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欧洲
文艺复兴史的研究
刘明翰
【提要】　“文化大革命”前,我国欧洲文艺复兴史研究的基础较弱。

“文化大革命”中文艺复兴的研究完全停顿。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文艺复兴史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0年)的特点是对文艺复兴的内容、性质、历史意义和思想解放等综合性问题展开了研讨。

第二阶段(1990—2000年),与世界学术前沿接轨,系统总结了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广泛拓展了对欧洲各国诸多问题的研究领域,成果显著。

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我国开始建立了有特色的文艺复兴史研究体系、撰著多卷本文艺复兴史丛书并加强对文艺复兴原始史料和名著的翻译和研究,学术队伍茁壮成长。

【关键词】　文艺复兴　意义与思想解放　拓展研究　多卷本丛书
文艺复兴是世界历史中涉猎领域广阔、巨人层出不穷、成就绚丽多彩、历史影响深远的极其重大的关键性问题,我国过去对文艺复兴研究基础较薄弱,但近年来研究工作渐趋深入,并日益活跃,展现了中国研究的水平和特质。

我国期刊中,长期以来国内对文艺复兴的研究,仅有一些综述性的文章。

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只有两本我国学者撰著的有关文艺复兴史的著作,一本是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史》(1921年版);另一本是陈衡哲著:《文艺复兴小史》(1926年版)。

20世纪50—60年代,国人撰写的关于欧洲文艺复兴的论文,主要有吴于廑的《文艺复兴的社会背景及其历史作用》(《历史教学》1956年第4期),刘明翰的《伟大的革命科学家哥白尼及其太阳中心说》(东北师大《函授教学》历史版1957年第10期),毅人的《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艺术家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甘肃师大《历史教学与研究》1960年第1期)以及尹曲的《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4年第1期),而著作只有朱龙华编著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此外,与文艺复兴有关的译著仅有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王以铸译的《文艺复兴》(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译文则极少。

“文化大革命”浩劫期间,姚文元炮制出《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红旗》1970年第4期)一文,公然提出对欧洲文艺复兴,必须“彻底批判和与之彻底决裂”,否则便要对
①赵立行:《建国以来文艺复兴史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李长林:《国人对欧洲文艺复兴的早期
了解》,《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8期,以及《中国对欧洲文艺复兴的了解与研究(五四时期及二三十年代)》,《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7期。

78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研究
文艺复兴及其研究者“全面专政”,气焰十分嚣张。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国内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完全是空白停顿状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欧洲文艺复兴的研究,开始了真正的“复兴”。

30年来我国关于欧洲文艺复兴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1978—1990年),围绕欧洲文艺复兴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他们对高校教学传统上的重点问题作出了梳理和钻研,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对文艺复兴的背景内容、性质、意义和思想解放等综合性问题逐步展开研讨。

首先,学者们集中探讨的是文艺复兴产生的背景和历史意义问题。

在1978年,最早对文艺复兴的时代及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意义进行肯定的文章有三篇,即:刘明翰、张志宏的《文艺复兴的时代、巨人和科学》(《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吕同六、郑土生的《谈文艺复兴的伟大历史作用》(《光明日报》1978年6月10日版)和邢贲思的《欧洲两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

此后还有朱龙华的《文艺复兴与思想解放》(《世界历史》1980年第3期)、刘辉扬撰写的《但丁———争取意大利民族统一的战士和思想家》(《齐鲁学刊》1981年第4期)、郭圣铭的《文艺复兴的伟大历史意义》(上、中、下)(《历史教学》1982年第5、6期、1983年第1期)等。

分析文艺复兴产生的背景,有郭振铎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孙锦泉的《君士坦丁堡陷落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关系置辩》(《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张绪山的《试论经院哲学与文艺复兴的关系》(《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以及张椿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5期)。

其次,关于文艺复兴的性质和评价,计有:袁庆和的《试论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文化的阶级性质》和《再论文艺复兴的阶级性质》(先后载于《黄石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和《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杨毓初的《试论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个性和共性》(《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在80年代初,引起史学界特别关注的是围绕文艺复兴的地位和评价问题的讨论。

王正平在《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艺复兴”》(《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当时国内对文艺复兴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了过高的评价,关于文艺复兴带来“思想大解放,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的观点违背了历史主义,文艺复兴较之于启蒙运动,具有早期的、不成熟的特色。

针对王正平的观点,张执中在《文艺复兴评价问题再讨论》(《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中指出,必须充分肯定文艺复兴在世界历史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它在人类思想史上是划时代的,为启蒙运动新思想大厦埋下了基石。

判断历史贡献的大小,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基础和时代条件。

还有类似的不同意王正平先生的文章发表出来。

这样的商榷和讨论,对贯彻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方针,十分有益和必要,活跃了世界史学科的学术空气。

