间越长就看得越清楚的那部分收益——是同学。

就像我自己，1990年到1994年，在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上学。

当时一看周围，一群灰头土脸的同学，十几岁的毛孩子，“谁的青春不迷茫”。

但是，毕业之后，将近30年，大家分头奋斗。

突然有一天就发现，我的同学们都成长为了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大家互相帮忙、守望相助的能力都在提高。

我的同学，他们的成就是他们的奋斗所得，但是我居然就能分享到他们成功带来的光芒，而且这件事还是确定的。

当然我的奋斗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样的。

这个效应就用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熟悉的那个词来命名吧，就叫“时间的朋友效应”。

什么是“时间的朋友”？说白了，就是在时光里，我也在长，你也在长，咱们从一开始结下的那一点点缘分也在长。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需要做两件事：第一，大家分头努力，各自向好。

这说的不就是同学的关系吗？第二，我们彼此认同、守望相助。

认同一个东西，就是我们都是同一个共同体中的一份子，这说的不就是母校吗？只要做到这两点，“时间的朋友效应“就会出现。

—6 —“时间的朋友效应”随处都在，它是如此地普遍，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我们经常低估了我们身边的人，低估了这个时代人才的密度。

著名的索尔维会议合影，摄于1927年。

这张照片里面有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普朗克、玻尔、薛定谔、海森堡、狄拉克、洛伦兹等等。

真有这样的时刻啊，这么多顶级的大脑，居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可以在一起开会，一起研究，一起争论，一起通信，好幸福啊。

其实，开会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意识到自己身处在一个人类历史上怎样的群体当中。

这才是身处大历史中的人真实的处境。

你身边其实充满了确定性，只不过，现在，你还不知道它的样子。

还记得三十年前，我在武汉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从学校骑自行车去磨山植物园。

那是一次雨后，我一个人站在竹林里面，第一次听到万物生长，也就是竹子拔节的声音。

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生命生长，是有声音的。

噼噼啪啪，喧闹得很，我知道，那是长大的声音。

第二部分：本土时代—1—我这一年，心里一直在搞一场辩论赛。

辩论的主题是：中国经济未来会好吗？我心里那个反方，那个怀疑主义者，开始陈述他的理由：说中国规模大、人口多，可现在中国不也在讨论老龄化问题，不也在说人口红利没有了吗？你怎么知道未来中国还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呢？你怎么知道中国未来会不会被印度代替呢？我也很紧张，就请教了战略专家徐弃郁。

徐弃郁老师给我看了一份智库报告。

这是美国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20年10月份做给美国人看的报告。

这家智库成立于1981年，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问题上是公认的最权威的美国智库之一。

这份报告指出了一个事实，2008-2018年这10年间，中国制造业份额总体烈火烹油一般地在增长，但确实是有一部分低端制造业在向海外转移。

那印度接住了这部分转移的产能吗？没有。

实际上，同期印度制造业增长的份额连1%都不到。

—2 —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先讲一个故事。

有一家很大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前几年，派了一个得力干将前往印度建厂。

在他们工厂里，有个印度本地的小伙子干得挺好。

咱们中国厂长赶紧提拔了他。

结果出事了，底下人不仅不服管，还经常打骂领导。

为什么？原因咱们中国人可能想不到--种姓制度。

这个印度小伙子是低种姓，而他的手下有高种姓，根本指挥不动。

见客户时，这个小伙子甚至不能进五星级酒店，不能和客户同桌吃饭，那这工作还怎么开展？公司只好派他去分管一个边缘部门，但有些印度员工还是意见很大。

最终这个小伙子只能黯然离开。

你看，能不能成为全球供应链中心，不是简单的规模大小、人口多少的问题，还有人的组织方式问题。

印度的社会组织方式还没来得及现代化。

徐弃郁老师说，印度要放弃那些传统真的非常难，它缺乏把自己“嵌入”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决心，它要在全球供应链中取代中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经济学家何帆老师，今年在他写作《变量3》的过程中，我去请教了他。

他说，今年他的观察重点，确实也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的组织方式。

何帆老师说一个国家，其实就跟一座桥一样。

桥修得越大，跑的车、过的人就越多。

但问题是，桥越大，桥的内部结构就越重要，桥内部的结构化、组织化水平就决定了它的承载能力。

否则，桥的自重都会把它压垮。

更别提跑什么车，过什么人了。

—3 —那中国内部结构到底怎样？中国人是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来的？我们来看个例子。

联想的武汉工厂是湖北出口额最大的一家制造工厂。

武汉封城那天，这家工厂也停产了。

但是因为电子设备是疫情期间的战略必需品，所以早在2月底，这家工厂就开始筹备复工复产了。

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招工。

最多的时候，一天招工的人数超过了一千人。

到了3月31号，这家工厂万人到岗，开动马力生产。

回头看这家工厂的故事，有几点事实令我感到非常惊讶：第一，电子工厂招的工人，要能认识英文字母，必须得能看懂机器上的英文指示；也必须认识物料的编号，才能避免上错料；还要有一定的数学能力，因为交接班必须要做数据盘点。

武汉封城期间，居然能招到这么多高素质的工人。

厂长齐岳告诉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招到如此多符合条件的工人，这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的本钱、多年的积淀啊。

在全中国，曾经干过电子产品组装的成熟工大概有上千万人，仅在湖北一省就有几十万。

这在其他国家根本不可想象。

联想在海外的工厂都只有千人规模，因为海外的劳动力状况支撑不起武汉这样万人规模的大厂。

第二，在疫情期间啊，招来这么多人，得给工人做核酸检测。

在当时的武汉，这么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是没问题的。

但联想在海外的工厂就千难万难了：找核酸试剂难，找护士难，还得自己协调车和场地，现场遇到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发现了发热的员工更不知道怎么处理……齐岳厂长跟我感慨，在国外，会感觉一个企业是悬浮于社会的，遇到事只能以个体的方式去解决，缺乏社会支持，寸步难行。

第三，在武汉，社区防疫措施也非常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