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概论

民族理论与政策概述考试题目1,结合实例，谈谈加快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意义答：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要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扎扎实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

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

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才能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只有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才能进一步加强社会管理和提高社会服务水平,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

只有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才能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

在经济上，必须了解只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正确处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特别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①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现代化建设；②有利于正确处理和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尽可能地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③有利于坚持和落实“以人为本”思想，按照“五个统筹”要求，实现经济发展与各项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④有利于促进劳动者提高素质，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⑤有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

⑥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地位。

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有助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

经济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前提，只有大力促进经济发展，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必须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推进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这样才能推进社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因此，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而贯彻科学发展观又必须坚持经济发展的基础地位，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因此，只有使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党执政兴国才有稳固根基，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才有雄厚基础，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有现实可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有根本前提。

2，为什么说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对的根本制度？答：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

民族区域自治以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为前提和基础。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无产阶级在统一而不可分离的多民族国家中，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列宁曾把民族区域自治当作具有复杂民族成分和极不相同的地理等条件的民主国家的一般普遍原则。

他指出：“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以及有独特的经济和生活条件，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

”“建立拥有清一色的、统一的民族成分的自治州，哪怕是最小的自治州，对于消灭一切民族压迫都是极其重要的。

”斯大林也认为，多民族国家革命胜利后，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区域自治”。

他指出，区域自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实行的时候所遇到的不是没有区域的空中楼阁，而是居住于一定地域上的一定居民。

其次，区域自治不是把人们按民族划分的，不是巩固民族壁垒的，相反地，是打破这种壁垒，把居民统一起来，以便为实现另一种划分即按阶级划分开辟道路的。

最后，它使大家不必等待总的中央机关的决议而能最适当地利用本地区的天然富源并发展生产力。

民族区域自治是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但区域自治的实行一定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特别是民族关系的特点来决定。

因为各个国家民族的发展速度、居民的民族成分、居民的分布等各不相同。

中国解放后，党和政府根据民族关系的实际，实行了单一制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40多年的实际证明，这一政策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实际。

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的一个民族统治其他民族，被统治民族无权管理自己生活的情况，使每个少数民族能够自愿地同汉族联合起来，结成统一的民族大家庭，使祖国的统一不断巩固，各民族的团结不断加强。

由于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执行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在政治上，各民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民族内部各阶层之间实行了政治上的平等，有了参与管理社会和国家事务的权利；在经济上，实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存的经济所有制，而且过去一直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先进的民族地区的帮助，实现了共同繁荣；在文化上，社会主义文化在各民族植下了根，同时各民族也根据自己的文化特色，繁荣了自己的文化，既体现了中华民族56个民族文化发展的一致性，又体现了各民族的文化。

民族自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带来了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共同繁荣。

3，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谈谈你民族多对费孝通先生“中华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理解答：对中国历史上的极为复杂的族群关系，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末，专门提出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构想，并试图以此来统领当时及未来的中国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取向。

费孝通先生最初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中提起该构想，随之引起了学术界极为广泛的注意和讨论，并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即便在今天，这个主题仍然是民族学、人类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以及很多问题意识的出发点①。

如果从学术自身发展的脉络上去做一种学术史的追溯，这实际上又可以看成是相对于费孝通早年就汉人社会调查所得出的有关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认识，而自然生发出来的又一高屋建瓴的理论构想。

在这一构想的背后，也再一次体现出来英国人类学功能论的整体论对于费孝通整体学术思考的深度影响②，即这篇文章专门强调了社会现实的多元状况与族群关系理想图景之间互为一体的那种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依赖性的关系。

尽管因为费先生的文章题目而被大多数的学者直接误读成为只专注于“从多元到一体”的这一单一向度，但实际上，在这个大的框架中，费先生并没有排斥在现实的社会场景下的“多元”容纳在既有的“一体”之中的可能性。

就费孝通的早期训练而言，功能论的整体论的方法论的基本理路，显然是不会有意地把一个事物的各个方面割裂开来去进行分析的，只是在那个特别的时代里，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之后的那个时代里，中国自身再一次要去面对的可能不是来自国家内部的族群差异性分化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在面对因新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带来的西方世界及其文化的浸入时，其整体的共同性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以及这些都体现在了哪些方面。

若把费孝通晚年学术生涯再细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的话，从晚年早期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到其晚年晚期的“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这中间虽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但二者在核心的主题上是相互关联的，可以说，费孝通意识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作为内部差异性的各个民族的文化自觉之间出现了一种碰撞，这一碰撞从广义而言，可以看成是从孙中山和胡适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争论的延伸⑤，而从狭窄的意义上，又完全可以看成是与费孝通本人学术的早期经历中的一场相关争论的延续，即这可能又再一次触及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历史学家顾颉刚与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之间就民族的“一”和“多”之间的辨析所展开的争论⑥，借此，前后相隔半个多世纪的问题意识又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构想，除了有费孝通早期的英国功能沦的整体论的影子之外，更是他的问题意识的一种自然延展。

这个问题意识，实际上是受到其早年刚刚从英国学成归来时所读到的一篇报刊文章的刺激，那便是历史学家顾颉刚于1939年2月13日发表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

费孝通当时对此文做了一种纯粹学理上的回应，但这回应，实际上可以说掀起来了后来有关“中华民族”究竟是“一”还是“多”的学术大争论，显然，费孝通的人类学训练，使其更多地注意到了多样性的族群的存在，认为这是一个本不用争论的社会事实，但是，这一点认识，似乎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掉顾颉刚从历史与文化以及民族国家立场上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证。

而到了后来，差不多经过了半个世纪之后，费孝通又稍稍改变了自己单方面去强调民族为“多”的立场，而是暗中将顾颉刚所主张的观念也部分地吸纳了进来，成为了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多元一体格局”的主张。

无论如何，这都应该属于是族群关系认知上的一种新的创造，是在包容性基础上的民族关系构想的一种理论创新。

但是，这种主张也可能因为过度强调由“多元”而实现“一体”的过程，私下里为历史的循环论证留下了一个可以侵入的缺口，并且，这种论述也无法真正去面对在现代民族国家既成事实的“一体”状况下，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在不断地分化以及自我差异化上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