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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动画片比较研究“西风东渐”下的中日动画20世纪初，这样的年代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异常重要的时期，科技和战争并存，生存的苦恼和种种新发现同时扎根在这里。

人们在乱世探讨科技的奥秘，追求生命的真理，动画也诞生在这样纷繁的乱世。

当中日两国在为动画之谜苦思不得其解时，西方人已经在用逐格拍摄法制作动画。

美国的迪斯尼以无与伦比的力量横扫全球，它在每一个国家搭建了一座动画片的舞台，在各国上映自己的剧目。

中国和日本的动画就在这个舞台上经历了摸索到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中日两国的社会使命与对西方文化的诉求。

在几经磨练之后，中国和日本分别成就了不同的空间。

“西风东渐”下的相同风格1918年，美国动画片在中国上海的首次放映吸引了中国热爱美术的年轻人。

在这样的契机之下，中国一批年轻人产生了研制属于中国自己的动画片的想法，其中就包括万氏四兄弟。

万氏兄弟即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万涤寰，真实名字分别叫万嘉综、万嘉淇、万嘉结和万嘉坤。

四兄弟自幼喜欢绘画，成人后开始绘画生涯。

1919年老大万籁鸣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后在美术部、活动影片部任职。

1925年老二万古蟾结束任教生涯，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影片部美术设计。

不久，其他兄弟陆续从美专毕业，考入商务印书馆影戏部工作。

从1920年开始，万氏四兄弟在上海闸北通天庵路的一条弄堂里进行着中国最早的动画试验。

一个夜晚，万氏兄弟在一本厚簿子的每一页的角上，一气画了几十页猫捉老鼠的图画，故意把猫和老鼠的距离越画越近，然后迅速地翻动簿子。

就这样，一不小心触动了“视觉暂留”原理，推开了动画电影的大门。

万氏兄弟的绘画生涯由此转为“会动的画”。

1922年，商务印书馆约万氏兄弟为馆里自制的一种“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做广告。

他们先后拍了三部动画广告片，由于背景问题不能解决，成绩均不理想。

动画人物描在纸上，不能显露背景；倘若用刀片挖去背景，这样的方式又只能适用在线条简单的背景，复杂的就受到限制。

偶然，见到一种走马灯。

这种灯将京剧人物画在赛璐珞透明片上，随着京剧人物的转动，但见背后峰转峦移，似乎是京剧人物正在翻山越岭。

他们便把卡通人物也画在赛璐珞透明纸上，这样，再复杂的背景也能显现出来了。

广告的拍摄过程为万氏兄弟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机会，也使得他们逐步走向成熟，而拍摄的成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制作动画片的原始经验和极为朴素的动画(片)理论根据”。

1926年，受迪斯尼动画《从墨水瓶跳出来》启发，中国的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在长城画片公司产生了。

《大闹画室》讲述了画家在画室作画，纸人从墨水瓶中跳出来跟他捣乱，在画室里大闹一通的故事。

该片的拍摄经过了多次试验，反复摸索。

实拍的时候，常常出现该动的地方不动，不该动的地方乱动的情况。

接着他们又绘制了《一封书信寄回来》，讲小纸人把画家寄出去的信的地址改了，信又寄了回来，弄得画家啼笑皆非。

这两部动画片都是真人和动画合成的黑白默片，片中小纸人的形象调皮捣蛋，活泼可爱，惹人又爱又恨，充满了喜剧因素。

中国的这第一部动画片是在美国动画的影响下产生的，它的身上有着非常深厚的美国色彩，所蕴含的幽默是美国式的幽默，烙刻着太多美国动画的痕迹，动画的造型、动作的洋味都很浓。

1936年，大万写过一篇《闲话卡通》的文章，就检讨了这个缺点。

此时的日本因为明治维新，因为对于西方文化的推崇，动画片受到民众的欢迎，但是在提及日本动画之前有一种不得不提的艺术，即日本漫画。

19世纪80年代，主张向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明治政府通过英国人查尔斯·沃格曼和法国人乔尔基·比高输入漫画，真正现代意义的漫画开始在日本生根发芽。

