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近代日本的国体_军事封建帝国主义

日　本　研　究一九九九年第四期浅谈近代日本的国体——军事封建帝国主义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汤重南

日本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日本垄断资本不仅与军国主义,而且与封建残余密切结合。

1878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成立及其相对独立的特权地位,标志着日本开始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形成大体是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它不是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后,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幕府时代的日本,是封建军国主义国家。封建武士领主掌握社稷权柄,形成了军事封建专制的统治体制。领导明治维新的中下级武士改革派,掌握着国家的权力中枢,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残存着封建武士道和“军事立国”的思想。因此,明治政府领导人本身就成了将封建军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军国主义融合起来的媒介。

在明治政府成立后的十年中,日本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口号下,从确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藩阀政府、建立军国主义经济基础、建立军国主义武装部队和警察,直到以西方列强为样板,迷信武力,扩充军备,对亚洲弱小邻国实行侵略扩张,1874年,侵略台湾,翌年挑起侵略朝鲜的“江华岛事件”,1876年更迫使朝鲜订立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孕育进而初步形成了。

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完全确立,大体从陆军卿(国防部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和《参谋本部条例》的1878年至签订《日英新通商航海条约》的1894年。在此期间,明治政府继续贯彻“三大政策”,并确立了近代天皇制。随着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立,日本近代军国主义体制亦完全确立。

以1880年11月明治政府颁布《处理官营企业条例》为标志,开始殖产兴业第二阶段(1880—1885年)。这期间以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为主。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7个方面:(1)废除各地关卡,培育和发展全国统一市场;建设铁路,发展航运、邮政、电报和电话等近代交通通讯事业。(2)接管幕府和各藩的工矿企业,加以改造和扩充,以形成国有的企业体系;大力创办各种称为“模范工厂”的新式近代企业。(3)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造原有技术和工具;注意创办民品工业。(4)采用奖励、保护等多种方式,鼓励优质新产品和发明创新:举办交流会、博览会以推广先进技术。(5)推行“劝农”政策,引进西方农业技术、农牧业品种和经营管理制度;结合“士族授产”的“劝业”,使大批原封建武士从事农垦。(6)扶植与保护私人资本,促进私人企业发展。从1880年11月起,决定将军工、铸币、通讯、铁道、印刷等特殊部门以外的官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三井、三菱、川崎、古河等

特权大资本家。(7)奖励国产,鼓励国货出口。

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行,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政府的大力保护和扶植下, 1886—1890年间,在日本出现了早期产业革命热潮。它几乎扩展到一切主要工业部门,特别是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发展异常迅猛。到甲午战争(1894—1895年)前后,日本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产业革命开始后,外贸亦急剧发展,外贸额在10年间几乎翻两番,且以出超为主。在国家把国营企业、矿山处理给大资本家后,集中力量扩充和发展不在处理之列的军事工业部门,即一大批生产、制造军火和军舰的陆海军工厂,以及铁道、通讯等一系列有军事意义的企业。国家专营军工后,军事经济急速发展,不仅机器生产水平提高很快,军工生产技术也有空前发展。1880年日本陆军少佐(校)村田经芳设计了新式步枪,接近当时国际水平,并很快从1885年起每年生产出二、三万支村田步枪,炫耀于甲午战争中。

日本产业革命从一开始就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加以组织和推进的,从而使日本几乎不曾有过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亦使日本国家资本的作用表现得极为突出,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这不仅使私人资本日益依附于日本国家权力,而且也决定了以后国家资本在日本资本主义中的特殊作用和特殊地位。而且由于日本产业革命开始之时,西方各国的产业革命都已基本完成。当时,日本还处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半殖民地危机的威胁依然存在,这就决定了日本只能以极高的速度进行产业革命,大量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吸取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现成成果,迅速完成日本产业革命。

日本产业革命的实际进程表明,一方面,日本是首先以军工生产为主建立近代的国营重工业,同时以国营重工业的军工企业带动了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实现了工业化。这就造成了日本资本主义一开始便依靠国营工业(以军工生产为主)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局面。从而使日本资本主义从形成伊始就带有军事性质。军事工业在日本产业结构中始终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起着中枢作用,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的一大特点。另一方面,日本的产业革命是依靠对内残酷剥削压榨,对外侵略掠夺来不断推进的。对农民的重税盘剥,对工人的残酷榨取,都是众所周知的。由此在日本近代史上出现了寄生地主制的确立和日本寄生地主又往往兼有资本家身分的独特现象。至于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和掠夺,既成为日本产业革命进展的条件,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这样,日本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疯狂的侵略性和掠夺性,从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社会经济基础。

