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中谈论中国文化是一个相当令人痛苦的话题，这种痛苦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个问题本身所表现出的复杂性早已远远超出几乎所有学术先驱者们最大胆的猜想，所有那些曾经貌似有价值的讨论和一度简洁优美令人信服的论说都逐步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原有的说服力，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种每况愈下的趋势并无逆转的可能；另一方面是这个话题也难免会牵动我们的某些感情，从坏的角度讲，面对百余年的“丧权辱国”的近现代史，恐怕没有哪个中国人能真正做到无动于衷，而从好的角度讲，将延绵数千年的封建制度中可能包含的“灿烂文明”均化作“一团漆黑”，这等见解作为一种短暂的、轻率的甚至意识形态化的态度显然不会有持续的生命力。

据说，关于文化的定义至今已有数百种之多，虽然我们更愿意将它视作一套某一时段内覆盖某一社会诸方面的综合符号体系，其中包括各种不同品质——艺术的、思辨的、政治的代码，但更通行的见解似乎较倾向于将它作为一套有确切指向的价值观念。从后一角度出发，通过若干古文献的钩沉，不同学者，无论其背景如何，总能或深或浅地寻找到它的吉光片羽。从清末“中体西用”开始到五四前后有人要砸烂“孔家店”，有人要“整理国故”，一直到今天，关于中国的这些文化遗产的评价经历了不断的波动，有时被骂得一钱不值，有时又被捧得价值连城。由此又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形象并不那么清晰，百年来我们获得的成绩只怕不大，真实的答案可能不仅是在民族自大狂和历史虚无主义之间寻找平衡那么简单，现在，寻求对于自身历史和文化的有效力的解释，仍然是一种严肃的、不能推卸的责任。

当上述的痛苦还没有开始吞噬人们的心灵，而意识形态领域也还没有定于一尊的时候，对中国文化抱“了解之同情”的学者们在反思传统时多数还能采取乐观的态度，但很快这个反思过程在国内就因为政治上的因素而被迫长期中断。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的问题重新回到大陆学术界的视野当中。张岱年先生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张岱年先生是著名的哲学家，原籍河北省献县，1909年出生于北京，早年受其兄张申府（崧年）的指导，开始学习哲学。张申府是国内最早对英国20世纪初分析哲学有专门研究的学人，可能受他的影响，张岱年从事哲学研究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相当的专业水准，他于1935～1936年写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乃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哲学范畴的专著。

胡军曾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撰文指出，张岱年是中国现代哲学界逻辑分析方法的积极提倡者，罗素、穆尔和金岳霖等人的逻辑分析方法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张岱年就对什么是逻辑分析方法、逻辑分析方法的对象、逻辑分析方法与辩证法和直觉方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索。同时他大胆地将西方种种哲学范式引到中国哲学的研究当中，积极地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来剖析中国哲学概念的含义和建立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并试图把逻辑分析方法和唯物论结合起来作为考量中国哲学的标尺。

张岱年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哲学家，课文中他却运用了另外的思路来谈论“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这样虽不能说没有哲学意味但绝对不是严格的哲学命题。课文涉及的内容，曾经被不同立场的学人们广泛讨论，讨论中的代表性人物，大约可以分成两派：具有新文学创作背景的文人和具有学院派背景的学者。两大阵营内部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态度也并非一致，比如前一阵营中，最早从正面以肯定的态度来系统谈论此问题的人之一是辜鸿铭，他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里，谈到中国人是“温良”的（gentle），中国遵循一种“良民宗教”。林语堂在他的《中国人》中也试图说明中国人是一个文明优雅的族群。角度类似但立场不同的鲁迅先生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讨论影响更加深远，“狂人”和阿Q无疑是新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上述几位都属于文人一脉，无论是揭示了自己想像的中国人的

