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人教版五年级下册季羡林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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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人物简介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散文家、翻译家、文学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9国语言,即汉语、南斯拉夫语、梵语、阿拉伯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吐火罗语。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2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1929年,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其国文老师董秋芳是鲁迅的朋友,还是著名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旧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47年夏天,季羡林回到第二故乡——济南。季羡林在济南走亲访友,应酬颇多,惊动了王耀武。他派人请季羡林去他的官邸赴宴,表示欢迎他回山东工作。王耀武还派人给季家送来了面粉、白糖等礼品,他的车队惊动了二里长的佛山街,从此季家名声大振。
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被誉为“学界泰斗”。他的散文,质朴而不失典雅,率真而不乏睿智。《夹竹桃》等文章便集中体现了这种风格。季羡林还是一位坚定而忠贞的爱国者。2004年4月,93岁的季羡林通过《人民日报》寄语全国的中小学生:“热爱祖国,孝顺父母,尊重师长,同伴和睦。”[3]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
主要著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
《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 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
《〈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
《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
《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大国方略:著名学者访谈录》
《东方文学史》
《东方文化研究》
《禅与东方文化》
《东西文化议论集》
《世界文化史知识》季羡林周一良张芝联主编
出版书目
季羡林作品《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季羡林全集》目录
散文随笔
季羡林作品《天竺心影》《清塘荷韵》、《赋得永久的悔》、《留德十年》、《万泉集》、《清华园日记》、《牛棚杂忆》、《朗润园随笔》、《季羡林散文选集》、《泰戈尔名作欣赏》、《人生絮语》、《天竺心影》、《季羡林谈读书治学》、《季羡林谈师友》、《季羡林谈人生》、《病榻杂记》、《忆往述怀》、《留德十年》、《新纪元文存》等。
主要译著
《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
收入课本
《自己的花是给别人看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25课,《怀念母亲》(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6课)
《夹竹桃》(苏教版六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第19课)
《夹竹桃》(教课版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
《幽径悲剧》(苏教版语文八年级上册第23课主编洪宗礼)
《清塘荷韵》(上海九年义务制教育九年级第二学期语文第八课)
《成功》(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初中语文九年级上册第9课)
《做人与处世》(长春版语文八年级上册第十一课)
《永久的悔》(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初中语文八年级第二课)
学术论文
季羡林作品《朗润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