可惜未能更深入地展开。

再次,有关欧洲文艺复兴史上、下限的标志和历史分期等问题,刘明翰、张志宏结合国内的不同看法,在《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和《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发表
88
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文艺复兴新探》等论文,先后提出具体见解,主张:“欧洲文艺复兴的上限应以但丁发表《神曲》(1307—1321年)的代表作为标志。

”恩格斯曾指出,但丁“是中世纪最后的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欧洲文艺复兴下限的标志众说纷纭。

国外许多著作多称文艺复兴迄1517年路德宗教改革时结束;或称1527年德皇查理五世攻陷罗马、出现“罗马浩劫”为文艺复兴衰落的标志,有些书笼统称文艺复兴是15世纪始至16世纪末终止或结束于1642年伽利略的逝世。

刘明翰等认为,欧洲文艺复兴的下限,应以弗朗西斯・培根发表的《新工具》(1520年)和笛卡儿的代表作《方法论》(1637年)为标志。

关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分期,刘明翰认为应划分为三个时期。

《神曲》问世(1321年)至15世纪中叶为早期。

中期指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天体运行论》)和《人体构造论》(均为1543年)的发表为断限。

此后,进入欧洲文艺复兴的晚期,直至17世纪30年代,是近代自然科学和新的人文科学相继诞生并取得划时代成就的时期。

上述观点得到史学界许多学者的同意(见《世界史・中世纪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及姜守明等著:《西方文化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复次,有关人文主义的思想内容和人文主义者的重要观念,有几篇较高质量的文章,如:程显煜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张椿年的《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时间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财富观念的变化》(《世界历史》1986年第7期、1987年第3期)。

围绕佛罗伦萨城市有关情况的文章,计有:王挺之的《佛罗伦萨的公众庆典仪式与文艺复兴》(《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尚祖琦的《14世纪佛罗伦萨社会结构中的封建成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郑群的《佛罗伦萨市民人文主义者的实践与“积极生活”的思想》(《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孟广林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市民人文主义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冲击》(《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王挺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宗教生活》(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最后,针对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有三篇简短的文章,即:王挺之的《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6期)、郭振铎的《略论马基雅弗利及其〈君主论〉》(《史学月刊》1987年第6期)、王挺之的《马基雅维里思想探源》(《历史教学》1988年第12期)。

在《中国历史学年鉴》和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历年所出的会刊(《研究通讯》)中,对欧洲文艺复兴的研究动态与成果都有一些简讯和综述,迄1990年前,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类刊物和《论丛》中已发表的有关欧洲文艺复兴的各类论文、译文与资料约60多篇。

另外,国内还相继出版了布鲁克尔著、朱龙华译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三联书店1985年版),陈小川等著的《文艺复兴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吴泽义等编著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丹尼斯・哈伊著、李玉成译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三联书店1988年版)等一些著作和译著,以及王锦园、盛志光著的《精神世界壮丽日出的画卷———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这些成果,活跃了国内的学术气氛,促进了我国科学研究的展开和各校教学质量的显著提高。

但第一阶段前进过程中的不足之处是:对意大利以外欧洲各国
98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研究
的文艺复兴及其特征研究较少;对国际上学术界有关文艺复兴的研究近况了解不够;对文艺复兴时代全方位的许多问题及对著名人文主义者的个体思想尚欠深入考察。

二
第二阶段(1990—2000年),自1990年起,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内成立了由刘明翰、王挺之分工负责的欧洲文艺复兴史研究分会等的系列分会组织。

这一阶段的重点是研讨并总结了国内外对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研究成果,与世界学术前沿接轨,并有组织、有计划地拓展了研究领域,学术研究气氛活跃。

1991年初,我国史学界有几篇重要文章问世。

这就是:王挺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文艺复兴研究(1940—1970)》(《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王挺之、徐波的《文艺复兴研究五百年》(《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2期)和王挺之的《“文艺复兴”研究的新趋势》(《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刘明翰、郑一奇主编的《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四卷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1月版)将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列为重点专题阐述,并将文艺复兴前、后中国同西方加以横向比较。

20世纪90年代,我国有关欧洲文艺复兴的研究出现了许多新气象,主要表现在:学会重视并组织对文艺复兴选题的研讨和信息交流;加强对国外学者们的研究近况和成果的了解和介绍;对意大利以外欧洲各国文艺复兴的研究内容明显扩大;文艺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思想范畴的选题多样化;更可喜的是依据人文主义者本人著述等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的论文和学者们的有关著作与译著比以前增多。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自1987年11月在西安举行的文艺复兴专题讨论会起,历年的学术年会中都有计划地安排研讨欧洲文艺复兴及中世纪晚期社会过渡和转型等热点问题的讨论。

