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变迁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变迁

鲍晓雷

[摘　要]秦汉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在关中,魏晋至隋唐时期,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进入了南北经济并驾齐驱的局面。两宋时随着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为后代南方经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关键词]中国;　古代经济;　经济重心;　变迁

一、秦汉以前经济重心状况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大约在100万年以前,远古的人类就已经劳动、生息、繁衍在祖国的大地上,全国许多地区都发现有他们的遗迹。但是,从远古时代起,在辽阔的祖国大地上,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至商周,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关中地区。司马迁说:“关中自汗千、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天水、陇西、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这就是说,今陕西从西部沿渭河东至华山函谷关一带,是当时中国经济重心,这里有发达的农业生产。再向西,即现在的甘肃天水一带,有发达的畜牧业。上古时代,农业与畜牧业是最主要的经济部门。

春秋战国时期,关中仍是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战国时,秦国在关中开凿了郑国渠,它给秦国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两汉时期,关中仍是全国经济重心,这里有全国最好的水利工程。除了郑国渠之外,汉武帝又修筑了渭水渠、六辅渠、白渠等。

汉代先进的“二牛抬杠”耦耕法和赵过发明的耧车,都在关中地区广泛使用。关中还有全国最大的都会长安。

二、魏晋至隋唐经济重心的南移

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之时,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南方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经济重心开始南移,逐步进入南北经济并驾齐驱的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人口大量南迁。大批具有丰富生产经验和先进技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南下,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和文化知识,从而大大推动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江南的农业与秦汉之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三国时,孙吴辖区,“其四野则畛田啜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锦”,水稻一年两熟,蚕丝一年八收。到东晋南朝,农业开发又进了一步。沿长江的建康(今南京),姑敦

(今安徽当涂)一带也是“良畴美拓,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

除粮食作物之外,南方水果种植也有明显发展。左思《吴都赋》写道:“其果则丹桔、余甘、荔枝之林;槟榔无柯,椰叶无阴;龙眼、橄榄、棵、榴御霜,结根比景之,阴列挺衡山之阳。”

南北朝时,南方的茶叶生产已具规模,饮茶成为江南人的嗜好。这一时期,江南农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水利工程的大量兴修。东晋地,晋陵内史张门在曲阿(今江苏丹阳市)北立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淮水流域著名水利工程今安徽寿县有芍陂,可灌溉良田万余顷。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东晋南朝的手工业也迅速发展。刘裕灭后秦,南迁织绵工人于建康城内置斗坊,使北方的丝织技艺南传。荆州和扬州是江南丝织品重要产地,史称荆扬“丝绵布之饶,覆衣天下。”但此时总的说来,南方的丝织业还比不上北方。东晋南朝的矿冶业也有长足的发展,江南著名的有梅根、冶塘二冶。东晋南朝造纸发达,当时流行藤纸和麻纸。南朝时,纸完全代替了竹简。东晋南朝瓷器制造已到了很高水平,据考古发掘报告,东晋以来,青釉瓷上常加上酱色釉彩斑,晕入釉汁,鲜润绚丽。南朝还有发达的造船业,所造大船载重达2万斛。

至隋唐,南方经济发展又跃上一个新台阶。

唐代江南地区的农耕工具有许多改进。江东地区出现了由11个部件构成的耕犁,深耕浅耕,操作自如。水力运转的水转简车,也在南方各地水田得到使用。水利灌溉事业也有明显进步,据《新唐书》载,唐后期全国共修水利101项,其中江南达49项,居各道之首。如升州句容县因修置绛岩湖,开田万倾;湖州长城县修西湖,溉田2000顷。江南农业在全国经济生活中所占位置,如唐代人所说:“浙右之疆,包流山川,控带六州,天下之盛府也,国之盈盈,于是乎在。”

隋唐时期,南方手工业的发展,令人瞩目。北方先进的丝织技术,此时传到了浙东。唐代的棉纺织业,除西域高昌和吐蕃、南诏、海南岛等少数民族地区较发展外,南海广州和桂管即桂林也相当著名。

唐代江南矿冶业也有显著发展,铜、锡开采的县数已超过北方。扬州是唐代造船业中心,洪州(今南昌市)是唐代另一造船基地,所造船不仅数量多,而且技术水平高。

长安和洛阳虽然是唐代两大都市,但南方也兴起许多都会。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开通后,位于水陆商路交会点的扬州,十分繁荣。宋人洪迈说:

“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扬即扬州,益即益州。今成都、广州是唐代主要海外贸易港口。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唐代后期,国家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来自江南入道,因此,韩愈指出:“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

三、两宋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

两宋之时,中国古代经济发展重心,已南移于东南,即长江以南的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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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u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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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

