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每日一练

10月15日中国史每日一练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
1．《盐铁论》
2．庆历新政
3．头下军州
4．棉花革命
5．京师同文馆
6．科玄之争
7．《实业计划》
8．三反五反运动
二．简答论述题
1.论述中国古代（秦-清）中枢机构的演变
2.周初大分封情况以及对分封制的评议。

3.论述魏晋南北朝史时代特征
4.试分析唐朝开元天宝盛世形成的原因。

5.简述清初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及效果。

6.结合学术动态对北洋军阀历史作用进行评价。

7.为什么北伐战争会取得如此迅速的胜利?
8.简述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

9.论述五四运动至抗日战争中日关系的演变
10.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一、名词解释
1．《盐铁论》
答：《盐铁论》是西汉的桓宽根据著名的“盐铁会议”记录整理撰写的重要史书。

公元前81年，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曾议罢盐铁官营
事，和桑弘羊等进行了争论。

这次会议由桓宽做记录，整理成书，就是现存的《盐铁论》。

书中记述了当时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场大辩论。

《盐铁论》是研究西汉经济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同时把桑弘羊这一封建社会杰出理财家的概略生平、思想和言论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特别是西汉经济思想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2．庆历新政
答：庆历新政是指宋代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等人进行的改革。

1043年，范仲淹向仁宗上了一封《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提出了实行改革的十个方面的内容，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改革以整顿吏治为中心，以裁减冗官、选拔“贤能”为整顿吏治的手段，目的是缓和社会矛盾。

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

由于改革措施触犯了官僚和权贵的既得利益，遭到了他们的猛烈反对，“新政”推行仅一年左右，范仲淹、富弼等人就被迫离开朝廷，已颁布的改革法令也相继被取消。

3．头下军州
答：头下军州是辽代特别设置的一种地方行政机构。

都是由辽的宗室、外戚、大臣和所属部族首领中立有战功的人，以其所分得的或所俘获的人口设置的。

头下军州的官吏，除节度使以外，都由各州的贵族委派。

头下军州的户口，一面依附本主，一面受政府统治。

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头下户又演变为“二税户”，与农奴身份接近。

在辽宋澶渊之盟前，头下军州较多。

其后，战争较少，俘虏来源减少，很难再用俘掠的人口来增置头下军州，因之头下军州总趋势是在减少，至辽末时近乎绝迹。

4．棉花革命
答：棉花革命是指发生在中国明清时期的棉花大规模代替丝麻和棉纺织业大规模发展的经济结构大变革。

从秦汉到唐宋的1500年间，中国古人可用的织物主要是丝和麻。

棉花出现之后，丝和麻的产量锐减。

到了明清时期，棉布已经普遍，产量不多的丝绸反倒身价倍增。

黄道婆的手工棉纺织技艺传至松江，辐射到整个江南，随后再向中原湖广等地扩展，掀起了一场中国的“棉花革命”。

但因缺乏推动原始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中国最终未能产生工业革命。

5．京师同文馆
答：京师同文馆是清末最早设立的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的“洋务学堂”。

1862年，恭亲王奕䜣、李鸿章、曾国藩奏准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

初设英文馆，后增设法文、俄文、德文、日文、天文、算学、格致等馆。

学制分为五年、八年两种。

清政府通过同文馆的翻译、印刷出版等活动了解西方世界。

京师同文馆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管理章程，基本不学“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科目，被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

1902年1月年被并入京师大学堂。

6．科玄之争
答：科玄之争是指1923～1924年由张君劢、丁文江之间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的辩论而引发的一场论战。

在论战中，张君励主张科学于人生观无能为力；丁文江、胡适坚持科学的方法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

梁启超、范寿康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全部，理智的部分可以由科学解决，情感的部分非科学所能解决。

陈独秀主张以唯物史观作指导，树立科学的人生观。

这场论战的实质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问题。

7．《实业计划》
答：《实业计划》是孙中山撰写的一部关于中国实业建设问题的专著。

全书包括自序、篇首、六大计划和结论等几个组成部分。

孙中山继承了他以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振兴实业以求中国独立富强的思想，把实业建设看作“兴国之要图”，同时，他又关心人民的生活。

