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元代民族文化的交融与传播(一)

浅谈元代民族文化的交融与传播(一)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独特的时代。由于元朝政府在宗教和文化方面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各民族之间呈现出相互交融局面。

政治治理：蒙元政权是一个多民族利益集团联合体

蒙元政权是一个多民族利益集团联合体。中统政权（1260--1264年）初期，忽必烈重用汉臣，中书省宰相半数以上是汉人官僚。山东世侯李璮叛乱（1262年）后，忽必烈疑忌汉臣，开始起用西域人，回族和畏兀儿人在国家经济、军事及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回族人善理财，正投合蒙元贵族搜刮、挥霍财富的心理。阿合马，中亚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人，在世祖时期当了近20年宰相，主掌财政，是忽必烈进行统一战争期间倚赖的经济大臣。畏兀儿人廉希宪文武双全，是朝廷重臣。他的汉学修养很深，“与诸儒讲求事君立身大义，品评古今人物是非得失，焚香鼓琴，夜分乃息”。时人称他为“廉孟子”。另一位回族人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在这个少数民族聚集地区，他兴修水利，创办学校，深受当地人民拥戴。明永乐初年开始下西洋的郑和也是回族，出生云南，想必是迁徙云南的回回的后裔。忽必烈政权后期，还谨慎地起用了一些南人，如宋宗室后代、大书画家赵孟俯。此外，朝廷中很可能还有一些欧洲人充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那本《马可．波罗游记》中就自称曾在扬州做过三年地方官。

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优秀人才在政府各部门中工作，他们在中原生活多年，学习吸收汉文化养料，同时也将本民族的语言、习俗带到中原汉地，从而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宗教信仰：元代奠定了中国五大宗教并存的格局

在元朝中后期，朝廷（特别是后宫）里有不少高丽人，这给元廷带来些许异域风情。高丽曾被视为元朝的一个行省，许多方面受中原的影响。忽必烈手下儒臣郝经写过一首诗，形容这种影响：“高丽立国千余年，跨山连海东北偏。文物制度慕汉唐，衣冠礼乐如中原。”

除上所述，各民族文化的交融还特别表现在宗教信仰方面。蒙古族信仰萨满教，但在民族扩张和迁徙过程中，蒙古人并不排斥其他宗教信仰。马可．波罗称，忽必烈把佛教的释迦牟尼、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基督教的耶稣和犹太教的摩西称为四大先知。可见蒙元贵族对各大宗教采取了宽容态度。

蒙古时期伊斯兰教徒进入中国主要是由于蒙古西征引发的。一方面在中亚的各蒙古汗国后来大都伊斯兰化，另方面蒙古军西征东返时带回大批伊斯兰教徒，他们多是商人和工匠。元初大都有回族三千户，有“元时回族遍天下”之说。据张国刚、吴莉苇着《中西文化关系史》，元灭南宋后，开封的犹太人在朝廷支持下建犹太会堂，面积达一万余平方米。到明朝时，开封犹太人约4000—5000人，有人还经科举考试进了衙门做官。也里可温、罗马天主教在元朝也有一定的传播，元中央机构有掌管也里可温的崇福司。忽必烈曾派马可．波罗父子作为信使与罗马教廷进行联络。忽必烈死后，教皇的特使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孟德高维诺的约翰来到大都，并在大都建立第一个天主教传教区。元时，南方的泉州是天主教徒较多的城市，他们从海路来到中国。

南宋宫廷琴师汪元量写过一首《自笑》诗：“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意思是说，佛教（藏传佛教喇嘛教）在当时得到官方的大力扶植。忽必烈曾让藏僧八思巴传授灌顶，让他造蒙古新字，又任他为帝师，兼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僧俗事务。蒙古族文化中藏文化元素居多。帝师在朝中地位尊贵，《元史．释老传》形容这种尊贵说：“百年之间，朝廷所以礼敬而尊信之，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因为这种尊贵的地位，使得后来在汉地的僧徒越来越腐化霸道，造成了不良影响。位于北京西城、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元朝建筑白塔寺（妙应寺）就是一座喇嘛塔，设计者是尼泊尔人阿尔尼格。元时道教也有很大发展，如果说丘处机不远万里赴西域拜见成吉思汗颇具传奇色彩，那么以内丹修炼为主的全真道进入全盛期，就是实实在在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