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浙商精神的历史渊源和特点

剖析浙商精神的历史渊源和特点

摘要：浙江商人是中国近代最具实力和影响的区域商人群体。在历史的演变之中，浙江商人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浙商精神”,即勤奋精神、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这也是浙商能够长久发展的重要原因。我们相信浙商精神对我们而讲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在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现代化建设中,仍然值得继承和弘扬。

关键词：浙商精神；勤奋；合作；创新

一、浙商精神的历史渊源

浙商已经成为了中国数量最多、分布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经营者群体，浙商模式是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浙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货郎游走和创业探索的阶段，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这个阶段是浙商的起步阶段，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白手起家，风吹草长；其次是蚂蚁雄兵和资本扩张的阶段，大致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阶段的浙商基本已经完成了资本的积累，开始接受现代经营管理思想，积极融入市场经济前沿，推进各行业往纵深发展；最后是翱翔天空和市场化时代，大致是进入21世纪至今，浙商成功汇入经济全球化后的市场经济（周明宝，1992）。

浙商精神是浙商从起初的货郎转变为现代的成功企业家的经验积淀和总结，同时也是这个转变过程成功的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浙商精神有着深远的历史源头，是集中国历史文化和西方市场文化的综合体。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中的“入市苦行”观念是浙商重要思想来源，儒家孔子代表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精神偶像，是浙商精神的起点；明清之际，浙东学派，尤其是王阳明、黄宗羲、全祖望等大儒的思想成果，是浙商的精神动力。今天“入市苦行”的文化观念依旧是支撑浙商的精神源泉，这种文化在浙商身上表现为，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职业无贵贱，生意无大小（孙勇才，2005）。同时，浙商文化也在与时俱进，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环境下，开放式的接受西方市场经济观念的影响。浙商精神的精髓也是由三个要素组成，即勤奋、合作和创新，而西方学者韦伯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敬业精神、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李建华，2008），浙商精神和韦伯命题是和而不同。浙商精神也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温州一度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基督教的传播客观上为商业活力提供了一部分的精神动力和文化资源（张俊华，2011）。而当今浙商的职位开放、股权开放、财务开放等也从各个测面反映了浙商企业中的管理革命特征（徐炎章，2007）。浙商兼容并蓄的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是浙商保持生命力，蓬勃发展的根基，具有普遍和关键的借鉴意义。

二、浙商精神的时代体现

（一）勤奋精神

勤奋务实一直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浙商将这种优秀的品质充分体现在了其经商的过程中。众多学者在研究浙商精神时，会从不同的视角提出千变万化的观点，但是浙商的勤奋敬业的务实精神已经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勤奋敬业的务实精神主要是指浙商在创业和守业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吃苦耐劳的隐忍精神、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以及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吃苦耐劳的隐忍精神主要体现的是浙商不为艰难险阻、历经艰辛，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执着前行，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主要体现在贴近实际、注重实干、讲求实效；同时，在浙江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勤奋务实的概念有所变化，主要描述了浙商的吃苦耐劳、严谨低调、求真务实的精神内涵（林吕建、唐玉，2011）。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主要表现为浙商向来重视商业发展，在几千年前封建社会“重儒轻商”观念盛行时，浙商就已经有了商儒并重、士商同位的价值观，浙商将工商业也作为崇高的事业来做，敬之业之（陶水土，2001）。浙商勤奋敬业的务实精神有其悠久的渊源。浙江在历史上曾经因缺少土地、交通闭塞而贫穷落后，加上建国后因处于东南前线，国家少有布建项目，使得浙江没有“一亩三分地”可以依赖，没有“铁饭碗”可以捧，想脱贫就得自己找出路，这造就了浙江人创业致富的基因（刘胜泰，2010），这种资源条件的先天不足早就了浙江人自强不息和百折不挠的实干精神（林吕建、唐玉，2011）。浙商历来是靠手艺吃饭的，因此吃苦耐劳、勤奋学习是浙商的立足之本和基本精神。