那么究竟什么是漫画呢？“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人本主义思想的弘扬于是有了讽刺性文学艺术的崛起并成为强劲的时代潮流。

漫画正是在这种潮流中羽翼丰满起来。

”漫画最早是用简单而夸张的手法来描绘生活或时事的图画，一般运用变形、比拟、象征的手法，来达到尖锐的讽刺效果。

当然，也有少数漫画家对政治不敏感，他们关注更多的是人们的一些不良品格和作风，是人性本身。

1877年在日本出版的《团团珍闻》里面开始使用欧洲技法和气泡似的对话框。

1910年，埃米尔·科尔的作品《凸版新画本》系列在日本上映。

这是第一次在岛国本土上映的动画影片，也是日本动画的第一篇章。

从此日本开始走上自主制作动画的求索道路，而这个时候日本的漫画家便是近水楼台的第一批吃螃蟹者。

1917年，北山清太郎创作了日本第一部动画作品《猿蟹大战》，这部在纸上画出画面后再拍摄的作品，使日本动画的前途透出了光亮。

与北山几乎同时进行动画制作研究并取得成功的，还有漫画家幸内纯一、下川凹夫等人。

他们创作的《凹内名刀(新刀)之卷》、《茶目坊新画帖》等动画作品，和北山清太郎一样，都是相对于“漫画”的“动画”，也就是“会动的漫画”。

和中国动画一样，因为受着美国动画的影响，日本动画作品也有着不可摆脱的美国风格，作品中的人物可以用“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和“手舞足蹈”这两个词来概括，它和美国作品一样着重甚至是有些过重表现人物的动作，从而使得主人公的动作显得有些滑稽可笑。

“西风”吹拂下的各自不同同样是西风吹拂之下的产物，但是因为两国政治经济环境的不同，同样的产物又具有了不同的特色、不同的风格。

在前文我们就看到，产生在日本动画之前的吸收西方先进漫画技法的日本漫画和日本动画关系密切。

北山、幸内和下川等这些最早为日本动画片探路的先锋，也都是从漫画家中分离出来的，其后活跃在动画界的作者们，也几乎来自于漫画界，或者和漫画有着密不可分的牵连。

在吸收西方漫画的同时，日本对欧洲漫画进行了改造，拓宽了漫画题材范围，关注更宽泛的人类情感，并在其中输入日本人特有的精神内涵，改装后的日本动画又烙下了鲜明的日本商标。

当日本人引入欧洲漫画的时候，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漫画有一天能给日本动画的发展注入了一种强心剂。

在新漫画的发展过程中，更多的时候，这些日本漫画就是日本动画的剧本，它们的良莠直接影响到动画的创作。

所以日本动画最突出的特点和长项，就是将漫画原作进行动画式的改编。

早在1933年，村田安司就将漫画《二等兵》改编成动画电影。

政冈宪三的《蜘蛛和郁金香》、獭尾光世的《桃太郎》系列也是由于建构在漫画的根基上，才得以备受关注。

因而，尽管同时期日本动画的制作水平还比较低，但是在它和漫画彼此之间结下的不解之缘，给它今后发展提供良好能源。

日本动画和日本漫画一起携手走过了世界动画史。

由于中日两国不同的政治环境，两国动画的发展前景也不同。

在中国，因为国家混乱，动画片是无暇被顾及的，它也不能得到政府的重视，只能在战火硝烟之中偶尔受到制片商人的青睐。

1924年从美国迁回上海的长城画片公司负责人梅雪铸很欣赏万氏兄弟的志向，邀请他们加入长城画片公司，试拍动画片。

除拍摄动画片，万氏兄弟还在故事片中做着穿插动画的尝试。

1928年明星公司出品的《火烧红莲寺》中的斗剑法术的镜头就是万氏兄弟的动画制作，后来出品的许多片子，如《都市风光》、《父母子女》等片子当中，都有他们绘制的动画镜头。

日本的动画业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曾受到了重创，这一场地震致使日本电影工业全部转移到京都。

