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图书分类

我国图书分类：四库分类法简议

发布日期：2012-04-18 字号：大中小【打印】

中国古代书目分类体系即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是我国古代类分图书的主要方法,它是我国特有的图书价值分类体系,它的独特性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它内在的文化内涵,又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书目分类体系即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是我国古代类分图书的主要方法,它是我国特有的图书价值分类体系,它的独特性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它内在的文化内涵,又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密切相关。

四部分类法最令人感到困惑的特质就是它的类别观念模糊,这也是一部图书分类法最致命的弱点,它突出表现在经部、子部,以及史部的某些子目上。经基本上指被汉代儒家奉为经典的几部权威性著作,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在内容上,它由哲学、政治、文学、语言、艺术、历史等学科组成。《四库全书总目》被当作四部分类体系最完善的典范,它的子部分为:儒、兵、法、农、医、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等十四类,包罗万象,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四部内涵互相重迭,如经部与史部、经部与集部、经部与子部之间的相互包纳。

可见,作为一部图书分类法而言,它名不符实。实际上,四部分类法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的分类法,它虽然有类别划分的观念,但就其最基本的原则而言,并不是一个着眼于图书本身客观性质的类别系统,而是一个完整的图书价值体系,具有明显的价值评断功能。在这个体系中,价值评断是第一位的,类别区分则是第二位,四部之间不是平等的类别关系,而是上下主从的统属关系。其中经部的地位至高无上,史、子、集的价值等级依次而降。以这部图书分类法归类图书,在区别书籍的客观类别特征之前,首先要关注的是它的伦理政治功用价值。客观上属于同类别的书籍,由于它们的价值评断不同,会被分属于不同的类别,如《诗经》与赋,就其客观性质说,都属于文学类,但因先王以《诗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孔子把学《诗》当作修身的基础。一言以蔽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其价值评断远远地高于赋,故《诗经》入经部,赋入集部。再如,史部的正史与别史、霸史、载记在内容性质上完全相同,由于价值体系原则而设置为若干个类目。同一书籍,由于不同时代的价值标准差异,会从一个部类上升或下降到另一部类,如《孟子》从子升经,《山海经》由史降子,都是由于时代的价值观念转变所致。

这个以价值观念为第一性原则的分类法,源于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之中。中国的文化奠基于周的礼文化。礼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对宇宙的统一性的意识;其二,为强烈的伦理政治色彩。随后,经由孔子

“克己复礼”发展继承,在皇朝全盛的汉武帝时代与占统治地位的经学体系结为一体。汉代经学以天人合一为哲学根源,以天下大一统为最高的政治理想,以礼教为治国的主要手段,几千年来独尊于中国,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心理定势,重

合不重分。传统民族的心理所能重视的分,不过是以君主为最高级别,逐渐递减的等级名分的划分而已,君主统御一切,是其下各等级的共同主宰。这种思维定势无法建构科学的分类法,因为它缺乏类别划分的最起码的原则意识,即各类别之间平等对待的并列关系。

可见,“四部”是一个结构严密,自我封闭的价值体系,具有极强的规范性。其作用不只是归类整理图书,对于人们的学术研究还具有十分明确的导向性。在其后的两千年里,各种学问、典籍都以经为核心,重要的学术思想多以解经的方式提出,经学几乎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模式。经部之正经13部,字数不过65万,一部《十三经注疏》416卷,而历代解经典籍的数量要超出其数百倍。我国三千年以上文字记载的历史曾产生了庞大的历史文献。事实证明,由于四部分类法的导向作用, 经和史成了我国古代文化学术研究的中心和重点。四部分类法的这种教化功能,符合君主专制的原则,服务于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它与建立在以血缘宗法为特色、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大一统国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大一统思想相适应,所以它长盛不衰。

