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_与鲁迅相逢的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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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

孙　郁

一

关于中国乡村的记忆,在民国的文人那里是寂寞的。除了萧索和宁静外,几乎没有狂歌的篇什。而我们在无数学人的著述里看到的乡村社会,多是温存而儒雅的存在。自从鲁迅创作了鲁镇和未庄,乡土社会的色调才变得混杂起来。这新生的调子是森冷的,精神被黑暗压迫着,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鲁迅那代人飞扬的只是个体的自我意识,描述乡下的景观时,笔端却被寂寞缠绕起来,叙述者和对象世界有着一定的距离。后来的孙犁和汪曾祺都有点这样的意味,置身于乡土,却又不属于乡土,民众的激情被作家自我的情感所抑制。激情属于自我,和描述的客体是两种状态的。

当莫言出现在我们面前之后,这一现象被改写了。八十年代问世的《透明的红萝卜》、

《红高粱》,给了我们一种喧闹的声音,乡间社会的内在轰鸣被焕发出来了。这个社会内在的色彩、气味,远比文人的想象要复杂。随着拉美文艺的引进,人们看到了叙述的另外一种可能。广袤的土地上的杂思终于被激发了出来,流行了多年的叙述模式,被更年轻的一代人绕过去。他们在寻找新的田间乐谱。为什么不能唱出前人未唱的歌呢?

初读莫言的时候,吸引人的是过于主观的叙述视角。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他找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颜料,汉语写作终于也有了凡高那样令人眼花缭乱而又高远美妙的景致。《红高粱》、

《狗道》、

《球状闪电》、

《爆炸》,完全是乡民自己的声音,他们眼里的色彩和旋律,连通着无数灵魂的悸动,闪耀着贫瘠群落的生命的光。山野里的百姓不再是沉默的被描写者。他们自身成为了主体,描述着身外的世界,看着五颜六色的天地。于是,拉伯雷式的狂欢出现了。辽阔的秋夜,无边的高粱地,漫天的酒气和血腥,还有无数冤魂恨鬼,就那么纠缠着世界。一切典雅之美和静穆之美都消失了。人世充塞着不和谐的躁动、仇恨、反抗、流血、死亡,以及血色的爱欲、混沌的诗情、无所不在的悲悯。莫言不是用观念简单地勾勒着世界,他燃烧的是生命的火,凭着飞动的灵魂穿越了精神的盲区。与其说是思想的解放,不如说是艺术上的自我放逐。那其中生成的力量,比同代的作家要久久地让人咀嚼,且难以忘怀。

初期莫言的文字表现出良好的质感,那是没有受到儒家文化暗示的粗野的、原生态的艺术。他那代人在教育上没有经历过传统的熏陶,其优劣均集中于此。莫言一开始就没有向传统求教,也没有向流行色低头。他

借着马尔克斯的模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叙述原点。在一片混沌和荒原里开始了自己的旅程。教化、学问远远地去了;小说腔、散文腔远远地去了;上等人的铜臭气、庸俗气远远地去了。他凭着生命的嗅觉,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底色。那是很不易的跋涉,一切完全缘于自己的良知。在红高粱系列里,在随后完成的诸多乡村题材作品中,他走出了一条别人无法重复的道路。

而且重要的是,随着《丰乳肥臀》、

《檀香刑》、

《生死疲劳》的问世,中土世界的狂欢的场景终于从域外叙述的桎梏里解放出来。那里已远远摆脱了马尔克斯的怪影,是土生土长的汉文明里的魔幻。这魔幻我们只有在汉墓的造像里、敦煌的天地鬼人图里略微可以考见。汉代人写物与写人,神异鬼怪,来往于天地之间。汉之后的小说,虽有志怪的遗音,大多是扭扭的舞步,很少看到乡俗里的潇洒了。而莫言的诞生,衔接了一个消失的精魂,并且放大了力量。大江健三郎等人对他的认同,其实是惊异于这种天马行空式的状态的。那是不是鲁迅遗魂的另一种表达?在我们古老的东亚,已久矣没有这样大气磅礴的惊魂了。

二

当年读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看到对东北山野的血腥描述,便想起了俄国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那部《铁流》。鲁迅在为萧军的书作序的时候肯定了作者写了前人未曾写到的气象:红红的高粱、茂草、蟋蟀、野鸟、蒸腾的血气等。那是和俄国文学碰撞的结果吧。莫言和这些前辈绝不一样。他在吸收域外小说的时候,没有像萧军那样停留在对外部命运的扫描上,而是进入了人的内世界。他拥有着萧军那样空阔的气势,不同的是又显现出惊人的心灵的内觉。这是前代作家所没有的东西。他在气质上接近于俄国现代作家和中国的鲁迅的某些地方,阴郁而残酷。而且将

这些不断地放大,诗意地前行着。以往所有的关于审美的概念,似乎都无法涵盖他的艺术走向。他学会了俄罗斯作家宏阔的笔触,也沿着五四文学感时伤世的路,写出灵魂的深。

莫言不是靠故事取悦着读者,他的引人的地方乃是描述了乡村社会的一种状态———心理状态和社会状态。想一想我们的前辈展示乡土社会时那种静谧的笔触,以及安详之美,莫言的出现,把人间的另一番景象还原了。他的深切在于写了残酷,而且升腾出了残酷之中的挣扎的气色,在极端酷烈里,一种精神之美升腾了。这美掠过我们苦寂的意识王国,摇落了一切空中楼阁,犹如一只惊夜的夜枭,叫出了乡民几个世纪的悲苦。那些在士大夫气、官僚气、奴才气的文本里自怜的人,在他的奇崛之风里,显现出自身的苍白。

