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从结盟到对抗简述

中苏关系从结盟到对抗简述

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宣布：“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与巩固中苏两国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其背景是苏两国、两国共产党在当代世界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从而使得中苏关系及其影响也在当代世界政治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因此，中苏关系——无论是友好，还是恶化，都会对当时的世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四十余年中苏关系的历史已经表明，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中苏双方的论战和对抗，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苏两国国内历史进程和历史面貌的发展，影响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面貌的巨大变化，而且还影响了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迁。研究和总结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四十余年相互关系的经验教训，这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十分有意义的。

斯大林时代中苏关系是好的，是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时需要我国支持，因此注意同我国我党搞好关系。至1958年，他渐渐站稳脚跟后，同我关系开始向坏的方向发展。 1958年4月18日，苏国防部长建议在中国设长波电台。7月21日苏大使又提出建立联合舰队，遭到我拒绝后，赫鲁晓夫大为不满。他看到对我控制不能实现，就开始向我施加压力。1959年6月20日苏军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技术资料。9月9日就中印争端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9月15日赫鲁晓夫访美大吹戴维营精神，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路线。赫在我国庆10周年大会上讲话，攻击我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10月2日两党会谈，他向我提出：1．释放5名美国特务。2．允许两个中国的存在。3．指责我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破坏了印度的中立。4．指责我将达赖逃印的责任推给印。毛主席、周总理对此作了批驳。10月6日他回到海参崴发表讲话，说我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 1960年4月，我党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赫鲁晓夫。6月下旬，赫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代表会议上，对我党搞突然袭击，攻击我国内外政策，说我国领导是疯子。我代表团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最后我以中苏团结大局为重，虽在公报上签了字，但同时发表书面声明，阐明了我党的立场。这次会议后，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恶化两国关系。7月16

日苏召回在华的1390名专家，片面中止应聘来华专家900名，撕毁了600多项协议和合同。片面撕毁互惠的友好杂志发行协议，并无理要求我政府召回我驻苏使馆一工作人员。同年，又缩减中苏贸易，并第一次在博孜艾格尔山口挑起边界纠纷。 1960年9月10日，我党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21日的通知书作了答复，阐述了我们的观点，批驳了他们的错误观点，提出怎佯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开好各国党的会议的建议。接着，9月17日，在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议。我方团长是邓小平，苏方是苏斯洛夫。要开好各国党的会议，关键是中苏两党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这次会谈是个前哨战，双方谈了各自的观点和意见，未达成任何协议。我代表团认为苏方企图是将苏共二十大路线强加给大会。因此，一场尖锐的斗争势难避免。会议定在11月召开，10月间在莫斯科举行26国起草委员会会议，我代表团团长是邓小平，团员有彭真、廖承志、刘宁一、刘晓。顾问有姚溱、熊复、范若愚等。我们的目的是坚持莫斯科宣言的原则，估计会有一场严重的斗争。但只要我们作一些妥协和让步，达成协议还是可能的。因苏方在国内外还有困难，大多数党要求达成协议。所以我代表团愿意在充分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下达成协议，开好会议。代表团要刘晓大使将这个愿望透露给苏方和各国党代表团。苏方起草的声明草案，果不出所料，包括了二十大的一系列观点。起草委员会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对草案大部分作了修改，达成部分协议。可是，赫鲁晓夫从纽约回来后，推翻了有些已达成的协议，使会议濒临破裂。我代表团采取边缘政策，说你们如果继续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只好回国请示丁。这才使事态好转，达成初步协议。11月81国党的代表会议如期召开。中共代表团团长是刘少奇，副团长是邓小平，团员有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廖承志、刘宁一、康生和刘晓。因为在当时改善中苏关系，不仅对中苏有利，对整个国际共运都有重要意义，我们仍采取以下方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愿听取各党代表的意见，经过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协议，开好会议，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会议开始时，苏共向各国党代表团散发一封长信，攻击中国共产党，挑起了新的争论。我党代表团不得不阐明我们的观点和意见，会议一度形成僵局。这时彭真同志和科兹洛夫在列宁像下交谈怎么办，彭真同志说：为了照顾苏共的困难，对苏共二十大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可以用1957年宣言中的文字。科说：那好!咱俩在列宁像下说话是算数的。他拉着彭真同志的手说，咱俩已达到喜马拉雅山高峰了。最后，经过大多数党的努力和我们的让步，才达成协议，这次会议体现了独立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打破了苏共的老子党的态度和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各国党的作法，这在国际共运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