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的关系——林卡

论理论与政策分析的矛盾——有关北欧社会政策模式的逻辑基础作者林卡

论文提要：在北欧的社会政策研究中，理论与政策分析之间的矛盾在八十年代以后日益扩大。前者强调北欧以普遍主义为特征的福利国家模式仍然具有其结构的稳定性和体制的合法性，而后者则强调该模式面临危机, 必须通过降低其福利保障水平来走出困境；前者的分析大多基于社会民主主义理念, 而后者则以一些从国外输入的自由主义观点为依据。本研究将探索产生这一矛盾的制度性和政策性原因。它将回顾北欧社会福利理论和政策发展的特征，讨论与此相应的社会基础和政策观念的变化。本文界定了两种形式的普遍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寻找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政策的关联性。澄清这些关系有助于我们回答北欧福利国家模式是否面临着危机这一问题，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理论和政策分析性质的认识, 评估理论分析的有效性和政策分析的可行性，并对我们讨论社会政策模式的制度背景和价值基础都具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北欧，福利国家危机，社会政策理论，制度，政策分析。

导论社会政策研究包括理论阐释和政策分析这两方面。从理论上说，这两方面的研究应该是相互支持的：理论研究具有政策蕴义，而政策分析又应以理论为指导 (见George and Wilding, 1994; Pierson, 1991)。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两方面的研究也会发生矛盾。本文将以北欧（或斯堪的那维亚）福利国家为例讨论这一矛盾。文章采用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这四个北欧国家作为研究对象, 因为这些国家的福利体制在Esping-Andersen（1990）的福利类型分类中都被归入‘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这一模式中。该模式以普遍主义和社会平等为价值核心，具有高税收高再分配率的体制特征。在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这一模式曾是世界各国发展其社会福利制度所学习的对象; 但80年代以后，它却成为人们批评指责的对象, 认为它具有延缓经济增长，造成高失业率和福利资源浪费等缺点（见 MacGregor, 1999）。例如瑞典的Lindbeck 委员会就认为现行的福利模式是对经济发展的阻碍（见 Blom-Hansen, 2000）。在这一背景中, 改革这一体制以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和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就成为这些国家政策制订的目标。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努力，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导向逐渐地由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福利理念转向自由主义的工作福利和私有化理念（见 Abrahamson 1994: 125-126）。尽管如此，许多理论工作者并不认为这一转化代表着社会政策发展的未来。他们维护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模式的合法性, 例如 Olsson-Hort (1993: 86) 和Lindbom (2001: 171) 坚持认为瑞典模式并未终结，而Blomberg 和 Kroll (1999) 强调在整个90年代这一模式的合法性基础依然稳固。基于对公众意见调查资料的分析，Alestalo a nd Flora (1994) 宣称公众对于这一福利国家模式的支持度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而Andersen et al. (1999: 248) 对于北欧四国民意测验资料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

这样, 我们就看到理论分析和政策分析间的矛盾：前者强调北欧模式的合法性，后者则从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来指责这一模式的缺点并主张‘瓦解’(dismantling)它。这就激起我们的研究兴趣去追寻产生这一矛盾的根源，性质和原因，并评估北欧模式是否真的陷入危机中 (关于北欧模式或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终结的相关讨论，见 Olsson, 1987; Edlund, 2000; Korpi, 200 0， Vettenranta,1986; Hernes, 1991; Pontusson, 1992; Gould, 1993a)。本文将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 讨论北欧社会政策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的特点。它从制度分析出发, 阐释人们有关北欧模式存亡辩论背后的逻辑基础。在讨论中, 本文的关注点并不放在划分谁是理论工作者和/或政策分析者上, 因为一个学者可以既研究理论问题同时也进行对策分析；即使如此, 分析两者在政策研究中的差别仍具有相当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北欧福利理论研究概览

从历史上看, 北欧的社会福利研究源于生计和贫困调查 (Christie, 1976)。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20世纪，瑞典于1968