正面还是反面，他们的立论，均着眼于中国人当下所谓的“人性”。

学者型的研究者对具有主观意味的人性问题不感兴趣，他们更关心表现出客观属性的所谓的“文化”，而一种文化的性质如何，并非仅从当前时代的历史剖面就可以看出，对传统的历时性研究也是极为必要的。当然，文化属性最终也是要落实在某些人身上的，否则只是无意义的虚悬的价值观念而已，学者们不过为了保持讨论问题时的客观和严谨，而希望将文化传统作为可靠理论标准建立起来。

以历史的眼光看，学者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判断更加纷繁多样，抛开那些消极的观点不谈，采取积极的态度研究文化而得到的见解也并不统一。比如史学家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补跋》中把中国文化概括为一种“天人合一的人生之艺术化”的观点就非常有代表性，这种讲法至今在海内外还有相当影响力，而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的牟宗三和徐复观都讲到中国文化传统贯穿着一种“忧患意识”，美学家李泽厚又把中国文化总结为一种“乐感文化”，如此等等，莫衷一是。综上所见，中国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未经细致研究，我们恐怕难以轻易接受任何貌似合理的解释。

现在我们回到张岱年的文章，此文的一大特点就是将分属文人和学者两个阵营的话题直接联系了起来。如前所述，既然通常人们认为文化与人性不能绝对分开，那么当上世纪90年代文化讨论尘嚣再起的时候，有学者试图融合两方面的观点是很自然的。事实上，一切对于传统的讨论，最终的落脚点难免还是当下人的现实生存状况，我们都希望知道，中国的那些历史文化遗产是否还能对今天的人们有所帮助。具体来讲，这个问题就被表述为中国文化传统有没有包含着促进我们迎接现代性挑战的理论要素，或者说在当前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有没有保留一些还能起积极作用的从遥远的过去传承而来的心理特质。此文中张岱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把今天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与被认为仍然具有积极意义的某些“文化传统”联系起来，具体将其概括为“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张岱年重新引出《易传》这样的古老典籍作为中国人当下的精神资源，不仅仅只是让人相信某些文化遗产的正面价值就那么简单，在这里，他和很多其他学者一样，在理论上暗自假设了一种内在于历史的观念的连续性，假设存在着某些独立于历史变迁的价值标准。

笔者认为在人类文明中，既不存在绝对的人性，也不存在普遍适用的价值观，每一个观念、每一个判断都不能脱离其上下文被独立使用———这其实也是马克思的基本看法，但与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学绝对毫无关系。具体到张岱年的文章，他所提到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这两个词的意义必须放到中国古代文明具体的语境当中才能被真正理解，这个语境远不止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对我们这些后世的读者来讲，天地意味着什么，君子是一种什么样的人，而德和物又分别指什么，《易传》文本中的这一系列关键词的意义早已远离我们的生活，这个文本所存在的历史情境大多数现代的中国人是陌生和隔膜的，没有相当学术训练的今人完全不能把握这些文句的真实含义。站在今天的角度，仅从字面上讲，“自强不息”似乎还容易理解一些，而“厚德载物”就很难体会。更为麻烦的是，如果要将上述内容直接作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资源，仅通过理论描述去追寻其固有意义是没有用处的，脱离了中国古人所预设的天人宇宙模式和士大夫的道德人格追求，理论上的预设也就无从落实。

研究中国文化时的复杂性主要就来自以往经验中对于连续性的假设不能成立，传统已经断裂，这种断裂不只发生在话语层面，也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历史本身只是一系列非连续的片段，今天我们从各个角度都回不到过去。或许浮泛地讨论文化传统并尝试简单地将其传承到现代的企图不算成功，我们不能直接复制一种消失的生活及其趣味，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思历史没有意义，人文知识必须依靠积累，先行者的每一步都是我们进步的阶梯，而如何利用我们拥有的知识来改善今天的生活状态则是不能放弃的目的。在现有的对文化传统的各种理解之上，摆脱对连续性的追求，争取让历史呈现出更真实的本来面貌才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