作者认为利用外资必须以不损害中国主权为前提，《实业计划》为中国设计的那种经济建设的宏伟蓝图，在当时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

但书中包含的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系列思想，却是一份极为珍贵的经济思想遗产。

8．三反五反运动
答：三反五反运动是指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巩固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而进行的斗争。

1951年冬在国家机关、国营经济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2年中共中央部署在工商业者中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

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纯洁了国家机关，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论述中国古代（秦-清）中枢机构的演变
封建国家的中央行政体制是指在皇权支配之下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及其
职能。

秦汉两朝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度，组成了集行政、司法、军事、财政和监察于一体的庞大的中央政府。

所谓三公，初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西汉成、哀间(前32～前2年)至东汉，三公改为太尉、司徒、司空。

九卿指奉常(后改太常)、郎中令(后改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几度改为大理)、典客(后改大行令、大鸿胪)、宗正、治粟内史(后改大农令、大司农)、少府。

除此之外，还有与九卿地位相当的中尉(后改执金吾)、将作少府(后改将作大匠)、大长秋、太子少傅等。

这些官员与九卿合在一起称为“列卿”或“诸卿”。

三公九卿虽然各有职掌、分工清晰，但当时职无常守的现象也普遍存在，职与实际责任有很大的差别。

汉代的中央行政体制至汉武帝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外朝官开始区分，中朝的尚书组织与外朝的三公九卿组织一起形成既有分工又相互制约的双轨行政管理体制。

至东汉，尚书台正式成为国家政务的中枢机构，双轨行政演变为“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而已”①的管理体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更迭频繁，其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比较混乱，从总体上看是沿袭了东汉的制度，但有较大改变。

出现了一些新的部门，权力构成和职权分配形式也有一定的变化，逐步形成二相(相国、丞相)、八公(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诸省(尚书省、门下(侍中)省、中书省(监))、诸监(秘书监(省)、殿中监)、诸台(御史台、符节台、谒者台、都水台)、诸卿、诸卫等顺序排列的中央行政组织。

隋唐时期，国家机构的设置比较严整。

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调整，机构的设置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以三省六部为主干的新的中央行政体制，一般称之为“三省六部制”，其政权机构包括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五监。

三省是指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

六部是指尚书省所属的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

九寺相当于秦汉九卿，唐代改卿为寺，即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太府寺、鸿胪寺、少府寺。

从表面上看，某些官职的名称发生了一些变化，如秦汉的少府改称“太府”，掌财务收藏；廷尉改称“大理”(汉代也这样改称过)。

但实质上九寺的职权较汉代九卿大为缩小，其地位大大降低，成为管理具体事务的机关。

五监是指：国子监，掌学校教育；少府监，掌手工制作，由汉代少府演变而来；将作监，掌治宫室营造，是由汉代将作大匠演变而来；军器监，掌兵器制造；都水监，掌水利。

此外，宫廷事务主要归殿中省、内侍省和詹事府。

西汉的御史府，魏晋以后发展为两个独立的中央官署，即御史台为最高检察机关，秘书省为掌管图书典籍的机关。

宋代的中央行政机构主要由枢密使及其领导的枢密院、中书门下平章事领
导的中书门下省和“三司使”组成，即所谓“二府三司”。

枢密院和中书门下省是平行的，分掌军事和行政。

三司使独立掌管财政。

中央机构中虽然保留了三省
制的形式，但仅存其名，并无实任。

三省之事，各有临时委派的官员判治。

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也各另派官员一至二人判本部事。

各司郎中、员外郎等只表示官阶位次，并不过问本司之事，与此同时，一些新设的机构分割了各部的大部分事权。

如审官院代行吏部考核、选任；太常礼院和礼仪院代行礼部的礼仪之权；三司代行户部、工部的大部分职权；审刑院代行刑部审核大理寺所定案牍之事等。

直到元丰改制，三省六部才行使相应的职权。

在中央负责管理一般事务的，还有九寺五监。

元朝“遵用汉法”，其中央行政体制的主要变化是将以前的三省制改为一省制。

从全国政务角度来看，元代中央政府由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组成。

元朝以中书省一省制代替沿用已久的三省制以后，尚书、门下两省取消了，机构有所削减，但中书省内部官员却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