年进行了这种大规模的生计调查，而挪威和丹麦也分别在1973 年和1976年进行过类似的调查 (Henriksen 1987: 386)。芬兰也不例外，它在70年代初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对北欧四国生活状况的比较研究 (见 Allardt 1973, 1975; Henriksen 1987: 386)。当然，就理论研究而论，北欧学者在很早的时候就具有对制度分析的关注。在60-70年代间, ‘福利社会学’在这些国家发展起来，并与从‘经济和社会’角度出发的社会学研究相结合。这些早期的研究深受Townsend 对贫困问题的制度性研究的影响，也与当时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韦伯理论相呼应 (Henriksen 1987: 381; Vettenranta 1986: 263)。这一理论导向使北欧的社会政策研究很早就立足于体制研究而不是对具体的社会管理或公共管理(social administration or public administration)问题的研究。事实上在北欧学者看来 (见Henriksen 1987: 384, 388-89)，把研究重点放在这些管理问题上将会导致对产生福利问题的广泛的社会背景的忽略。

概括地说，北欧对福利问题的理论和制度性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发展模式的研究。这些研究常涉及福利国家中的国家和市场关系（见Hansson, 1979; Kosonen, 1977; Therborn, 1976; Noro, 1977; Vettenranta, 1986）, 例如Therborn (1987) 的研究就阐发了‘市场要求政府（的社会政策）’这一逻辑；它也涉及到对权力资源,资本积累和社会再分配问题的研究（见Hansson 1979； Dahlström 1994），例如Esping-Andersen and Korpi (1987; also see Esping-Andersen, 1985) 的研究就是以阶级分析为手段, 阐述了福利国家的结构和制度背景对于形成北欧模式的作用。

二是对社会政策制订模式的制度性研究。北欧学者对其政策制定模式的研究聚焦在对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研究上。这一体制培育了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发展模式，而在这一模式中, 社会政策的制订就成为各阶级进行谈判，协调和妥协的过程。对这方面, P ontusson （1992）等人对北欧民主制度的研究显示了社会行动对政策制订的影响, 而Rothstein（1987）的工作则揭示了合作主义的社会机制，民主政治和政策制订模式的相关性。这样，北欧的福利研究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到政治分析上(see Andersen, 198 0; Worre, 1980), 并把政治研究与政策制定模式的研究相协调。

三是从研究日常生活方式的角度对福利国家的制度基础进行分析。在此，Erik Allardt (1973, 1975) 把对福利国家的研究与对日常生活方式的分析相结合，开辟了北欧福利研究的新维度。他 (1990: 191) 指出福利国家制度是一个与公民的生活方式相关的社会制度, 所以对福利国家的研究不能狭隘的关注于政策研究以便满足国家社会政策制定的直接需要，也要通过对社会生活方式的研究来深入到体制的制度层面和社会基础 (see Partanen, 1978: 68)。他的这种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见Henriksen 1987: 3 87-388）。例如 Andersen (1993: 27) 强调, 北欧福利国家在60年代中期以后的成长, 是一个国家福利体制的扩张和生活方式变化这两方面因素的互动结果。这方面的研究也被文化研究者(Alapuro 1995) 和女权学者所发展（特别是Hernes, 1988: 213; Wær ness, 1987; Siim, 1993: 42; Leira, 1993）。他们的研究探讨市民社会, 家庭生活与国家的关系，以此去揭示福利国家的社会基础。

再者，对福利国家的制度分析也要涉及对支持该制度的社会规范体系的分析。在这一体系中，学者们强调’社会团结’是其价值核心 (see e.g. Alestalo, Flora and Uusitalo, 1985; Moene and Wallerstein, 1995; Ponnues, 1999)，而这一规范在北欧的发展得到其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支持。其从农业社会中承继的互助主义精神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为提高北欧社会的社会团结度提供了文化基础 (Allardt et al., 1981; Sørensen and Stråth, 1997), 而这些社会中所存在的社会民主主义秩序则强化了’社会团结’的政治基础(see e.g. Listhaug, 1990: 221). 另外, 学者诸如Hernes （1988）把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人民之家’的理念 [2]与Marshall 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