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战争历史

由战争导致的侵占或是烧杀，在普通人的评判系统里，其是非轻重强弱，时间才是决定因素，与正义本身无关。战争的道德正义事实上是一种与现时的情感、宣教、利益紧密相连的正义，甚至法律正义都难以支持那些时过境迁的历史事件。年深日久的战争，尽管杀得更多，侵占得更广阔，但与现代社会缺乏直接的关系，或者让现代政治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位置，就不能不削弱人们的评判兴趣，影响了正义的存在意义。那么，在多长的时间里发生的战争，人们还能保持正义评判的兴致呢？中国近现代历史证明，无论时间长短，只有眼前的利益关系与社会环境才能主导这种兴致。不然很难说明，明末清初的战争屠戮为什么强烈地出现在辛亥革命前的评判视野里；１８４０年以后的所有战争在一百多年里，其评判在中国的每个历史时期为什么冷热极不均匀；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在上个世纪的很长时间里为什么处于缺失状态。
清位极人臣时留下的人脉。同在日本学习军事，尤其陆军士官学校、振武学堂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在中国近现代沙场大都成为各方的军事精英，尽管兵戎相向，但这样的同窗生涯依然是一种情谊；从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这所军校曾培养出近万名军官，叱咤中国近现代军事舞台，其中的师生、同学更是难舍的情谊，段祺瑞兼任过学堂督办，所以连蒋中正也对他执弟子礼。北洋六镇，这一中国近代新式陆军的摇篮，其培育的将领长期主导中国政治和军事，也是清末民初各大战事的主帅，虽然在战争中相互间是对手，但袍泽之谊难忘，这也是打过之后常常又可以谈判、联手、互通声气的基础，别看分为直系、皖系、奉系，但都是袁项城的旧部，也都是北洋新军出身，段祺瑞之所以不断被推出来调和鼎鼐，主持大政，正因为他是袁以后北洋六镇的最高人物，门生故旧遍天下。战争一过，硝烟散尽，各路军事领袖时常还可以恢复往日情谊，不但相安无事，并且互通音讯，往来款洽，这是民国初年的社会风情，而以旧时情谊充当说客，更是当时的一景。那时，什么事情都会有人从中斡旋调停缓颊，当权者还能容忍这种说项，甚至给足面子，没有人会因此受株连，或是将这些人打成同盟、集团。李大钊、林白水等人都是以赤化罪被捕的，但各方说客依然敢于登门，向张作霖、张宗昌这样的人求情，可见，情面在当时之重要，并不亚于政治。
也是乱，也是分裂。中国历史上的刘邦、李渊等等，都是如此。任何大一统的政权，其疆域都是靠着一步步的兼并战争而扩充而定型的，兼并的时候，对其他被兼并政权和民族来说，就是侵略，是掠夺，但对兼并成功的政权而言，后世就称其为统一、开国，或者叫开疆拓土、扩大版图。
二十世纪是人类战争历史的最大舞台，有史以来，所有的战争形式，所有的战争起因，所有的战争结果，所有的战争武器，在这百年中无不统统展现一番。从大刀长矛到原子弹，从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制度革命、皇权反复到边境冲突、领土纠纷、族群屠戮、资源掠夺、夺位争权、阶级斗争，从国破家亡、山河沦陷、种族灭绝、改朝换代、易帜投降到割弃领土、出让主权、归顺统一、革命成功，从地道战、游击战、阵地战、闪电战到恐怖分子的城市袭击战，凡是生活在上个世纪而且寿命长一点的，都有过切身的经验和感受。
二
尽管中国历朝历代贰臣不计其数，但是，当儒家学说主导中国社会之后，忠孝节义一直是社会评价的道德标准，奉为风尚，在战争中也不例外。战争的双方，无论于己于人，不管为谁作战，大都会推崇这样的人格。在战争中，礼遇、厚葬、尊重敌方有气节有才华的将领，可谓史不乏书，关羽、史可法等人的故事最为著名，而对降将叛臣，敌对各方也都有一致的认同。清乾隆四十一年，乾隆皇帝下令修《贰臣传》，将明末清初一批曾相继在明清两朝为官的人记录在案，在他看来，这些前朝旧臣，“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是“大节有亏”。明明对清廷有利，却一定要给他们这样一种称呼，可见传统道德的力量之强，概莫能外。“人各有志”、“各为其主”，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共识。
面对这两座墓地，我听见、看见所有中国人的说法，似乎都在比较墓地的不同，然后发出正义与非正义的论断，好像墓地
