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及其翻译思想

一、引言

当今时代是翻译的时代，随着国际间的科学、文化、经济及各个领域间交流的日益频繁，翻译在国与国之间进行的各方面的交流起着举足轻重的、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人类思想文化交流史上最悠久的实践活动之一，作为各民族思想交流的工具，翻译涉及到两种语言与各种知识，可以说，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翻译工作者总是必须首先掌握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风格，然后运用翻译技巧，在另一种语言中把它们表现出来。作为翻译工作者，他们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他们不能漫无目的地、随心所欲地翻译原语文本，任意地或甚至错误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相反，他们必须准确地、完好无损地传达原作的思想内容，使读者对原作的思想内容有更准确、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以更好地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

二、明确翻译目的

翻译是人类从事的一种行为，而我们都知道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有意图、有目的的。那么，不言而喻，翻译工作者翻译行为的实施同样也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德国翻译理论家弗梅尔将翻译目的分为三类：一类是译者所要达到的一般性目的，比如说赚钱；二是译文在目的文化语境中要达到的交际目的，如启迪读者；第三类是使用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言中语法结构中的特殊之处而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法。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具体地采用哪种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之前所明确的目的。老一辈翻译研究者中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在现今研究工作中仍然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给予我们翻译研究工作很大的启示，同时为我国目前乃至将来的翻译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方向。法国著名的阿歇特百科辞典甚至在“鲁迅”条目中这样介绍：“鲁迅为数蔚为大观的作品，是他对外国作品的译介。”（转引自丁小凤、韩虎林，2007）鲁迅翻译活动的主要目的有三个：第一，“注重翻译，以此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创作。”鲁迅认为，要改革旧的文学形式，传播新思想，就必须“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第二，“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是太不精密了……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吃一点苦，装进一样的语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鲁迅认为，中国旧的文字已经不适合时代的发展，而新的白话文还不够完善，因此，他主张通过对外国作品的翻译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字眼、新的词汇、新的句法，来改进和完善当时的白话文。第三，鲁迅进行翻译活动还因为他“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一间，便自然而然想到介绍外国作品这一回事”。

鲁迅在翻译过程中始终是遵循着其所定的翻译目的来从事翻译实践活动的，他一心希望通过翻译，不仅使中国作家学习到外国同行先进的思想，而且连外国的新的、较中国语言更严密

的表达手法，也要一并输入，以期改进中国的语文。这也正是他后来翻译生涯不断出新，不断出成绩的一盏明灯。

由此可见，翻译并不同于创作，它需要译者充分考虑到最终的翻译目的，正确地发挥译者主体性地位。笔者认为，译者必须充分认识到读者的阅读水平和接受能力，搞清意图，明确翻译目的，继而在翻译过程中采用恰当的翻译方法和策略，这样才能使翻译实践收到实效。

三、恰当选择翻译方法和策略

翻译目的一旦明确下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会选择有助于实现翻译目的的翻译方法和策略。翻译方法中最常用的当属直译和意译两种。直译不同于意译，直译旨在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纽马克曾经这样说：“直译指的是在将原语的主要含义翻译成目标语时，尽管语言环境变化，也要尊重目标语的句法结构的翻译方法”。但是，我们必须搞清楚一点：“直译”并不能和所谓的“死译”和“硬译”混为一谈。

谈到这个话题，大家都会想到鲁迅和梁实秋那场关于“直译”和“硬译”的激烈论战。梁实秋认为，鲁迅的“硬译”无异于“死译”，其危害更甚于“曲译”。然而，笔者认为，鲁迅在翻译过程中大多数采用的是“直译”，这与他当时提出的三点翻译目的是分不开的代写论文。他曾说过：“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他想通过“直译”甚至“硬译”，把国外的表现法力求不变地引入汉语，推动汉语的现代化。

鲁迅的远见卓识告诉我们，语言的发展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笔者认为对待外来文化要有一种恰似“拿来主义”的开放态度，敢于“拿来”才能带来之后的挑选和吸收，才能被读者学习和接受，才能用发展的、进步的眼光看待事物，看待翻译。鲁迅著名的“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的提出说明“不顺”终究会走向“顺”，否则，我们今天也不会频繁不断地看到类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等等这样的表达。

德国翻译家本雅明认为：“说翻译读起来就像用本国语写的一样，并不是对它的最高褒扬，用逐字逐句对译来确保译文的忠实更重要，因为这体现了不同语言互相补充的渴望”（转引自冯岩松，2008）。翻译家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翻译来拓展、拓深本国语。鲁迅的翻译追求，在这一点上和本雅明完全相同（刘少勤，2005）。两大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翻译界争论的焦点话题。

“异化”是说译者和译语读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努力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羁绊，这种翻译并不应理解为对应的翻译,因为它并不能提高译文的忠实性。后殖民学者Robinson认为异化翻译与直译和逐字翻译相关联，只是没有直译那么极端，因为他们并不坚持在翻译中恪守原文句

法序列中的个别词语的意义，但却坚持要保留原味。鲁迅从“归化”走向“异化”的翻译策略也恰恰和他一心提倡的“宁信而不顺”和“直译”乃至“硬译”的翻译标准不谋而合。

因此，笔者认为，鲁迅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做出的抉择是睿智的、可赞的和理性的。正因为不同的译者有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在翻译过程中才会相应地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因而某个时期看似合理的翻译标准在另一个时期可能不再适用。正如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2002）一文中说道：“不论归化异化，达到目的就是造化。”

四、充实翻译理论和开展翻译实践工作

“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是一个杂家，只要什么都懂一点，就能来什么翻译什么。”“只要懂外语，就能搞翻译。”“翻译家就是翻译家，没有必要再去关注翻译理论。”这些都是翻译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的误区。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翻译理论是对两种语言转换过程给予的科学的论述，也就是把翻译过程模式化，提出某种科学的、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这一过程的重要标准。运用一种语言的形式将另一种语言的形式所表达的内容重新表达出来的过程，并不是普通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翻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正确地理解和正确地再现的过程。

鲁迅翻译理论的逻辑思路是很清晰的。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坚定了直译为主，而他提倡直译，又是为了唤醒民众，启迪民智，由于直译可能导致意义不通顺，也提倡重译、复译乃至意译，而面对不同对象时，他又区分不同的翻译方法。可见，翻译理论的正确建立可以合理地对译者的翻译实践活动给予指导，翻译理论并非一成不变，它仍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前进不断更新和完善。同时，大量的翻译实践有助于翻译理论的构建。勒菲弗尔的三因素论，韦努蒂的异化、归化论等，都是在考察了大量的翻译实践，从活生生的翻译事实中“发掘”出来的。（孙致礼，2003）总之，翻译工作者必须认识到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翻译实践又有助于构建翻译理论的重要性，应该抛弃“理论无用论”的错误观念，要用辩证法的观点对待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克服翻译中的经验论、教条主义和片面性。

五、公正合理地进行翻译批评

对于翻译批评，批评家一定要公平、公正和合理。鲁迅本人曾形象地把翻译批评方法比喻为“吃烂苹果”。他说：“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大冤枉，而况此后还要穷下去。所以，此后似乎最好还是添几句，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还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

从鲁迅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翻译批评是一项责任性强、极需耐心的一件工作。笔者认为，翻译批评家对翻译批评应该采取一种非常宽容的态度，在区分质量好坏的基础上，鼓励和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