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莎作翻译漫卞之琳诗歌翻译精神论文

从莎作翻译漫谈卞之琳诗歌翻译精神摘要卞之琳是中国著名现代派诗人，也是杰出的莎士比亚作品翻译家。

他以诗人的胸襟看待翻译，从翻译作品中汲取创作灵感，在实践中浇铸独特的诗歌翻译精神，对“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做了个性化的诠释，提出了诗歌翻译的新思路。

本文在梳理卞之琳的莎作译介经历与译介背景的基础上，指出了莎作译介对卞之琳诗歌创作的影响，归纳了卞之琳的诗歌翻译精神。

关键词：卞之琳莎作翻译诗歌翻译精神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卞之琳（1910-2000）是中国现代派诗人中的杰出代表，也是一位诗人翻译家。

在其漫长的文学创作生涯中，诗歌翻译如同贯穿其间的经线，从为了练笔、遣怀糊口而翻译西方现代派诗歌到自觉与学术研究工作相结合，推出学术品性更高的莎作翻译，他将闻一多首倡，何其芳等人发展的“以顿代步”翻译西方（格律诗）的译学流派发扬光大，为中国翻译事业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而他所译的莎作正是这笔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卞之琳莎作译介背景及翻译思想述评
卞之琳初中时代便选学了《莎士比亚故事集》，高中阶段已能阅读原版的《威尼斯商人》。

大学期间他着手翻译莎剧，曾试译《仲夏夜之梦》全剧。

成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员后，他开始系统研究莎剧，于1954年起陆续发表相关莎作，包括《莎士比亚十四行
诗七首》（1954）和《哈姆雷特》（1956），《奥赛罗》（部分）、《里亚王》与《麦克白斯》的翻译也于1956-1983年间完成。

卞之琳还用论文阐发他对莎剧的理解和翻译心得，有《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1955）、《莎士比亚的悲剧〈奥瑟罗〉》（1956）等文面世。

但最能体现其莎剧翻译与研究成就的还是《莎士比亚悲剧论痕》（1989）、《莎士比亚悲剧四种》（1988）等（译）文集。

卞之琳为莎士比亚诗歌、戏剧那丰富、深刻的内涵吸引，决心译介莎作，曾计划从翻译四大悲剧着手，不断加深对莎剧的认识，撰写译序、论文，并用专著形式对四大悲剧做系统分析。

尽管此后社会环境骤变导致“四大悲剧”到1984年才译全，但卞之琳的“苦心孤译”依然造就了莎作汉译的典范，赢得了稳定的读者群。

尽管从事莎剧翻译经验丰富，成绩斐然，但卞之琳却未因循某个流派的翻译理论。

他曾说，“我从事文学翻译，不是遵循什么翻译理论指导开始的”（2000：1），但从他写的译者序中不难看出他对诗歌和诗歌翻译的看法，他认为，“严格说，诗是不能翻译的，因为比诸其他文学体裁，诗更是内容与形式，意义与声音的有机统一体”（1984：192），较完美的诗，在文学类型中，特别是内容与形式、意义与声音的有机统一体，译成外国语，只“信”于一方面，就损失一半，就不真“似”，就不是较完善的翻“译”。

“信”即忠实，忠实又只能相应，外国诗译成汉语，既要显得是外国诗，又要在中文里产生在外国所有的同样或相似的效果，因此用白话译西方诗时，他除了传达原诗的内容、意义，还极力在中文里保持原来面目
（2000：7）。

基于对现代汉语口语和诗歌语言特征的长期揣摩，卞之琳发现现代汉语中形成节奏的不是单字（即单音节），而是一字（单音节词）或（和）二、三音节合成的词，且两三个音节中总有一个较重音，在一连串的词构成的句/行中形成一个个的音顿，而一连串音顿造成的起伏就构成了节奏。

他还发现，“当一首诗以两字顿收尾占统治地位或者占优势地位的，调子就倾向于说话式（相当于旧说‘诵调’），说下去；一首诗以三字顿收尾占统治地位或者占优势地位的，调子就倾向于歌唱式（相当于旧说‘吟调’），‘溜下去’或者哼下去。