一明一晦，一阳一阴，一热一冷，表现的正是两种截然不一样的下场。只有一种意见例外，说是卢森堡人之所以容许德军墓的存在，是因为他们也是日耳曼人的后裔，弦外之音就是：卢森堡人不恨德国人。
三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对待战争基本是各说各的，自执一辞，或者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春秋无义战”是孟子的说法，其实，春秋以降又何尝不是？在世界也是如此，什么战争才算是正义的，深究起来就很困惑。
对待战争，成王败寇的观念深入人心。当一个政权形成之后，在其疆域内起事的战争，无论百姓造反，还是贵族篡权，往往被称为乱，后人叫做分裂；可是，没有一个新政权在创立时不是靠分裂起家的，在前朝的眼里，他们同样
那些因不满残暴统治而激起的反抗，我们总是认为他们当初所发动的战争很合理，但是，反抗的势力往往是多股的，假如是个更残暴的势力夺得天下，又会如何呢？张献忠的屠戮空前绝后，大西政权真要统一全国，中国是个什么景象，可想而知；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真要延续下去，还能继续“迎闯王，不纳粮”吗？
部落时期，相互征战属于天经地义；游牧、渔猎的时代，掠夺、厮杀是题中应有之义；倚赖四处经商或是海洋贸易发达的地方，打仗也是生存的内容。但是，各地的发展并不平衡，对一个已经进入自给自足的稳定农耕社会来说，这些部落、这些游牧民族、这些边打边做买卖的商业群体所进行的战争，都是野蛮的、不义的。
其实，卢森堡在两次大战期间都有国土沦丧之痛，基本是亡国，宪法广场树立的胜利纪念碑就是为反抗德军的卢森堡阵亡者修建的，1923年建成，二战时被德军捣毁，战后重建。让我无限慨叹的是，尽管如此，二战结束之后，卢森堡依然同意在自己的国土内修建德军阵亡者公墓，而且还是在尸骨完好保存的情形下建立的。自立墓以来的半个多世纪，这里始终安静、平和，没有因现实的问题或历史的纠葛而生意外，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似乎为死者立碑建墓、留存后世，理所当然。德军墓地的状态，在我的眼里，也不像有些中国游客描述的那么不堪，与我见过的许多墓地比较，算是很好的一座。有些阴沉的感觉恐怕只是心理作用，事实上，从规模、绿化、环境、墓制到管理，都还不错。当红叶散落，点缀墓碑四周时，你也会深深感到，安息在此的亡灵只是一个个亡灵，与任何地方的亡灵毫的称呼，但是，在这个混战的年代里阵亡的官兵共有多少？因战争而死伤的无辜又有多少？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战争相比，例如太平天国和捻军，与此后的历次内战相比，其将士死伤人数和殃及百姓的人数又是个什么概念？至今仍然缺少统计和比较。以直奉大战为例，“大”只是时人的形容，如果放在二十世纪中国战争历史中比较，实在称不上一个“大”字。不能因为各种军事派系打仗打得多，就认定这是一个完全战乱的时代，是一个受战争伤害最重的时期，是一个民不聊生、杀人如麻、无情无义的社会。
乘坐当地朋友的汽车，大约几分钟，拐了几个弯，在一条幽深道路的尽头是德军墓。德军墓的占地面积也不算小，有上万人安息于此，只是墓园内大树参天，所以墓地和墓碑显得幽暗、阴沉，但同样也很宁静。在德军墓的许多墓碑上我看到了两个名字，显然，下面安葬着两位阵亡者。墓园的门口有一间小屋，里面放置着桌椅和展品，桌子上的留言簿记录着来自各国男女的感慨，都在谴责战争、祈祷和平，哀叹活生生的生命毁于战火。展品和说明告诉我，这座墓地建于1952年，由当时的联邦德国战争公墓协会负责，此后，每年都有死者亲属在此祭奠，还有不少人慕名来此参观。
“事是事，人是人，革命是历史，忠贞是人格。陆抚之坚贞，谭协统之忠勇，亮臣公子之勇毅，均足为我们敬佩。吾人不能以革命的事业，抹杀他们的人格！”辛亥革命，山西举事，山西巡抚陆锺琦父子与协统谭振德等人于乱中遇难，为清廷殉节，作为对立的一方，阎锡山的这段评价可谓至理名言，其实这也渗透着中国的传统观念，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种观念依然延续，深入人心。
尽管二十世纪是人类战争历史的集大成，然而，人们看待战争的观念，一百年来却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中国，二十世纪，伴随着社会的急速变迁，战争观已经与传统相距甚远，与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也截然不同，显得极为芜杂淆惑。
