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的文献综述

关于《中庸》的研究

《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内文的写成约在战国末期至西汉之间，作者是谁尚无定论，一说是孔伋所作《子思著〈中庸〉》]，载于另一说是秦代或汉代的学者所作。宋朝的儒学家对中庸非常推崇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关于《中庸》的研究，从古至今，都未曾间断过，特别是在当今大力提倡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对《中庸》的呈现一股新态势。

首先，从哲学和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对中庸的研究，大多数围绕“天人合一”来展开。虽然《中庸》一书是宋朝儒学家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但是在《论语》中有关于中庸的哲学思想还是很多的，在《论语》中关于中庸的思想主要有：中庸，不是“过”，也不是“不及”，是指在“过”与“不过”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指的是认识事物、看待问题时，要不偏不倚，做人行事要采取适当的态度，恰到好处，绝不走极端，把握好一个“度”。中庸有原则，而非折衷主义。中庸的前提是义、礼，要达到“和”。“中庸”与“和”是通过做事适度在矛盾中求统一。中庸不是无原则地调和，而是在一定的原则下寻求矛盾各方的协调与和谐。中庸具体表现：中德、中行、中礼、中和。王健、潘丽的《浅论儒家中庸思想》中介绍了儒家中庸思想的哲学内涵、主要内容以及介绍了儒家中庸思想的价值体系（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沈阳，11034）。《孟子》中关于中庸的思想主要从“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讲起，强调了天人合一的思想。郭晓东的《论司马光对《中庸》“性”与“诚”的诠释：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双重脉络考察》中结合卫缇的《礼记集说》中所编辑出的若干材料，与司马光对《中庸》“性”与“诚”这两个核心概念的诠释。介绍了司马光在论“性”与“诚”上一方面承接着汉唐之旧传统，另一方面又指向了宋明的新风气。刘力的《天地之道“中和”为美—董仲舒阴阳五行的中和论》介绍了阴阳五行的中和论，既有对先秦儒家中和观的承袭，又有依凭与时代的拓展，创新，既涵孕了在个体的发展模式里，又显现于“理天下”的治国之道中(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400047)。章启辉的《王夫之对传统《中庸》观的重新定位》介绍了王夫之以实有论对传统《中庸》观重新定位，以哲学思辨代之伦理本位，为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和传统《中庸》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5期）。刘明的《中庸之道新解—从孔孟的权变思想看中庸之道》认为权变与适度是构成中庸之道的基本方法论，是不能或缺的。执两用中是实现中庸之道的重要途径，但是没有权变的执中不可能

达到真正的中庸;权变是解决仁和礼、情和理矛盾冲突时的重要途径；儒家倡导的道义是权衡权变正确与否的最终价值尺度。

当然，也有很多对中庸之道的批评，继承的文献。如邱存平的《关于鲁迅对中庸思想的批判》中指出中庸思想作为中国古老的传统思想之一。“五四”以来一直受到思想界先驱者们的批判，而鲁迅的一声几乎没有中断对中庸精神的批判，他彻底的革命精神在批判中庸中得到了光辉的体现。侯宪林的《毛泽东对中庸思想的批判与继承》就《论语》提供的关于中庸问题的资料和《毛泽东书信选集》中《致张闻天》等三封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信件讨论了毛泽东对于中庸思想的批判与继承（《齐鲁学刊》，1984年第4期）。还有文革时期的韦杰廷的《中庸之道是复辟倒退的反动哲学》认为我们必须用马列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和阶级分析方法来剖析问题，戳穿孔丘个林彪鼓吹的中庸之道的反动实质。

关于中庸的哲学思想的文献还有很多。如周建标的《中庸之道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10月），许庆朴、史家亮的《论中庸的现代性转化—从中庸和现代方法论相结合生成的中论论去》（《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孔宪峰、周秀红的《论“中庸”的价值诉求》（《孔子研究》2011年第4期），刘志祥的《反对“中庸之道”，坚持斗争哲学》等都对中庸的思想有独到的见解。

其次，从中庸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的角度来看，各个学者都对中庸思想对教育的影响有自己的见解，认为在《中庸》之中关于教育的话语虽然很少，但是这些话语都蕴涵了深刻的教育哲学思想。这些教育哲学思想对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依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樊华强的《《中庸》教育哲学思想探微》认为《中庸》对教育领域中教育何以发生、教育缘何存在以及教育究竟为何物的这两大基础性、根本性的问题作了解答（中国哲学）。樊华强的另一论文《什么是教育—《中庸》教育思想探究》中认为《中庸》蕴涵着教育本质、教育目的以及实现教育目的的途径等教育思想，从而完整地回答了“什么是教育”这一教育学基本问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年第5期）。贾璐的《从中庸之道探析素质教育》中运用传统文化中庸之道来探讨素质教育“度”的把握，并对实施素质教育的方式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年6月）。樊亚峤、瑾玉乐的《新课程改革：中庸哲学的观点》认为中庸哲学对我国当前新一轮课程改革的重要启示在于：“和谐”课程改革的价值诉求；“创生”为课程实施的有效途径；“执中”是课程管理的理想境界。从中庸哲学探讨课程改革问

题对于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文化重建提供了有效参考（《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1月）。胡晓的《孔子的中庸思想对新课程课堂教学的启示》中指出在新课程课堂教学中需要用中庸思想去把握学生主体地位与教师的主导作用、教授系统知识与开发创造性思维、放与收以及课前设计与课堂生成之间的平衡，才能使新课程教学顺利有效地开展（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310036）陈学勤的《浅论东西方亲子教育的“中庸之道”》根据东西方亲子教育的“严”和“宽”认为，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来践行，采取“宽严有度”的教育理念，或是东西方亲子教育思路调整的最佳选择。而钟南山的《中庸哲学成为科技创新的绊脚石》却认为重视业务基本功，忽视思维基本功的应试教育，纵容平庸无奇，扼杀标新立异，枪打出头鸟的中庸文化，已成为中国人的科技创新之路的绊脚石。

另外，王雪霞的《中庸价值观对政治教育的启示》（德育工程），刘松的《《中庸》卫育思想对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启示》（襄樊学院经济与政法学院，441053）以及汪沛的《中庸之道与大学生的自我管理》（武警工程学院，710086）都对中庸之道对教育的影响有着独到的见解。

最后，从中庸之道对当今国家与现代管理的启示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在当今大力提倡和谐社会的时代，中庸哲学对我们治国理念和企业管理理念有着很大的影响。徐元英的《中庸之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时代价值》一文中试图从发掘我国优秀文化的角度探讨之，以重新认识儒家中庸之道的传统文化价值，尤其是对构建和谐社会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学术园地》）。张信容的《析《中庸》思想元素中的和谐价值》认为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重新审视和发掘中庸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尤其是中庸思想中的和谐思想，对构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具有借鉴价值（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张艳梅的《论中庸思想与社会和谐》说中庸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它的主要思想有：中和，至诚、从实际出发和过犹不及。中庸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瑞士学者让·皮埃尔·莱曼的《世界需要中庸之道》一文中指出自由主义和儒家融合，兼具全球化和包容性，相比原教旨主义和排他思维，对当今世界的价值无可限量。张贵安，杨大燕的《中庸哲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指出中庸思想博大精深，蕴含着浓郁的哲学原理，充分挖掘运用其积极因素对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400715）。康剑的《中庸之道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中从现实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