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频："80后"作家中的独行者

孙频："80后"作家中的独行者

作者：车晨阳

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7期

摘要：与以“青春文学”标榜的“80后”作家相比，孙频作为从山西走出去的新锐作家

之一，无疑是行走在歧路上的独行者。孙频在她的小说中用近乎“零度”的叙述口吻和冷峻细

腻的笔触，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人物命运予以深刻观照。同时，孙频注重小说中情景场面

的铺排和设计，用触目惊心的笔墨给读者以直逼心灵的力量，她凭借自己独立于大多数“80后”作家的严肃写作姿态在近年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

关键词：孙频80后作家严肃写作现实叙事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80后”作家为创作主体的青春叙事文学成为文学舞台上的一大焦点，一大批“80后”作家借《萌芽》杂志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集体亮相，轰动了文坛，其中

包括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在商业浪潮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作家大多以“青春叙事”与

“自我反叛”的姿态宣泄着时代巨变下自我的内心情感。而孙频作为从科班出身的“80后”作家，与他们似乎行走在不同的道路上。2016年，孙频自山西调入江苏省作家协会，而后在江苏

整体性推出的“文学苏军新方阵”十人中，1983年出生的孙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

的“80后”作家。孙频以一种独立严肃的姿态展开写作，用自己独特冷峻的笔触对底层女性人

物的命运悲剧和人性困境予以深刻剖析，在黑暗中勘察社会世相，相较韩寒、郭敬明一类的作家，孙频在小说创作上有着自己的特色和价值。

从作品内容的深度上来看，当绝大部分“80后”作家在表达自我迷茫、叛逆、孤独的情绪时，孙频小说却以社会现实为底色，凸显现实叙事，不仅仅只注重小我的精神迷惘，转而探寻

社会现实，在她的很多作品，都以普通的社会女性为主角，用苍凉悲怆的笔触揭示物欲时代下

社会底层女性的人生悲剧。

孙频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居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以“妓女”或者“类妓女”形象出现。之所以称为“类妓女”，是因为尽管她们和严格意义上的妓女并不完全相同，但从本质上

来说和妓女别无二致。如果读过孙频的这一类小说，会惊人地发现，不论她们是以何种方式走

上这条道路，或者是在什么场所进行身体交易，她们中间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有一个相似的背景，那就是处于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社会底层。例如《玻璃唇》中的林成宝，被丈夫抛弃，回到老

家与奶奶姑姑同住，但是生活的艰难让她每天在家中无法过得心安理得，因此在吉祥街走上了“卖身”道路，后来索性直接在家里装点门面开始营业，而她的姑姑却用实际行动默许了林成

宝的“工作”，主动为她提供场所。这不禁让人想起《无相》中提到的吕梁山区的“拉偏套”，这种现象在贫困山区很普遍，干这一行的女性在家庭中甚至拥有极高的地位，小说的主人公于

国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旁观”母亲“拉偏套”中长大，即便她后来受了高

等教育，在物质面前还是献祭出了自己的身体。在资助她的老教授廖秋良面前脱下了自己的衣服，从开始的恐惧害怕到最后的心安理得。最后一次见廖秋良的时候，于国琴“就着这火光，

她终于狠下了决心，她必须报答他，横竖也就这一次了”，“权当是一个母亲对一个孩子的慈

悲了。多么悲壮啊。她心头忽然涌起了一种巨大的骄傲……”于国琴认为这是对廖秋良应有的

回馈，多么可笑又令人心酸。还有《抚摸》中的张子屏，父母早逝寄人篱下的她在被姑父性侵

后反而有一种轻松和解脱，“所以当天姑父挑开红色的帘子进来，把手伸进她衣服里的时候，

她先是惊恐，但很快便安静下来。再往后，她发现自己都不仅仅是安静了，甚而至于感到了一

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再要钱的时候，她分明理直气壮了一点。就为了这一点理直气壮，她甚

至希望那双手能多伸进她的内裤里几次”，这种“刑具式”的疼痛饲育了她要钱时的理直气壮，所以她甘愿接受这样的“交易”。

孙频小说中另一类即便不是为了生存而献祭自己身体的女性，似乎也只是认为自己的身体

可以自己做主，以一种自虐、随意践踏的姿态提供给男性消费。小说中这一类女性一种病态的

快感不是因为权力和精神上的独立自由，而是建立在男性对她们认同的基础上。身为女性作家，孙频对这些性工作者的描绘以一种看起来近乎绝情和冷酷的态度“冷眼旁观”，没有同情怜悯