一
2009年10月，我出差在比利时，抽出一天游赏了卢森堡。
卢森堡虽说是小国，至今还是个大公国，却是世界上最富的地方之一。或许因为太富有，所以，我在那里遇见的人既不失礼，也不热情。对卢森堡，让我难以忘怀的不是满街的名牌商店，也不是峡谷和城堡，而是两座毗邻的公墓。
人们在讨论战争时，除了那些著名战例可以成为战争艺术的典范而津津乐道外，评价的标准一般都是战争的起因和战争的道德作为依据。战争的起因，就是说哪一方首先挑衅，由此断定所谓正义和非正义是人们的习惯。开启战端的挑衅往往由边境起，但在古代边界含混的情况下，这种判断很难公正，而在近现代的边境冲突中，完全可以判断是非的也不多。于是，我们批判战争正义的尺度最终落在了道德上：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是否侵占，在战争中是否进行过烧杀奸淫掳掠。可惜，这也常常难以自圆其说。
张勋是丁巳复辟元凶，最后以叛国罪被通缉，很多人尽管反对复辟，而且视这场复辟为闹剧，但对张勋忠于前清的品格却很敬重，连孙文都说：“张勋强求
复逆，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也。”张勋逝世后，各界挽联、祭文、哀诗无数，或敌或友，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几乎都对其孤忠大加赞美。“戴发效孤忠，无言不仇，无德不报；丹心照千古，其生也荣，其死也哀”（欧阳武）。“国无论君民，惟以忠心为大本；人何分新旧，不移宗旨是英雄”（熊希龄）。“千载凛然见存亡，九庙于今有死臣”（钱能训）。其中，刘景山和马寅初的挽联最见代表性，“天不遗一老，名自足千秋”，那个时代，孤忠与复辟成为张勋流传后世的两大因由。十来天的复辟之举，最大成果，大概就是举世得知逊清逊帝原来还有这么一位板荡忠臣。
情面这两个字，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战事和政治交锋中确实非常突出，因为同僚、袍泽、师生、故旧、世交、同学、同乡是那个时代最为讲究的情谊，不讲这些情面的人不是没有，但肯定为世所病。前清旧臣进入民国，仍在政坛的不计其数，曾经同朝为臣就是一种情谊，徐世昌能在民初政坛活跃多年，靠的正是他在前
美军公墓很有名。1944年9月，美军经过伤亡惨重的激战，打败德军，最终将德军赶出卢森堡，不久，卢森堡与欧洲很多地方一样，也修立了二战阵亡美军官兵的墓地，掩埋了五千多位牺牲者，而且将使用权永久交给美国，由美方管理。战后，著名的巴顿将军也移葬在这里，更增添了这座墓地的知名度，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前来凭吊。墓地被青翠环抱，十字架由绿茵依托，显得开阔、明朗、阳光、安详。我在墓地时，正值下午降旗，美国国歌响起，夕阳下，墓园分外清纯，秋风中，纪念碑格外肃穆。
清末民初，大小战事绵延，各种战争不断，从反清、讨袁、护国、讨逆、护法到武力统一，从直皖、直奉、江浙、反奉直至北伐，事是事，人是人，分得很清楚，多是对事严，待人宽。战事尽管发起时显得义愤填膺，檄文也写得慷慨激昂，总是将对方说得十分不堪，而又自诩救国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但战后胜方对败方处置少有深究的例子，大开杀戒的极少，不是不了了之，就是网开一面，任对手隐遁，即使囚禁，也是软禁，且待遇优渥。洪宪帝制祸首、宣统复辟罪犯，都曾被通缉，但通缉归通缉，最终均无果，1918年还被赦免。要说严厉的话，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对国民党的迫害可算一例，但他对章太炎、严修等反对洪宪帝制的人又很宽贷，所以，即使是袁世凯，对异己的人格也有十分尊重的一面。北伐以后，那些被认定为北洋军阀的领袖人物，也就是北伐的对象，一旦投闲置散，都过得优哉游哉。至于张作霖之死，与北伐无直接关系，而张宗昌的死则是仇家所为，张敬尧之死完全是投靠日本人所致。活着的，有的当寓公，有的吃斋念佛，有的投资赚钱，有的钟情于著述和书画。国难当头，段祺瑞等人还受到政府的礼遇，死后也备极哀荣。有人可能会认为，战争中失败一方的头面人物往往逃入使馆或租界寻求庇护，这固然是事实，但蜗居租界和使馆也总有出来的时候，作为政府，真想逮捕，不是没有可能，但没有人真会如此无情。之所以宽，当然未必都是景仰人格所致，很多还在于情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