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有尚
书、侍郎、郎中、员外郎等官。

其他从属于六部的行政管理机关，如院、寺、监、府等，也在唐朝九寺五监的基础上有所扩大和增加。

明初废除了中国历史上实行了上千年的宰相制度和元代的中书省制度，大大强化了皇帝的权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清代沿袭这种政体使之更加完备。

六部制自明至清末沿袭不变，六部之上无统属机关，直接对皇帝负责。

新出现的中枢部门，主要是明代的内阁和清代的军机处。

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实际上行使了秦汉以来宰相的职权，但内阁和军机处都不过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处，而不是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

此外，还设有太医院(掌医药)、通政使司(掌接受奏章等事)、翰林院、理藩院(掌少数民族事务)。

至于九寺、五监，至清代精简为五寺、二监，即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以及国子监、钦天监。

综上所述，自秦汉至明清，中央政府的组织形式是循着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一台、五监和九寺制——二府三司制—— 一省一院一台制一一废丞相，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制之轨迹演变的。

当然，秦汉至明清封建国家中央行政体制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上述内容。

例如军事、少数民族、边疆、宗教等方面的管理体制等等，限于篇幅，都还没有叙述。

虽然历代行政体制从总体上看体现了专制和集权的原则，但是也不能一概抹煞其对国家管理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看到其弊端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一面。

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反映了古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特殊要求，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成熟与发达的必然产物。

周初大分封情况以及对分封制的评议。

周灭商后，实行分封制，分封宗亲、姻亲和功臣到指定的地点建立起西周的属国，统治当地的部落人民，即“封建亲戚，以藩屏国”，这就是所谓的周初大分封。

分封的主要对象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周室子弟和宗亲，这是受封者的主体部分。

如封周公于鲁，封召公于燕等都属于这一类。

第二，古代圣王后裔。

如封神农后裔于焦，封黄帝之后于祝，封尧后裔于蓟，舜后裔于陈，禹之后裔于杞。

这类封国比较小，是周借以表明承袭圣人之治的体现。

第三，在兴周灭商过程中的功臣谋士，封姜太公于齐即属于这一类。

分封诸侯与周天子的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有权任命诸侯国的重要官吏；定期巡狩，到各诸侯国视察；并有保护诸侯国免受外来侵袭和调节诸侯国内部纠纷的权力和职责。

而诸侯国对天子有隶属关系，各重要诸侯国的国君兼任王室的卿士，以表示服从王室；诸侯国要派遣军队戍守都城或随天子出征；诸侯定期朝聘，到王廷述职；定期向王室交纳贡品，派人为王室服役，如修筑城邑、宫室等。

第二，各分封诸侯在自己的封地内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除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外，各诸侯国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各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可以再次分封，一般是封地内的中心地区由诸侯直接统治，其余土地再分封给他嫡长子以外的亲属——卿大夫，此类封地称为“采邑”，卿大夫也将自己分得的采邑再分割给他嫡长子以外的亲属——士，称作“禄田”。

因此诸侯相对于周天子是封臣，而相对于下级封臣就是封君，处
于“亦君亦臣”的政治地位。

分封诸侯并非周初的权宜之计，而是西周国家的重要组织形式。

周处于中国国家的早期形态，血缘关系是维系政治的主要纽带，将宗室姻亲作为分封的主体符合当时的政治需求，也可以与宗法制相互支撑，起到巩固周统治的作用。

通过分封制周王室建立了众多的诸侯国，用以藩屏天子，监视被征服的各地民众，形成了周统治的基本骨架，奠定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分封制与宗法制相辅相成，通过分封宗亲功臣，并辅之以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使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加强，使国家朝着统一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同时分封制的确立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有利于各地的开发和文化的传播。