但是两者同样可以有音乐性，语言本身的音乐性。

”这个发现促使他采用以“音步”建行的方式译诗，即不论二、三音节（单音字）的平仄、轻重，合一“音组”为一“顿”。

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译诗主张：“我们译西方诗，要亦步亦趋，但是也可以做一些与原诗同样有规律的相应伸缩。

”（1984：203-204）。

这种译诗主张是“翻译家对翻译之‘道’的经验的高度提升或高层级认识”（刘宓庆，2005：2），“绝非适用于一时一事的操作指引和操作规范可比的”（刘宓庆，2005：4）。

卞之琳强调，译诗的理论应该产生于译诗的实践，不必把严复的“信达雅”说当作金科玉律，后来常说三种说法中都只有一字可取：就是“信”，就是“似”，就是“译”。

“信”就是全面忠于原文；神寓于形，文学翻译只能相应，“似”不能“即是”；翻译就是“译”，不该是“创作”。

听说日本坪内逍遥译莎士比亚，结果比莎士比亚原著还好，要果真如此，那就是不忠于莎士比亚原著的本来面目，
并不与之相应，可能是坪内的好作品、坏译品（2000：8），也就是说，莎作翻译者在实践中要严守本分，不可过度纵容自己的“创作欲”。

卞之琳之所以不侈谈“信达雅”，实为反思30年代初梁实秋、赵景深、鲁迅等人就信与达的对立和统一、直译和意译的关系等进行的论战的结果。

鲁迅希望借助翻译来以欧化句法改良他认为不够精密的中国文法，因而赞同字比句次的硬译；梁实秋在翻译过程中重视“达”，倾向于对原文做“归化”处理，所以反对鲁迅提倡的硬译；赵景深认为译者应当关注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因此提出宁错而务顺，以及达第一、信第二的观点，这种观点受到了鲁迅的批驳，鲁迅还针对赵的主张提出宁信而不顺的翻译观。

这场论战中，鲁迅、梁实秋、赵景深及他们的支持者各持己见，他们的看法在后人眼中均有失偏颇，但在当时环境下却是有的放矢的重要观点。

卞之琳并未卷入这场笔战，他的翻译观也比论战三方的更灵活，同时又不失严谨。

他主张尽力使译文在内容与形式上忠于原作，重原作者/原文甚于读者反应，应“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让读者靠近作者”（schleiermacher，1992：42）。

在翻译格律诗时，卞之琳对音律、韵式的使用有时比原诗还要严格。

他认为译者应在忠于原文基础上加强译文的可读性，在信、达基础上保持原文风格。

原文体裁不同，直译与意译的侧重点也不同，所以在他看来没有必要肆言“神似”“形似”的短长、争辩“直译”“意译”的取舍，而应突破这些框框，放手译诗，既忠于内容，也忠于形式，在译格律诗场合，看究竟是人受格律束缚还是人能驾驭格律。

对于过度“归化”的译诗法，
卞之琳则明确表示反对，他在发表于1989年第4期的《译林》杂志的《“五四”以来翻译对于中国新诗的功过》一文中，提醒译者要预防过度“归化”：
“我们自己写诗，自应讲民族气派、民族风格，只是，以求‘喜闻乐见’为名，放纵和迎合惰性，以腔调烂熟为流畅，无视‘推陈出新’，据此译外国诗，自然容易走样、失真、误人借鉴，自不待言。

而这种‘像诗’的所谓半格律体或自由体，一朝成为流行模式，就最便于作一般化、庸俗化的传导工具。

”
显而易见，卞之琳重视保留原文的语言特征。

我们可以从卞之琳对《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中王子著名的独白为例，体会其翻译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

原文：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whether’it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卞译：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

/要做到高贵，究竟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矢石交攻呢，/还是该挺身反抗无边的苦恼，/扫他个干净？……（卞之琳b，2000：81）
《哈姆雷特》使用的无韵诗一般为抑扬格五音步，每行的十音节构成了五个弱强音格的音步。