正因为如此,“四部”具有致命的弱点,它缺乏一般图书分类法应当具有的弹性,无法扩充或延伸。作为一个严密而自我封闭的价值体系,“四部”建构的是一种刚性结构,此结构不会随内容的变动而变动,在内部压力和外部因素的干扰冲击下,极易发生内在结构的混乱和失衡,导致整体结构的破裂和瓦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弱点,就是“四部”在价值第一的原则下,屈居第二位的类别原则。“四部”不只是价值的评断,在价值的评断为主之外,还兼顾到图书类别的性质特征,不过这种类别意识在各部间的分布很不均衡。经部甚至某些子目的建立完全出自价值的判断,价值观念不变,立类的标•准就不会改变。史、集二部的类别特征比较明晰。子部的类别标准较含混,无论是三教九流,或成一家之言,无处可归者,皆入子部。这样势必造成受力不均的现象,由于无法突破刚性的结构,长期的文化积累所产生的压力就会由结构的坚固部分向薄弱的环节集中,结果造成整体结构的破裂和瓦解。综观“四部”演化史,魏晋间四部分类法出现,至《隋书•经籍志》渐成一尊之势。唐以后的官修、史家,以及私撰目录,类目虽略有变更,几个部类之间的相互次序从未改变,内容的变化却差别极大。经部的地位至高无上,其内在的承受力却极有限,内容增长缓慢。孔子删定的六种经典到汉代《乐》已经亡佚,有人认为《乐经》根本就不存在。步入唐代,“五经”扩展为“九经”,至宋《十三经》定型后,再无增加,这是它的价值地位决定的。史、集稳定发展,由于它的类别性较明确,所以不能包纳更多内容,在经、史、集以外的各式各样的图书名目源源不断地向子部涌来。子部由《七略》的“诸子略”发展而来,《七略》之“诸子”收录儒、道、阴阳、法、名、

墨、纵横、杂、农等几个学派的著作,至唐增加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与周秦诸子相较而并观,则渊源各别,拟非其类,而失诸子之真矣”。更大一次的冲击来自域外文化佛经,传统文中无此,一时不好归类,曾附于四部之末,而且仅录其部名卷数,以别于正统文化,不妥;又归在子部之道家类,更不合适;最后还是独立一类,落脚于子。然而佛经体纪系庞杂,宗派林立,经典之浩瀚,决非诸子所能抗衡,于是子部内部出现倾斜与失衡。随后,艺术、类书等等,无不长足发展,书籍种类数量剧增,致使子部严重超载,接应不暇,捉襟见肘。而类书非一家之言,与子部类别特征大相径庭,开始因其数量不多,作为特例可暂归某一部,但逐渐蔚为大观,仍在子部立类,子部出现矛盾混乱, 打破了子部的外延,使“四部”的整体结构发生裂隙,呈现老化形态,于是便有了南宋郑樵的改革。郑樵提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著名论点。他认为“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郑樵图书分类思想的核心是图书分类必须以学术分类为基础。他又说:“一类之书,当集在一起,不可有所间也。”也就是说,内容相同的书,应当归为一类。反之,“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这些科学的图书分类的思想、原则,一直为人们所遵循,他的这一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四部分类法以价值评断为标准类归图书的方法。为了解决“四分法”所带来的混乱,他大胆革新,亲身实践,把礼、乐、小学三类从经部提出,把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从子部提出,使之独立出来,与经、子等并列,总分古今有无图书为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十二类。十二分法在体系上与四分法全然不同,它不是以价值判断为第一原则的价值体系, 而是着眼于图书本身客观性质的类别体系。它的关键之处在于否定了经的统帅作用,虽然保留了经部,但其他各部的确立已经不是由于它们与经部的关系而定,而是各部之间自身固有的内容性质的区别,于是打破了“四部”分类体系的封闭性,代之以开放式的分类结构。这种改革从根本上否定了经部的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郑樵的大胆尝试没有推广开。然而随着本土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涌入,书籍种类数量加速积累,废止已经严重老化的“四部分类法”已经是不可避免而势在必行了。当今的图书分类法在其基本性质上,正是郑樵所倡导的以类别思想为原则的分类法。“四部分类法”虽有如此弱点,但作为代表封建社会正统观念的价值体系,其本身就负载了大量传统文化的信息,它的学术价值绝不会随其实用功利的老化而消失,它已经成为中国以及全人类永恒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书目分类体系即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是我国古代类分图书的主要方法,它是我国特有的图书价值分类体系,它的独特性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它内在的文化内涵,又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密切相关。

四部分类法最令人感到困惑的特质就是它的类别观念模糊,这也是一部图书分类法最致命的弱点,它突出表现在经部、子部,以及史部的某些子目上。经基本上指被汉代儒家奉为经典的几部权威性著作,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在内容上,它由哲学、政治、文学、语言、艺术、历史等学科组成。《四库全书总目》被当作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