同时也应该看到分封制是国家形态发展不成熟的表现，其维系纽带主要是依靠血缘宗亲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血缘上的疏远，必然削弱分封制的存在基础；另外，分封制下的国家并非一个真正统一的政治经济整体，而是蕴含着分裂割据的因素，地方诸侯亦君亦臣的政治地位是造成分裂的重要隐患。

到了春秋时期终于酿成诸侯割据、列国纷争的局面。

论述魏晋南北朝史时代特征
一、社会特征
三至六世纪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

这一时期的历史有些什么样的时代特点呢？简单而言，这是一个多难的时代，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一个民族交融的时代，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一个等级森严的时代，等等。

具体来讲，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社会长期分裂割据，战乱不断，人民生活痛苦，朝代更迭频繁。

从公元220年10月曹丕代汉称帝，到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经历了近四个世纪的历史行程，其间除西晋有过短期统一外(280年灭吴统一全国，317年灭亡，仅存30余年时间)其余都处于南北分裂割据对峙局面。

战争常有发生，社会极不稳定。

人民生活极端痛苦，生命没有保障。

西晋灭亡后，东晋偏安江左，后又历宋、齐、梁、陈四朝；北方则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后经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数朝，朝代频繁更迭。

第二、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商品经济日趋衰微。

第三、劳动者地位下降，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出现了一大批如客、部曲、门生、故吏等依附性人口。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

史学界因此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说法。

第四、皇权衰弱，门阀士族专政。

第五、民族关系复杂，民族矛盾尖锐，民族融合发展。

第六、思想活跃，文化勃兴，打破了两汉以来儒学定于一尊的思想格局，出现了综合儒、道、名等家思想的玄学思潮。

魏晋时期，儒、墨、道、法、名等各家思想异彩纷呈，百家争鸣，使两汉以来沉闷的思想界为之一变，思想家们开始追求个性，寻求自身的价值，讲求人与自然的合协。

这一时期的佛教、道教逐渐深入人心，得到长足发展。

文化上也呈蓬勃发展之势，出现了众多的史学、地理学、农学、数学、文学著作。

．试分析唐朝开元天宝盛世形成的原因。

唐玄宗开元年间和天宝初年，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

这段时间是唐朝极盛的时期，史称“开元之治”。

治世局
面的出现，与唐玄宗的励精图治、锐意改革是分不开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整顿吏治，裁撤冗官。

唐玄宗即位之初，官员滥杂，其中多是武则天及后来的韦后和安乐公主滥设职官时遗留下来。

玄宗将这些冗官全部革去，并停废了闲散的司、监、署十余所；玄宗还严格控制官吏的铨选，强调以材授官；颁布《整饬吏治诏》，规定每年十月各道按察使对地方官的政绩进行考核，以此来确定赏罚升黜的依据；开元末年还修订《大唐六典》，实行官员定额编制，从法律上杜绝冗官，保证行政效率。

第二，抑制食封贵族。

唐初时，食封贵族自行在食邑内征收租调。

后来食封贵族数量和食封规模都越来越大，一方面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对封户造成巨大负担，很多封户破产逃亡。

玄宗规定，食封贵族的租调由政府统一征收，封家至京城或州治领取，封家不得自行向封户催索租调。

后来，又规定子孙承袭食封时，户数减十分之二。

第三，抑制佛教。

武则天、中宗、睿宗时崇信佛教，修造了很多佛寺及佛像，僧尼人数大增，不仅浪费财力，而且由于僧尼不服役纳税，造成了税源流失。

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强制大批僧尼还俗，禁止新造佛寺及铸造新佛像，并禁止贵族官僚与僧尼交往。

第四，劝课农桑，发展农业。

开元年间，全国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如蔡州的玉梁渠、蓟州的孤山陂。

此外，还在各地大兴屯田，垦种了大量的土地。

第五，核准土地及户口，限制土地兼并。

武则天以来，均田制破坏严重，土地兼并剧烈，农户大量出逃。

玄宗大力检括逃户和额外占田，并规定客户只交户税，免租调徭役六年。

这对于限制土地兼并，增加政府收入，缓和阶级矛盾有一定积极作用。

第六，重视文化教育。

开元年间，大力推动学校教育，玄宗曾下令各州、县、乡、里都要设置学校，并延请教师教学，学校教育呈现繁荣；玄宗还命马怀素等人进行图书整理和编辑工作；李白、张遂等人也被征召为玄宗的学术顾问，待遇优厚。