这种无韵诗每一行里的音节数相对较松散，亦可包容变化，但
规范的节奏或格反映了有条不紊的秩序和稳定的情绪，若节奏与格突发变化，则可能暗示了秩序的紊乱或情绪的失调。

引文的前三行就一反常规，比抑扬格五音步（十音节）多出一个音节，到第四行又恢复为典型的五音步十音节。

前三行节奏上的迟滞、拖沓传达了王子的迟疑与苦闷。

诗行节奏的变化反映了王子的心理矛盾。

卞译在行数、句式都贴近原文。

以“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为例，“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的五顿十一字对应了原文中的五音步十一音节。

从措辞上看，卞译避免了“生存”、“毁灭”这样的抽象词，着意重复了简单而别具意味的“活”字，从语言、节奏上都配合了原文所需的犹疑情调。

而卞译最大的长处恰在节奏，译文在词序上紧随原文，读来前后连贯，一气呵成。

卞之琳在翻译莎剧中的诗体部分时均采取等行翻译，尽可能做对行安排来保持原文跨行与行中大顿的效果。

剧词中有的地方一行只有二、三音步，他就将之译为短行。

不同学者审订的莎剧原文版本在分行上偶有不同，卞之琳便认真比照，尽量避免将原来的短行译成整行，或是让译文比原文多出一行。

原文中若有几个并列的形容词、名词之类，他便根据译文要求（主要是格律要求）在译文中将之酌情融汇为一两个或删去一两个；莎剧原文处处行随意转，他的译文也尽可能贴近原文。

德国文艺批评家希勒格尔曾说，严谨的译者“不仅会移植一部杰作的内容，而且懂得保存它的形式的优美和原来的印象，这样的人，才是传达天才的信使。

”从卞之琳为了使译文的内容和形式尽可能带有原文意味而付出的努力上看，他是当之无
愧、广受推崇的“信使”。

三卞之琳的莎作翻译与诗歌创作
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卞之琳的译诗与创作是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

卞之琳并非高产诗人，但他的诗却因语言、形式的多样、富于变化的技巧和意义的繁复而独具魅力，他所翻译与研究的众多作家作品，对他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的诗与莎作间也确实存在许多微妙呼应，如《候鸟问题》里的“我的思绪像小蜘蛛骑的游丝/系我适足以飘我”之句就能让人品出《罗密欧与朱丽叶》中“a lover may bestride the gossamers…”的甘味。

卞之琳非常推崇对他影响至深的莎士比亚，认为莎剧中人人脱口成诗，又分得出彼此，他借鉴莎作的语言来丰富诗歌的语言，极大提升了自己的诗歌创作水平。

他的《三秋草》（1933）、《十年诗草》（1942）、《翻一个浪头》（1951）、《雕虫纪历》（1979）等便体现出了艺术语言由单纯朴素到丰美醇厚的衍变过程。

四结语
卞之琳在他的创作、翻译生涯中深刻认识到诗是文学的一个门类，外国诗通过本国语翻译可以增进本国读者理解与领会的深度。

译诗，比诸外国诗原文，对一国的诗创作影响更大，中外皆然（1984：196）。

他认为五四以来的白话新诗表达方式单调，语言陈滥，缺乏艺术感染力，也就难起长远的教育作用，从西方来的影响可以使白话新诗的语言多一点丰富性、伸缩性、精确性，“正确认识而借鉴外国诗，适当接受它们的影响，和继承我国旧诗的好传统与发扬我
国民歌的好榜样，结合在一起，来发展我们的新诗”（1984：152）。

卞之琳一生与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用“以诗译诗”的标准传递原文的绵密机理，因汉译莎士比亚彰名文苑；又从翻译中获得诗歌创作的滋养，凭意韵优美的诗篇垂范翰林。

从著译相长的角度看，他是足资后人借鉴、学习的榜样。

参考文献：
[1] schleiermacher,friedrich.“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trans.waltraud bartscht.theories of translation: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eds.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2] 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三联书店，1984年版。

[3] 卞之琳：《雕虫纪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4] 卞之琳：《莎士比亚悲剧论痕》，三联书店，1989年版。

[5] 卞之琳：《卞之琳译文集》（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6] 卞之琳：《卞之琳译文集》（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 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版。

[8] 周兆祥：《汉译〈哈姆雷特〉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9] 朱生豪：《莎士比亚全集》（卷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作者简介：邵雪萍，女，1980—，浙江兰溪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西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工作单位：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