日本动画步入昭和元年，即1926年，受到了政府相当程度的重视，得到了神话般的庇护。

政府首先将支部省用于教育资料动画的年度预算提升到十万元(当时的三元二十钱可以买到十公斤大米)，课堂上也安排了电影课，东京都更是有了“儿童卡通节”，让全市的儿童都可以到戏院看动画片，而且日本电影图书馆在日本各学校放映的电影名单中规定一定要有一部动画片。

藉着这样一股有如神助的力量，日本动画产量日增，动画工业急剧发展。

政治背景影响后的不同主题“西学东渐”给中国和日本两国带来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而这种艺术种子一旦和当地的泥土结合在一起之后，就注定了要结出不一样的果实，在一个深刻而又混乱的年代，一切艺术在本质上总是紧紧地和民族、时代以及人类的共同心理相连，动画片也不例外。

政治背景下的动画片动画片在两个国家扎下根后，新的社会环境与经济技术的发展为它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天地。

在这个天地里，政治对于动画片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提供动画片发展养料的同时也影响动画片的生命力。

二战的枪声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和日本动画片的发展道路，它偏离了原来的道路，走向了一个未曾预见的方向。

伴随着世纪初的硝烟和战争，中国由此开始的是一个变乱纷呈的时期，一个名符其实的乱世。

这样的历史容不得乐观。

历史使命感、民族自强的心理、抵御外敌的责任沉重地压在国人的肩头，没有美国迪斯尼的乐观天性，幽默在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度成了一种奢侈，中国动画也被烙上了时代的印迹，政治成了不可避免的主要话题。

正如万籁鸣所回顾的：“动画片一在中国出现，题材上就与西方的分道扬镳了。

在苦难的中国，我们没有时间开玩笑。

要让同胞觉醒起来，我们拍摄了反映受压榨的劳苦人民的生活和激发中国人民抵御日本侵略的短片”。

20世纪30年代，在残酷的时代与黑暗的现实中，中国电影观发生了转变，产生了左翼电影。

现实主义成为此时电影人自觉追求的时代风格之一，这一时期的电影大都直接取材于现实，并且都是有感而发，影片呈现出“朴素写真”的艺术风格，严格真切的现实描写和纪实性的审美追求。

受到了这样的思潮影响，万氏兄弟创作道路渐宽，他们把握时代的脉搏，绘制了一批和时代紧紧相关的、生动活泼、寓意深刻的动画短片。

他们先后在联华影业公司和明星影片公司制作宣传抗日的《同胞速醒》、《精诚团结》、《民族痛史》、《血钱》、《航空救国》等，以及以寓言故事为内容的《飞来祸》、《龟兔赛跑》、《蝗虫与蚂蚁》等动画短片。

这些动画在当时激发了国民的抗日激情，只是此时的动画宗旨在于动员抗日，其中包含的政治因素也就难免使得影片具有一定的说教意味。

1940年在美国迪斯尼动画片《白雪公主》的影响下产生的中国动画《铁扇公主》也披上一层抗战的外衣。

1940年万籁鸣、万古蟾应上海新华联合影片邀请，成立卡通部。

经过慎重考虑，他们选择了《西游记》中孙悟空借铁扇公主芭蕉扇的故事为模本，开始着手绘制中国第一部大型动画片《铁扇公主》。

在世界电影史上，这是继美国《白雪公主》、《小人国》和《木偶奇遇记》后的第四部大型动画，标志中国当时的动画水平接近世界领先水平。

该片暗喻了抗战的艰苦和必胜，只要团结就能打败侵略者，鼓舞了人们的斗志。

该片中有一句“人民大众起来争取最后胜利”的鼓舞抗日斗争的话，放映时被敌伪的电检机关强行剪去。

传统的神话故事在这里被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涵，神话不再是简单的神话，而是特定时代政治话语的载体，教育人们抗日，激醒人们战斗。

1949年，东影成立后试制了新中国的美术电影《皇帝梦》和《瓮中捉鳌》，这两部电影也是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而创作的。

题材上紧跟时代的步伐，发挥动画片的社会效益，这样的创作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充分发挥了它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