残酷之美来自于对恐惧的穿越。大约经历过死灭的人才会对此有耐心的咀嚼。鲁迅当年写《野草》时,就是颓废后的坚韧和率真使然,历大艰辛,经大磨难,对待死亡才会那么从容。《金发婴儿》、

《狗道》、

《天堂蒜薹之歌》、

《檀香刑》、

《生死疲劳》都写了难忍的死灭。莫言在这些质量不等的作品里,记录了中国社会最为惨烈的景观。他的直面的勇气和非凡的目光将人世间最被忽略、最被遗忘、最使人难以启齿的瞬间,统统还原了。最早的《透明的红萝卜》还带有单线条的审美意志,似乎只是悲悯的吟唱,但到了《檀香刑》和《生死疲劳》里,莫言找到了自我的表达方式。一切思想的闪动都内化到无言的色调里。作者对乡下世界的爱怜完全不同于一般作家,他不满足于对乡俗的打量,且远离着士大夫式的情感,在大量的作品里,反复穿越着各类乡土的神话。在他那里,没有乡间文明的文雅的礼赞,那些伪静穆的山水图在此崩解了。莫言不喜欢文人的诗情画意,那些书斋里的墨香含着自恋和无耻。他拥有的只是苦民的

歌谣,那些扎在泥土里的、含着冤屈和伤痕的谣曲,自始至终响在他的小说里。许多文人写古老的乡曲时,是古董式的展示。而莫言笔下的猫腔却是惊天动地的吼叫与喷吐。莫言使宁静的乡野真的动起来了,似民谣里的摇滚,滚动出大爱、大恨、大狂、大悲、大暗、大冷的情思。我在阅读这些文本时,第一感受是空前的痛快,仿佛蒸了桑拿,毒气被驱走了大半。第二是感到以往的书生式的作品,忽现出虚假和伪饰的窘态。我们这些自认为是读书写作的人,在莫言那里是不是显得小气和荏弱?至少是过分的自赏了。现当代的一些文人,当指向黑暗的存在时,笔墨往往滑落下来,似乎不忍和无力承受着沉重。与灰色的记忆搏杀,且吞咽着苦水,是要有比魔鬼还要严酷的目光的。

在诸多的文本里,我们几乎看不到那些先入的观念的镶嵌,莫言不属于哪个主义的布道者。他厌倦了各种思潮的你争我夺,他的基本思路是从生命的体验里,从精神的直觉力中升腾的。一切瞒骗的文字和谎说,在他的野性的文气里都失去了光泽。《红高粱家族》、

《酒国》、

《檀香刑》、

《生死疲劳》是那样地酣畅淋漓,我们只有在读庄子、李白、鲁迅的文字时,有过这样的体验。莫言没有学人的温润的语体,少见鲁迅那样哲人式的驳杂,但却融合了民间说书的咏叹,旷野里歌人的高吼,杂以俚曲小调,却弹奏出与《逍遥游》、《梦游天姥吟留别》、

《野草》相近的韵律。我们这个萎缩、矮小、单色的文坛,因为有了他,不再显得寂寞了。人们有时厌恶文人的自娱自赏,酸气与戾气,总觉得少了什么。在鲁迅、莫言式的文字里,一切都改变了。在读厌了书斋味和西崽味的酸朽之文后,莫言给我们打开了一个人的血气腾腾的窗口,它通往着自由人的灿烂的王国。在我们这个世上,文人者也,有时不过无聊世界的点缀,从心底除却圆滑、伪态、虚幻,是五四那代文人开启

的风气。我们在莫言的著作里,可以发现其精神的某些源头。

三

鲁迅走进莫言的视野,是在七十年代。那些暗含的精神对他的辐射是潜在的。近五十年的文学缺乏的是个人精神,莫言那代人缺少的便是这些。我以为他的真正理解鲁迅还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一段特殊的体验使其对自己的周边环境有了鲁迅式的看法,或者说开始呼应了鲁迅式的主题。《欢乐》里散出《白光》的意象,《十三步》的笔法在有些地方像《故事新编》的墨迹。到了《酒国》这样的作品问世,其实已经把五四的中断的流脉衔接上了。《酒国》改变了当代小说的平庸的格局,它的分量足可以和以往的任何一部白话作品相媲美。较之于八十年代的集体主义的歌唱,《酒国》、

《檀香刑》等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清醒的中国作家对已有的文明和周围世界的态度。风情与俚俗社会是一切精神的土壤。莫言看到了旧有的遗风吃人的现实,所以在对正人君子的描绘里,透露着几多冷峻。《酒国》在表面上看是传奇式的作品,故事的离奇和多变,场面的惨烈和揪心,在以往的小说里是少见的。作品的内在激流,是深切流淌着的。那其实隐含着对无数无辜生灵的大悲悯,其血泪之中系着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怀,只不过是用侦察员式的故事掩人耳目罢了。

在那些眩目的、混乱不堪的生活碎片里,我们的作者记录了各种病态的人生。看客、流氓、恶棍、强盗、雅人,在吃的风俗、生死的仪式、拜鬼的套路、节日的秩序里,非人的一面、可笑的一面都上演着,且是一部没完没了的长剧。作者直面那些熟悉的生活时,不是安静地沉下去,温存地咀嚼着,而是搅动着古老的宁静,让沉渣泛起,一切隐性的罪过和恶习在善恶交错里浮现着。他学会了鲁迅的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