正是由于以上政策的实行，才出现了“开元之治”的治世局面。

简述清初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及效果。

清初，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国家财政困难，为了巩固统治，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1)停止圈地。

清初满洲贵族在京畿地区强行圈地，不仅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同时也使满汉矛盾加剧。

康熙八年(1669年)，清政府下令停止圈地，将土地还给人民，以缓和民族矛盾。

(2)实行“更名田”。

康熙八年(1669年)，清政府下令把一部分明代藩王所占田地给予原耕种之人，永为世业，号为“更名田”，同时又减轻了更名田的负担，使拥有更名田的农民完全处于自耕农的地位。

“更名田”的施行，实际上是清政府承认了明末农民在
起义斗争中已夺回藩王所占庄田的事实。

(3)奖励垦荒。

为奖励垦荒，顺治初年规定开垦荒地，政府贷给耕牛、种子，三年后起科。

后又规定六年后方征收钱粮，分派差徭。

清政府还以授予官职的方式奖励各地地主垦荒。

但是由于战争的影响，这些措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康熙时期，政治形势稳定，为进一步推行垦荒创造了有利条件。

康熙十年(1671年)，清政府下令新垦荒地四年后起科。

次年，又将年限推迟到六年。

康熙二十年，又进一步放宽到十年。

康熙时期垦荒政策执行较为得力，因此成效显著。

(4)整顿赋役制度。

清统治者汲取了明朝的教训，顺治、康熙年问，在全国和直省不断推行蠲免赋税的政策，同时积极清理簿籍，整顿赋役制度。

清初依然按照地亩和人丁收税，由于地主的隐匿，人丁的逃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赋役制度混乱和赋役负担不均的问题。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即以后新增人丁，不再增加丁银。

雍正时，又实行“地丁合一”的制度，把丁银全部摊人田赋之中，这种办法也叫“摊丁人亩”。

自此，我国古代长期实行的人头税废止了，促进了生产的发
展。

(5)废除匠籍。

明代匠户有匠籍，承受着封建劳役制的剥削。

清代废除了工匠服役制度，改为以银代役，后又陆续将匠银摊入田赋，
最后又废除匠籍。

这样匠户不但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摆脱了封建政府的人身奴役，从而为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
条件。

(6)兴修水利，治理黄河。

明末清初，黄河下游堵塞，多次决口，淹没了两岸大量的农田。

康熙亲政后，把河务与“三藩”、漕运三件列为头等大事，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治理黄河。

并且治理浑河，使河水多年安宁，并改名为“永定河”。

雍正时，又扩大修筑江、浙的海塘。

其他各地也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

由于政府采取了较为得力的措施，清初经济残破的局面有所恢复。

农业、手工业、商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农业生产在恢复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表现在耕地面积的扩大上，从顺治到雍正耕地面积在不断的扩大。

其次是人口的增长，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大量增加需要粮食消耗的相应增加，这既表明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同时由于人多地少，常常出现丰年而米贵的情形，给社会造成了巨大压力。

三是水利的兴修上。

兴修水利既是发展农业的措施，又是农业发展的表现。

清初政府修筑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使运河畅通、漕运无阻，同时也使沿岸地区的肥沃农田免受海潮的侵袭，还将部分海滩辟为良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四是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

这一时期由于注意精耕细作，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的提高。

康熙时在全国大力推广双季稻，使单位面积产量进一步提高，取得了较好的收成。

此外，如高产作物番薯的种植，也由福建等沿海地区很快推广到北方地区，在浙江的部分地区，番薯已占民食之半。

五是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进一步的发展。

棉花、植桑养蚕、甘蔗、烟叶等都有种植。

清代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为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