有关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著述,先后有:孙秉莹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西欧史学的发展》(《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1期)、秦颖的《浅论马基雅维里的史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

在刘明翰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评介》(三卷本)(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中,对文艺复兴的原著或重要名著,如布克哈特著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但丁的《论世界帝国》、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佛罗伦萨史》等多部著作都做了介绍和评述。

有些论文,如《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史学评析》(《四川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马基雅维里史学思想新探》(《九江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马基雅维里对西方史学的贡献》(《广州师院学报》1998年第8期)以及《文艺复兴的历史学家汉斯・巴伦及其“公民人文主义”》(《福建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等都不同程度地介绍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原著。

对西欧各国文艺复兴及其特点的研究,有刘明翰的《德国文艺复兴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1年第2期)。

国内学者的论文以郑如霖的贡献最突出。

他先后发表了《略论法兰西文艺复兴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略论尼德兰文艺复兴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略论西班牙文艺复兴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
09
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期)及《略论英吉利文艺复兴的特点及其产生原因》(《江门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此外,还有一些有关的论文,如:《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若干特点》(《阴山学刊》1998年第4期)、《欧洲文艺复兴特点述评》(《湖北电大特刊》1998年增刊)等。

上述论文虽然论析简略,尚有待史论结合再予以深入,但开拓了研究思维的取向,是极可贵的。

有关罗马教皇与意大利显赫家族的专制王公同文艺复兴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一些著作中多把他们笼统地视为文艺复兴的对立面;认为文艺复兴的反对矛头是指向所有教皇、教会和专制王公的……学者们经过具体研究和仔细排比分析,认识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教皇并非千人一面和铁板一块,有些教皇和王公曾支持和促进了文艺复兴的活动。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有关论文,计有:程显煜的《罗马教皇与罗马文艺复兴》(《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郑如霖的《教皇利奥十世的历史地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庞易民的《教皇尼古拉五世与文艺复兴运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以及沈之兴的《论美第奇家族对文艺复兴的促进作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祁颖的《论美第奇家族支持文艺复兴之原因》(《求是学刊》1997年第4期)。

刘明翰著的《罗马教皇列传》(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对教皇尼古拉五世、尤里乌斯二世及利奥十世等分别有过全面分析,指出他们本身集双重性与矛盾性于一身,虽然反对和镇压新教的宗教改革,但本人学识渊博,曾招揽学者,重视教育,奖掖和支持文艺复兴文学、艺术与建筑,保护古典作品与文物,开拓西方文明,资助人文主义活动,对文艺复兴的传播发挥过积极作用。

同文艺复兴有关问题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拓宽。

如指出但丁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政治家的论文,计有:徐波的《但丁政治思想分析》(《西南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刘明翰的《但丁是人文主义的政治思想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等;论文选题涉及的范围明显扩大,如王素色的《文艺复兴运动对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张笑梅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建筑艺术概述》(《开封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高福进的《音乐文化与欧洲文艺复兴》(《天津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孙锦泉的《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基础》(《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王挺之的《近代外交原则的历史思考———兼论马基雅维里主义》(《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马涛的《西欧人文主义文化与明朝市民文化》(《汕头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王挺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宗教生活》(《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王素色的《重商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4期)、周春生的《“人性反对神性”质疑———评文艺复兴研究中的一种流行观点》(《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6期)、刘苏华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文艺复兴的影响》(《湖南师大社科学报》2000年第5期),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新出版的有关文艺复兴的著作和译著明显增多。

我国学者撰写的著作计有:张椿年著:《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彭顺生著:《影响西方近现代思想的巨人———马基雅维里思想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顾蓓等著:《英国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王挺之、徐波、刘耀春著:《新世纪的曙光:文艺复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蒋孔阳、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通史》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易杰雄主
19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研究
编、康天意著:《文明的狂飙疾进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明》(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褚宏启著:《走出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教育情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有关的译著计有:A1古列维奇著,庞玉洁等译:《中世纪文化范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加林著,李玉成译:《意大利人文主义》(三联书店1998年版);孔多塞著,何兆武等译:《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三联书店1998年版);G1R1波特编,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文艺复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文艺复兴》(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伊拉斯莫著,刘曙光译:《愚人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等(凡再版的著作和译著均未刊)。

三
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我国组织撰著了反映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多卷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丛书,着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史研究体系,同时加强了对文艺复兴原始史料和名著的翻译、整理和研究,这是新阶段的重点和特点。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于2001年5月下旬在山东(济南、泰山、曲阜三地)举行第27次全国学术年会。

这次年会的主题是研讨欧洲文艺复兴与中世纪中外文化比较。

会议期间,根据人民出版社的委托,确定由学会理事长刘明翰为主编,朱龙华、庞卓恒、朱孝远、王挺之四人由出版社聘任为编委,组织编写12卷本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丛书》。