第22卷　增　刊

两宋时期,东南各地均大规模兴修水利。江苏、浙江沿海,为防海潮侵袭,修筑了护海堤。延袤150里的泰州捍海堰,就是于北宋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重新修建的。福建山区百姓,缘山导泉,“泉溜接续,自上而下,耕垦灌溉,虽不得雨,岁亦倍收。”北宋熙宁年间,莆田修筑木兰陂,灌溉农田万余顷。

两宋时期,农业生产工具也有所改进。“秧马”就是宋代创造的新型插秧工具,省体力,速度快。

南方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福建引进的“占城稻”。它原是产于越南南部的一种耐旱早熟的稻种,自从福建引进后,公元1012年,北宋朝廷曾遣使至福建调取3万斛,分给江、淮、两浙三路转运使,指令种植。占城稻引种于江南各地,当地农民又加以不断培育更新,出现许多新品种,如早占城、晚占城、红占城等。

由于水利大量兴修,农耕工具改进和优良稻种推广,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已在全国居举足轻重位置。据沈括《梦溪笔谈》载,其中江南东路是999100万,江南西路1208900万,两浙路1500000万,合计370万石,占总数61.67%。所以,时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谚。

两宋时期南方的手工业生产,已超过北方。矿冶业如铜,在公元1078年,全国铜课计1465969斤,北方仅15411斤,占总额0.1%;南方诸路多达14598598,占总数99.9%。

北宋的纺织业,南方同样超过北方。北宋时南方上供的纺织品,在全国所占比例,如绫,占51%;罗、什色匹帛,占99%。宋代的造船业,更是南方发达于北方。北方造船仅汴京、相州、天雄景等数处,南方如扬州、苏州、镇江、明州、杭州、福州、泉州、雷州等地,都设有造船场。尤其是福建所造的远航海外大船,备受赞誉。《三朝北盟会编》说:“海舟以福建为上”。这里所造的船,不仅质量好,数量也多。公元1159年,南宋政府就要福建承造戈船120艘。北宋的制瓷业,北方仍然是相当发达的。两宋五大名窑即有四窑在北方如定窑在定州,钧窑在钧州,官窑在汴凉,汝窑在汝州。但是,南方制瓷业已赶上北方。江西景德镇是全国产瓷中心,北宋政府在此建立了官窑。福建路泉州、同安、南安、安溪也都有瓷窑,尤其是所产青瓷,产量多,远销海内外。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南方商业的繁荣。据统计,北宋熙宋十年(公元1077年),全国商税总收入为8525711贯,其中东南东西路、两浙和福建路多达1730827贯,占总数的20.3%;加上南方其他地区,占总数一半以上

多于北方,说明南方商业比北方兴盛,商品经济发展超过了北方。

北宋时,全国最大都会是汴凉。但是,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围攻加上北宋败军劫抢,汴凉“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遭到严重摧残。南方却兴起一批繁荣的都会,如南宋都城临安(即今杭州),是全国最大都会。

“此城有十二种职业,各业有一万二千户,每户至少有二十人,中有若干户多至二十人至四十人不等。”此外,苏州、扬州、鄂州、江陵、长沙、南昌、福州等南方城市,经济也相当繁荣。南方的广州、泉州、明州是两宋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其中泉州,在南宋时,取得了世界贸易大港的地位。

两宋时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为元明清时期南方经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包括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一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头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最先在这些地区萌芽和发展。

[作者单位:福建省永泰县一中　责任编辑:秦兴俊]

(上接第16页)

90%。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知识资源的拥有量是其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今天位于世界富豪之首的美国微软公司,其有形资产很少,它发展经济的资本是知识,是靠知识致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近1/3是像微软这样的知识型企业创造的。这足以证明,知识资源能给企业提供经济效益,它是稀有的,而且是有用的,它具备了资产的第一个属性。

第二,知识资源可以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知识资源包括未编码的知识资源即人力资源和已编码的知识资源即无形资产。对于人力资源,企业不能拥有,因为人力资源的所有权只属于活的个人,但企业能够“控制”。因为人力资源资本化的前提实际上是市场化,或者说是劳动力的商品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人力资源的价值是在劳动中体现的,而一旦劳动者将自己劳动力的使用权让渡给企业,则他的劳动便在资本家的指挥和监督下进行,工人无权支配与出售。那种认为人力资源不能为企业拥有或控制的看法,实质上是混淆了劳动者与劳动力、人力资源与人的关系。

第三,知识资源是一项经济业务的结果,是企业购买无形资产,是企业对职工雇佣这项业务的结果。从以上可看出,知识资源完全符合以上资产的定义,理所当然是企业的资产。会计的一个基本特点是用货币来计量,只有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才能被确认为企业的资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传统会计把人力资源排除在资产以外,他们认为人力资源不能计量或者说不能客观地来计量,实际上并非如此。只要劳动力市场化以后,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有人认为,将人的价值金额化有损人的尊严,实际上对人力资源的计量,并不是对人的明码标价,只是对人的劳动能力及这种能力所创造价值的计量。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晋中二处　责任编辑: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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