浙商具备“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千方百计，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的“两板作风”，“四千精神”和“两板作风”是浙商勤奋敬业的务实精神的最好写照，被形象的形容为“草根精神”。同时，浙商勤奋敬业的务实精神是其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章剑鸣（2007）在归纳浙商文化的内涵特征时，特别强调了浙商具有的“见微知著、以小博大的务实精神”和“勤俭刻苦、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他认为浙商兼具了“不以小利而不为”、“慎于言而敏于行”和“自主自立、自强不息”精神，而正是这些精神和态度，才使得浙商一步一步从“草根才子”成长为成功的经营者和企业家。龙国存（2010）认为浙商的求真务实精神才是浙商精神的本质特征，他进一步详细的归纳了“求真”和“务实”的基本概要，将“求真”解释为“追求真理、遵循规律、崇尚科学”；而将“务实”解释为“尊重实际、注重实干、讲求实效”。同时，他还给出了浙商人偏爱实干、不喜空谈的原因，原因之一：经商是这商人的基本谋生手段，浙商清楚地知道空谈无效，只有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养家糊口；原因之二，这是浙江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产物，浙东学派历来

重视实干，浙商将这种务实的精神传承发展到了极致。邱少明（2010）指出浙商精神的一大特质就是“入市苦行，筚路蓝缕的坚韧耐劳”，他生动将浙商比作沙漠攻坚的骆驼，一样的刻苦耐劳、百折不挠、万里行商、苦苦打拼，浙商就是“能干常人不肯干的活，能吃常人不肯吃的苦，能赚别人看不起的钱”。章剑鸣（2010）解读了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矛盾，即个体的“小”与总量的“大”，他认为这种令人费解的矛盾的根结，恰恰就被浙商的务实精神所解开，浙商脚踏实地，以其特有的理性和务实，在立足现有条件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形成以中小企业网络为框架、以特色产业为支撑、以专业市场为纽带的极具竞争力的产业发展模式。

(二)合作精神

浙商价值观体现在“和合”精神。“和合”是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也是浙商人文价值观的核心。所谓“和”是指和谐、和睦、和平、祥和，“合”是指结合、融合、合作。（章剑鸣，2010）“和”是多样性的统一；而“合”则是同一的聚合。浙商具有“和合”或“抱团”的特性，是在和气生财、包容多样观念下的精诚合作，表现为以产业集群或块状经济为特征的“地缘”合作，以商业协会和行业协会为组织形式的“业缘”合作（吕福新，2007），以及以家族管理为管理方式的“亲缘”合作。浙商崇尚和谐中庸、隐忍自谦的处世态度，也秉承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文化观念。他们非常注重人际关系的的协调，讲究“以和为贵”；同时又有着海纳百川，求同存异的文化气度，不排斥外来多元的价值取向。所以在浙江文化不被外人理解和认同的情况下浙商在外创业仍能够保持很强的生存能力，使得浙江商团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浙江民营经济活跃，民营企业数量众多。这些民营企业在建立之初，往往是靠家族、血缘关系的聚合（邱绍明，2010）。各大家族一般都立有祠约、族规等作为族人共守的行为规范，利用宗族关系作为相互联系的纽带，从而发挥宗族的最大优势（李杨，2011）。因为浙商大多数出身草根，发达前十之八九是普通老百姓，近八成出身农民，以三无——“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作为创业的起步。因此浙江的企业在发展模式上以家族成员为中心，由近及远地发展自己的人脉网络，由此形成“族——帮——会”的扩展路径（章剑鸣，2010）。

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很重，在浙江也不例外。家族观念的延伸就是同乡观念。浙商更注重乡谊，倡导邻里同乡互相帮助、团结协作。“浙江商会”“温州商会”等同行业之间的协作组织体现了浙商在地域情感上“和合”的特性（吕福新，2007），是一种很典型的业缘组织。吕福新（2007）指出，浙江商会在浙商人文精神的形成、传播与创造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即联络商务、传达商情、发展商业等功能。章剑鸣（2010）指出，组织商会，既是商人团结同乡，互为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