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之精神安顿现代意义

陶渊明之精神安顿的现代意义

摘要陶渊明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别具价值。他在乱世中坚持自我、在真实的田园生活中安顿自我，为数百年来道德迷失、精神彷徨的知识分子指出了新的路径。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陶渊明精神安顿的意义不止于中古，他对当下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全面的价值危机也有重要的启发。

关键词：陶渊明精神安顿现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如果回溯过去，陶渊明研究最早在北宋渐成规模。在北宋，陶渊明远离仕途、在田园躬耕自足的生活方式、任真自得的性情和卓越的诗才仍能让他获得不朽的声名和源源不断的倾慕与景仰，但在现代社会，这种可能微乎其微。他的人格精神能够辐射的范围、在现代社会能够引起的共鸣，越来越显得逼仄、曲高和寡、寂寞而冷清。一陶渊明的寂寞与超越

陶渊明在他生活的时代也是寂寞的。饮酒时不免独酌（“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诗文卓绝却无人共赏玩味（“诗赋颇能工，举世无知音”）。在辞官彭泽之后的隐居的生活里，他始终拒绝来自官场的诱惑，避免在乱世的政治倾轧和朝代更迭中让自己的心灵受到戕害而扭曲。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又是幸运的。他安然而自足，任性而动，心灵舒展，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命运和未来不喜不惧，超脱而实在。所以他的灵魂高贵而自由，和那些避居山林与世隔绝的隐士们相比，他更富深厚的人情味；和那些以隐士的声名换取高

官厚禄的名士相比，他更纯粹而坦荡；和那些徘徊在仕途随波沉浮的世家子弟相比，他更有勇气。在吊诡的政治和乱象纷呈的现实中，陶渊明展现了其独特的平和，这是“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鲁迅语）、历经种种矛盾而达到的一种自然澄明的境界。

随着时代的推移、士人观念的改变，陶渊明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出处选择也成为了一种新的道德理想，他悠然见南山时的背影逐渐变得高大。在当代语境下，陶渊明是个温和的理想主义者，在其诗文和小说的字里行间隐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不但形诸文字，而且身体力行。他甚至借助瑰丽渺茫的神话故事表达自己的哀乐悲喜，流露对现实世界深深的失望，《读〈山海经〉》的追怀飘渺与《桃花源记》的怅然若失都带着他理想世界的影子。和那些积极入世希望改变现实社会的儒者一样，他的全身远害以保持独立人格的选择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一部分，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超越”的重要途径。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之“超越的突破”乃是一种“内向的超越”，其重要特征是重视个人精神修养，以超世间的“道”和世间的“势”——主要是君主的政权——相抗衡（见《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以这个视角来审视陶渊明的话，他的选择也是一种对现世的超越，但他不像佛教把现世看作空幻，也并非如道家对现世进行激烈而彻底的批判，而是在济世的理想不能实现后转而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把身心都融入自然之中，以此审视自我和外在世界，表现在语言艺术上即真、醇、自然，臻于化境。

陶渊明的选择和士人风尚也有关联。东汉以来对士人多次残酷的杀

戮使得魏晋士风比之东汉明显的偏向个人主义，士人对门户的盛衰和个体的声名关注更多，而知识人群体对社会政治应担负的责任不再占据绝对核心的位置，所以在《世说新语》那些士人言行生动的片段里，占据高位的名士朝臣谈论更多的也是玄理，这也是士人个体意识觉醒的表现之一。群体力量改变社会面貌和政治现实既已不可行，士人只能依靠个体内在的精神力量超越现世，寻找慰籍与出路。陶渊明的归隐可以看作是用自己的“道”来阻挡世俗社会“势”的侵扰，他回答了一个知识人在荒谬的现实中如何自处的问题，既没有道家的决绝，也没有传统儒者的沉重，但兼有二者的“真”与“诚”，这就是他不同凡响的地方。