更没有褒扬认同，她只是站在一个客观公允的立场，用一种冷峻但又细腻的笔墨反映社会上真

实存在的现象，但是“旁观”并不是“无情”，“冷眼”是为拯救与反思。孙频就是以“零度

视角”主导了一种客观理性的审视，强化自己对于女性命运的深层观照。

除了内容上对于现实叙事的凸显外，孙频在小说语言艺术的锻造，尤其是对故事发生场景

的描写上也有自己的特色。细读孙频的小说，会发现作者特别重视对故事发生前外围场景的铺排，包括小说主角所处的环境和状态描写也是着墨较多之处，孙频在这方面的投入可以称得上

是“挥墨如土”，而且有趣的是，作者经常把这样的场景铺排放在小说的开端，用一种残酷苍

凉的方式展开故事，有一些读过之后甚至触目惊心，让人难以想象这是出自一个女性作家的笔端。如在《玻璃唇》的开端对于夜色的描写：“夜色像很多只脚印从外面踩着车窗，凌乱的，

没有分量的，隐形的，都在车窗外拥挤着，喧嚣着。最后，这黑色的脚印把车窗彻底淹没了”，“夜色从每一寸空气里生长出来，妖冶，茂密”。这样的描写其实也对后来林成宝的命运做了

暗示，车窗被黑夜吞没，林成宝最后不也被生活淹没，在玻璃的另一端成为一名妓女吗？再如《色身》中，开头对成为植物人的白志彬的描写：“因为头骨被撞碎，所以锯掉了一块，锯掉

的地方开了个天窗。……鼻孔里插着透明的胃管，可以看到食物在里面游动，像一群群灰色的鱼。所有的食物要从这根细细的管子里流入这具皮囊，它们事先要被压榨成泥，如同灰败的没

有颜色没有形状的水泥，一台榨汁机让食物们所有的尊严灰飞烟灭，直接榨出了它们那点最抽

象最直接的魂魄。然后，这些魂魄像建筑材料一样被铸进了这具残破的摇摇欲坠的皮囊里。”

在小说开场就用大段触目惊心，甚至令人作呕的描写，以咄咄逼人的气势把白志彬成为植物人

的“丑态”细腻地刻画出来，似乎提前预告了杨红蓉对白志彬命运的宣判，暗示了杨红蓉对白

志彬的不屑、厌恶和嫌弃。后来杨红蓉虽然也有过内心的纠结与矛盾，甚至有那么一丝愧疚闪过，但最后她还是把这副“皮囊”丢给了保姆，自己选择了逃离。

作者这样“挥墨如土”，毫不吝啬笔墨的场景铺排和描写，除了为营造故事叙说的一种氛

围之外，似乎也在通过这些描写暗中预示着人物角色的命运发展走向，指向人性中最黑暗的部分。而孙频对于这种笔墨的设置似乎乐此不疲，并有意将这种风格延续下去。孙频本人也并不

回避这种创作上的承续，她坦言：“我是那种内心深处带着绝望色彩的人，底色是苍冷的，很

早就了悟了人生中种种琐碎的齿啮与痛苦，所以我写东西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关注人性中那些最

冷最暗的地方。”a但是，作者这种统摄全局情感基调的场景描写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

有时会给人一种喧宾夺主的感觉，人物还没有出场，文本的情感基调就定好了。当然，适当的

描写有助于推动故事的发展，但过于浓重繁复的泼墨也会削弱文本的框架结构，而且读者在阅

读时也需要那么一点仁慈和温暖作为直面黑暗的缓冲剂。

“80后”作家出生于中国社会巨变的20世纪80年代，成长在改革开放全面发展市场经济

的90年代，他们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独生子女，物质生活条件优厚，如韩寒、郭敬明等都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但是优越的物质生活背后也有着处在变革时代的精神孤独和焦虑，这也是造就他们作品中大多表现自我、孤独、叛逆、青春等主题的原因。孙频出生在贫穷闭塞

的吕梁，后来进入兰州大学读书，毕业之初供职于省城太原，后调入江苏省作家协会，这样从

农村走向城市的经历可能让她对于社会底层的人物命运有更深刻的理解和体悟，这也是孙频异

于成长在都市中的其他“80后”作家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看到孙频笔下的文学世界，不同

于郭敬明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小时代”，也不同于韩寒、刘同感慨于“你的孤独，虽败犹荣”，“谁的青春不迷茫”，孙频以一种严肃的写作姿态直面社会中最黑暗的部分，挖掘人心

中隐藏的暗疾，一次又一次揭开鲜血淋漓的伤疤，警示我们“无人不痛，无生活不痛，这是个

人人心里带伤生活的时代”。在《圣婴》中我们看到现代文明下母亲对于女儿一种几乎畸形病

态的爱；在《醉长安》中看到一位新时代女性如果对已经失败的婚姻和爱情仍然抱有幻想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