明治政府于1879年又迈出教育改革的第二步,即制定47条的《教育令》,废除学区制,将小学设置、管理权下放地方,学制缩短,教学内容简化。翌年又修改《教育令》,加强对教育的监管权,使就学率迅速提高,1883年达51%。1885年实行内阁制,森有礼首任文部大臣,他先后主持制定、公布了《帝国大学令》、《小学校令》、《中等学校令》和《师范学校令》等一系列教育法令,使教育改革进入确立近代教育体制的第三阶段。上述教育法令的推行,基本上确立了近代教育制度,教育普及率及中学、大学都有极迅速的发展,成果极为显著。但教育改革的同时,日本政府亦注意加强为巩固近代天皇制统治的思想教育,特别是1879年8月明治天皇在侍讲元田永孚的帮助下,以元田名义拟就并发表《教育大旨》,开始干预教育改革。1890年10月发布的《教育敕语》,更进而将忠于天皇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与此同时,规定

“神道”为国教,建立起一整套军国主义教育制度,向全体国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主要是尊崇天皇和皇室的“尊皇思想”,加强军事教育及训练的“武国思想”和相信天皇为人间活神的“神国思想”。使军国主义教育成为军国主义统治体制的重要支柱。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利用天皇制的反动权威,把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教育体制。《教育敕语》,以天皇诏书的形式,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纳入天皇制军国主义教育的轨道。它还要求全体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以维护“国体之精华”,并称“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它还要求全体臣民“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而所谓“天壤无穷之皇运”,就是日本军国主义鼓吹的“大和魂”的真谛,即日本天皇是“神”的子孙,日本是“神国”,自“神代”以来“皇运万世一系”,绵绵无穷。在日本军国主义看来,这样的“神国”就应该统治世界,称霸世界,这样的“皇运”就应该不断用武力来维系和扩大,也就是要用武力征服全球。因此《教育敕语》颁发后,军国主义当局一直把它奉为神物,使其神圣化普及化,按军国主义的需要进行宣传解释和贯彻。

日本军国主义在社会教育方面,主要是抓军队和“在乡军人”(退伍军人)组织。由于实行普遍的义务役制,适龄的国民都要当兵,军国主义当局就在军队里实施军国主义教育和训练。早在1882年明治政府就颁布了《军人敕谕》,以天皇诏书形式,要求军队作为直属天皇的“皇军”,不仅不能过问政治,更要遵守“忠节”、“武勇”等武士道规范。同时又学习德国军国主义的做法,用皮鞭纪律来维持这种兵营内的军国主义教育和训练。军人一旦退伍,名曰“在乡军人”,要在所在地成为军国主义的义务教员和宣传员。他们不仅帮助训练地方青年,而且有不少人被派到中小学校里充当军训教官。因此,军国主义当局很重视“在乡军人”组织,曾经以天皇名义发布诏书,给“在乡军人”组织打气。

日本军国主义在家庭教育方面,主要是通过宗法式家长统治,在家庭里贯彻《教育敕语》中宣扬的“孔孟之教”的“纲常伦理”。日本在忠孝方面特别强调以忠为先,即要求各个家长率领子侄们效忠天皇。在长期的对外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一旦有人死在前线,家长都要在家里进行“效忠皇国光荣”的教育,捧着骨灰匣而不准举哀。

在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校教育,也自有特点。军国主义当局除抓军队(包括各级军事学校)外,特别重视通过正规的国民教育,在学校里进行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其突出的做法有两条:一是由国家的文教部门(文部省)抓教科书的编审工作,将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内容塞进中小学(主要是小学)的各种课本(修身、国语、国史等等);二是在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实施军事训练和武道科目(如剑道、柔道等)训练。

明治政府所推行的三大政策,“富国强兵”是诸策之首,而且亦迅速发展为强兵富国。对此,日本军国之父山县有朋在1880年11月上呈天皇的奏文中说得十分清楚:“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权力始可论,交际平行始可保,互市始可制,国民劳力始可积,然后国民之富贵始可守”,“兵之多寡”重于“国之贫富”,扩充军备乃“燃眉之急”。推行强兵富国路线的结果,经济的确高速度发展了,但这种发展具有浓厚的军事性质和军国主义色彩。日本工业化的实现、产业革命的完成是与侵略中国、朝鲜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紧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