目标是争取反映出我国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研究水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起借鉴作用。

应充分利用美国1999年版的《文艺复兴百科全书》及国内外史学界的新成果和第一手资料,力图写出中国人史学著作的特色,在体系、框架和论析、比较等方面有所开拓和创新。

人民出版社要求各卷的第一作者必须是对欧洲文艺复兴史有先期研究成果,能利用一门以上外语为科研工具、对该卷内容具有统稿能力的教授担任。

经过近两年的编写、讨论样稿和磨合,终于在2003年使欧洲文艺复兴史丛书正式被批准列入国家社科课题基金项目的规划之内。

历经五年左右的撰写、讨论和反复修改,迄2006年末和2007年春,欧洲文艺复兴史丛书中的哲学、教育、宗教、科技、艺术和城市与社会生活各卷已完成三审定稿,而文学、经济、政治、史学、法学和总论各卷正进行再度修改、加工,亦接近齐、清、定交出版社的阶段。

自2001年以后,国内出版的著作计有:周春生著:《文艺复兴时期人神对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潘树林著:《神人之间激荡的文艺复兴》(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施诚:《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与艺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意大利文学学会编:《意大利文艺复兴历史与现实性》(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洪洋编著:《欧洲文艺复兴造型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张世华编著:《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刘明翰、陈明莉著:《人类文明之火》(学习出版社2004年版);朱龙华著:《文艺复兴的起源与模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徐波著:《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民族史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刘小枫、陈少明主编:《马基雅维里的喜剧》(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曹意强著:《时代的肖像:意大利
29
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文艺复兴艺术巡礼》(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周春生著:《马基雅维里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译著则有:李瑜译:《文艺复兴书信集》(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美国《人文》杂志社编,多人译:《人文主义:全盘反思》(三联书店2003年版);加林主编,李玉成译:《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三联书店2003年版);哈斯金斯著,夏继果译:《12世纪文艺复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关于欧洲文艺复兴研究的文章,在过去的基础上,篇幅明显增多,有些论文则有开拓性的创见。

计有:童自觉的《征服与被征服: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理性思考》(《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王亚平的《论西欧中世纪的三次文艺复兴》(《东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6期)。

2002年有赵立行的《宗教与世俗的平衡及其相互制约———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宗教观》(《历史研究》2002年第期),该文着重说明了宗教批评的前提和限度、理想宗教模式的建构和世俗与宗教的悖论。

刘明翰的《伊拉斯谟新论》(《世界历史》2002年第3期)指出,伊拉斯谟并非德国人,而是尼德兰人,他不仅是人文主义的泰斗兼语言学、考订学权威,而且是天主教宗教改革的思想家和活动家。

刘明翰又在《杰出的教育思想家———伊拉斯谟》(《历史教学》2002年第4期)一文中结合史实肯定了伊拉斯谟是文艺复兴时代卓越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

另有两篇内容很有新意的论文是:彭小瑜的《12世纪“文艺复兴”的政治含义:理性霸权和“迫害之风”》(《史学月刊》2002年第6期)、张椿年的《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的财富观》(《炎黄春秋》2002年第9期)。

2003年后的有关论文有:陈新的《“人文主义”的兴起———一个有关史学认识个案的分析》(《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周春生的《西方文艺复兴史三大研究热点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刘耀春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市民生活伦理》(《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孙艳的《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婚姻特点》(《世界历史》2003年第2期)。

2004年,周春生又发表了《西方文艺复兴史三大研究热点述评(续)》(《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张俊芳的《试论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中的古典源流及其人本精神》(《世界历史》2004年第4期),夏继果的《哈斯金斯与“12世纪文艺复兴”》(《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米辰峰的《劳伦佐・瓦拉的生平与思想》(《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刘明翰的《中国是从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的?为什么?———欧洲文艺复兴前后中国同西方的比较》(《贵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005年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编的《2003年环球回顾论丛》(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实为2003—2004年内写出的文艺复兴的论文,计有:王乃耀的《佛罗伦萨早期的文艺复兴》、崔莉的《浅谈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女性及其文学作品》、孙锦泉的《人文主义史学的滥觞》、刘耀春的《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问题”》等四篇;此外,还有刘耀春的《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史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以及周春生的《道德的合理性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西方马基雅维里思想批评史寻迹》(《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赵立行的《彼特拉克书信述评》(《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周春生的《马基雅维里思想评略》(《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4期)。

2006年以后发表的有关文艺复兴的论文,计有:王乃耀的《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经济之考察》(《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刘景华的《人文关怀的技术体现:对14至17世纪西欧几项重要技术的考察》(《世界历史》2006年第5期),陈暾的《意大利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