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与浪漫主义诗歌的异同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与浪漫主义诗歌的异同现代主义诗歌相关：

“五四”时期,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孕育、萌发,直至1925年李金发的诗集《微雨》的出版,才真正标志着纯粹的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的出现。其后20年代象征派的诞生、30年代现代派的探索、40年代中国新诗派的开拓、50~60年代台湾现代诗派的喧嚣、70~80年代之交朦胧诗派的崛起、80年代中后期“新生代”诗歌的潮涌。

在20世纪20年代象征派诞生的时候,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人,由于受西方现代主义人文观念的影响,他们对“人”和社会的关注不同于同时代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新诗人,郭沫若们欢呼的是如凤凰再生般的“人”和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李金发们却从另外的向度向我们展示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即表现悲剧性的人生和对社会的绝望。如李金发转向象征主义后的发轫之作《弃妇》。这首诗“从一个受到荒野狂风的怒号而颤栗的妇女的遭遇,传达出一种人生命运的悲剧气氛。”这个被命运所抛弃的妇女的形象“象征了人生不幸和悲苦的经历。当人为命运所愚弄并最终被抛弃,仿佛就是诗中这位‘徜徉在近墓之侧,永无热泪’的‘衰老的裙裾’发出的哀吟。”其后的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胡也频等象征派诗人大都以死亡、尸体、枯骨、荒冢等饱蘸颓废、没落气息的意象来象征悲苦的人生,对生命的价值表示怀疑,对生命的存在表示绝望,对个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流露出无所期待的浓厚的感伤意绪。

30年代的现代诗派植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现实,面对着时代的剧变—大革命由蓬勃热烈的高潮突然跌入沉寂的深谷,一群情感脆弱、神经敏感的热血青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人生挫折、命运打击,在理想幻灭之后,幽梦惊醒,无路可走,深感前途茫然。一时陷入了极度的彷徨和苦闷。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现代派诗就带上了浓重的这一特定时代下的特定的“时代情绪”,即施蛰存所谓的“现代的情绪”———感伤、忧郁、迷惘、彷徨、苦闷、绝望。戴望舒的《我的素描》中的两句诗正是此时的现代派诗人的典型写照:

“我是青春和衰老的结合体,/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但即使心灵遭受了重创,他们仍在寻找个体生存的意义和归宿。

救亡与民主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中国新诗派对此也有他们独异的思考。

20世纪40年代末现代中国政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从此中国在政治版图上被迫一分为三,两岸三地分别进入了不同的发展轨道。政治的分治,使得许多当时现存的机制被中断,当然也包括文化机制。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传统就进入了一个历史时段的真空状态,直至50年代中期台湾现代诗运动的潮涌。台湾现代派诗产生在民族分裂、家国隔绝的历史情势之下,面对台湾孤悬海外的政治现实和地理现实,诗人们更加关注个体的生存处境和民族的何去何从。祈盼中华民族早日结束分离状态、思念故国家园而产生的精神还乡也就便成为台湾现代诗运动的永恒主题。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朦胧诗运动,是作为对“文革”的消弭个体、反人道的倾向的反拨出现的,因而重新发现、肯定自我并表现、确立自我便成了朦胧诗的重要主题。主体意识的觉醒成为朦胧诗的鲜明特征。年轻的朦胧诗人们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带着被伤害了的浓重的怨愤和茫然的失落感在追求与寻找,寻求人的自我价值的确认,追求心灵自由的获得。同时他们还“始终自觉地坚持:

在主体意识之上还有时代意识和人民意识,并且,主体意识越鲜明,便越能表现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真实,越能为祖国与人民立言”。中国在经历了经年的消灭自我、扼杀人性的黑暗岁月之后,终于迎来了自我挺身而出为民族承担命运的新时代。年轻的诗人们纷纷敞开心胸、放开歌喉,纵情呐喊、歌唱。北岛的《回答》以一句石破天惊的“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的呼号,喊出了新一代的心灵破土而出的声音。

20世纪80年代中期集群式崛起的“新生代”诗人是以朦胧诗的反拨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尤其反感朦胧诗所追求的诗歌的社会性价值,致力于诗歌语言形式的实验,但从诗学主题的角度看,他们创作的着眼点仍在人的生存这一层面上,只不过他们“关心的是作为个人深入到这个世界中去的感受、体会和经验,是流淌在他血液中的命运的力量。”

现代诗歌的特点是：

有高度的概括性、鲜明的形象性、浓烈的抒情性以及和谐的音乐性，形式上分行排列。

浪漫主义诗歌相关：

中国浪漫主义诗歌是新诗移植西方浪漫主义之后在中国的产物,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时期、20世纪40年代政治抒情诗时期、20世纪下叶的新生代时期。郭沫若的《女神》当推新诗、尤其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作。中国浪漫主义继承了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理论。二者同样推崇神秘的创造力,推崇天才,以自我为文学的中心,蔑视规则,强调情感的宣泄,提倡想像力的作用,对此,中国浪漫主义作家因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变革而有清醒的自觉。

20年代初，创造社诗人郭沫若、田汉、成仿吾、郑伯奇等人，接受拜伦、雪莱、济慈、海涅、歌德、惠特曼、华兹华斯等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对初期白话新诗的拘谨、单调、缺乏想象与激情，对写实派过于拘泥于现实，对小诗派和湖畔诗派狭小的境界与格局，深感不满，起而强调诗歌创作的灵感、激情与想象，主张诗歌形式“绝端的自由”，由此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现代浪漫主义诗学体系，创作了大量的现代浪漫主义诗歌。

《天狗》一诗一口气用了30个“我”,这个我把日月星辰都吞了,这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的宣言。这个“我”就是上帝,这个“我”是极度膨胀的自我,郭沫若在诗里形象地显示了浪漫主义的自我观。

政治抒情诗也在极力塑造一种“当代崇高”。从50年代开始的政治抒情诗,主张:

“首先是思想内容上强烈的政治性,以及对诗的政治功能的强调,它要求诗人服膺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巨大的政治热情,关注和表现国内外正在进行着的政治斗争,反映社会的重大矛盾。题材的这种社会性和政治性的特点,使诗歌的主题通常是一个普遍性的政治主题,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常常不是富有独特个性的诗人自己,而往往是一个作为阶级代言人的抽象的“大我”。政治抒情诗的代表诗人有郭小川、贺敬之、严阵等。共同点：

1现代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都产生一定的时代背景，都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