因此，研究陶渊明在当下的意义除了要努力还原历史真实、辨析他的诗文蕴藉的深意、剖析人文精神外，对研究者来说，更重要的可能在于如何在陶渊明身上寻求一种知识人的价值认同。每一代知识人都对陶渊明进行解读，并表达这一代士人价值观和审美取向，这可能是陶渊明接受史研究的意义所在。陶渊明是如何在俗世中实现超越？他的超越在现代社会是否能够实现？在当下中国，这是陶渊明对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意义。

二陶渊明的安顿与知识人的迷失

如果两相对比，陶渊明和他所代表的知识人传统和当下中国无论是时间还是心理都有相当遥远的距离。但有一点却是契合的，即魏晋和现代的知识人其实都部分否定了既有的道德秩序和伦理规范，士风的转变已经发生，可是精神世界却还没有找到新的安身立命之

所，难免进退失据，表现在行为方面就是乖张不合常理。所以魏晋时期的人物往往任情放纵、仿佛洒脱自在，可他们的诗文却有难掩的悲哀，内心和行为有着强烈的反差。这种极端的“任情而动”、刻意破坏旧有的秩序和礼教也并非难以理解，因为“名教”与“自然”在魏晋士人看来原本就有冲突（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即如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选择名教礼法还是自然精神甚至决定了士人的生死，成为党同伐异的武器。“情”和“礼”既然无法协调平衡，士人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行为就显得真假莫辩。王戎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阮籍所谓“礼岂为我辈设焉”，其实表达的都是士人普遍的困惑：个体情感与世俗礼法在现实生活中彼此对立难以调和。所以士人们的放达轻慢既是一种政治取向（陈寅恪先生《陶渊明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论述详备），也是士人在否定东汉虚伪的礼教后的一种精神迷失。

现代知识人经历风气转变则更为彻底。中国自19世纪初开始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以此为转折点，中国开始了曲折的现代化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旧有的价值体系和道德秩序逐步瓦解，中国的传统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知识人也在这场漫长的社会民族和文化转型过程中遭遇思想危机。正如许纪霖先生指出的：

“现代中国最深刻的思想危机乃是‘意义危机’……在中国人的心智结构中表现为三个层面的‘精神迷失’。首先是‘道德迷失’，原先行之有效的儒家伦理业已失范，那么新的人际规范和道德律令又

是什么？其次是‘存在迷失’，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已被证明为不合时宜，那么个人安身立命系于何方？存在的意义究竟落实在哪里？最后是‘形上迷失’……这些在传统价值系统中本来属于不言而喻的东西，如今在现代化变迁的过程中统统发生了问题，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取向象征。”

现代化的过程具有强烈的世俗化（追求理性、自由和幸福）特征，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不能完全契合当下的精神需求，并且其内核在长时间的社会和思想动荡中渐渐被轻视和忽略，新的伦理秩序和道德律令却还未完全建立成为世人真正遵奉的法则，社会道德的失范就必然会出现。自古而来，知识人都是一种理想秩序和价值的维护者，但既然理想秩序和价值本身还未真正建立，维护就变得异常艰难。

所以很多学者在研究陶渊明的同时，多少带着自己的惶恐与焦虑探索这样一个问题：陶渊明是如何在一个道德秩序动荡的时代安顿自己的精神世界？在笔者看来，陶渊明的“自然”观念可能是这个问题最好的落脚点。徐公持先生论及陶渊明的“自然”观念时认为其“具有重视性情和精神之特质，即‘自然’观念更多从自身性情出发，认为人之本性应得到舒展散发，而不应加以羁縻束缚。此可称之为性情之自然或曰精神之自然。源于此，陶渊明一生行迹，不谨细节，唯重大端而已”。（《魏晋文学史》）东晋以后的士风以玄礼双修为主流，这既是名教与自然合一说调和两者冲突的结果，也是对新的道德内容和社会价值——自然之“情”的肯定。陶渊明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