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的贵族——刘笃敬

中国最后的贵族——刘笃敬文/李琳之一三年前的一个晚上，当我从太原坐动车返至北京时，我忽然有了一种去菜市口的冲动。

1898年9月28日，著名的戊戌变法六君子就是在那里被处斩的。

在那个悲风呜咽的血色黄昏，当六颗血淋淋的头颅滚落在六具尸体旁边时，六君子家人和亲朋好友都惧怕被“后党”株连九族，早已逃之夭夭。

那些昔日同僚更是噤若寒蝉，避之唯恐不及，就连六君子中有深厚背景的家族，也不敢直接去刑场收尸。

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其夫人沈鹊是林则徐的重外孙女，还是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祯的孙女，但他们也不敢前往法场，沈鹊想去，还被家人苦苦阻拦。

年仅24岁的沈鹊在无奈、痛悔和对丈夫绵绵无尽的思念中，形销骨立，最后在林旭遇难后仅一年即香消玉殒，一命归西。

康广仁就义后，暴尸两日，才由广仁善堂为之盛殓，葬于荒郊野外，数年后才由维新党人沈荩返其遗骨于故乡。

谭嗣同的遗体是浏阳会馆的老长班（管理员）刘凤池趁着午夜无人之际收殓，翌年，才由谭嗣同的亲属进京将其遗骨运回家乡浏阳……就是在这种恐怖气氛中，已被“后党”怀疑是维新党人的刘笃敬——时任刑部主事加员外郎衔，却甘冒杀头的危险，亲赴刑场收敛了杨深秀的尸体，并将尸体连夜护送回杨深秀的老家山西闻喜。

我不知道刘笃敬当时那么做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魄力。

那年，他50岁，已界知天命之年，按说他应该圆润成熟，应该世故老到，然而，他却出人意料地扛着那杆朝圣的心旗，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104年后的今天，当我站在已经面目全非的菜市口大街上，看着那一排排在霓虹灯下拔地而起的楼房时，我不禁潸然泪下，心里油然升起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敬畏之情。

我知道，那时刘笃敬名义上虽是朝廷的命官，但他的实际身份更多的是商人，他们刘家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有着遍布全国各地的300多家商铺字号。

他在内心里并不希望维新派施行激烈的变革之法，不希望看到流血成河的激进革命。

他自小饱读诗书，他没有看到历史上哪次非“真皇帝”主宰的变法运动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他和杨深秀同朝为官，年龄相仿，又是同乡——他的太平县（原襄汾县汾城镇旧称）老家距杨深秀故里闻喜县不过几十里地。

他们是无话不谈的至交好友。

他钦佩杨深秀渊博的知识和大无畏的革命情怀，但在内心深处他却有着自己的主张——应该根据大清国的实际状况，一步一个脚印地实施渐进式变革，避免狂热激进的流血革命。

商人特有的接地气的“世俗”和敏锐，使他早就预测到了这场“百日维新”的结局。

他有意识地跟他们保持了适当的距离，然而他却不能不把目光聚焦在这场变法运动上。

冷静的清醒使他在看到光绪皇帝雄心勃勃颁布的密集诏令和维新党人信心百倍的忙碌身影时，也同时让他看到了慈禧太后暗中磨刀霍霍的狰狞面目——正如他所预料，戊戌变法只是昙花一现，便以惨败告终。

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逃之夭夭，谭嗣同、杨深秀等六君子则成了“后党”人的阶下囚。

刘笃敬在内心深处虽不苟同维新党人激进的革命主张，但他们英勇无畏、以身赴死的壮举却让他感佩不已，尤其杨深秀当年还是他上位刑部主事的直接推荐人。

现在六君子深陷囹圄，他怎么可能会为了明哲保身而袖手旁观呢？原来他还准备上下斡旋打点，想方设法营救杨深秀，然而使他措手不及的是，六君子在未被审讯的情况下突遭杀戮。

这惨烈的消息让他方寸大乱……我无法得知100多年前的刘笃敬后来是怎样下定决心去法场为杨深秀收尸的，但我明白，他那一刻做出的决策，意味着他的官场前途将就此完结，还意味着他将有被当作维新党人的同党凌迟处死的危险。

事实上，当刘笃敬亲自把杨深秀的尸体送到杨的故里闻喜而返回他的老家太平县南高村时，闻风而动的太平县令就派兵包围了他的宅邸。

最后，他机智地躲到一个隐蔽的厕所里才逃过一劫。

我猜想，刘笃敬在那个恐怖的深夜侥幸逃脱后，他应该是有些忐忑后怕的，但我确信，他的心里更多的可能还是那种“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悲壮之情。

二刘笃敬1848年出生时，正值大清帝国千疮百孔、夕阳没落的近代时期。

他耳闻目睹了清政府一系列丧权辱国的腐败无能，几乎就是在父辈们唉声叹气和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给予他骄傲的纠结中度过的。

但和大清的日薄西山、每况愈下不同，此时的太平刘家在刘笃敬的祖父刘体正和他的父亲刘向经调理下，其生意已经逐步扩展至全国各地，仅在河南叶县一带就置地2万多亩，生意范围包括银号、票号、杂货铺、典当行，以及长短途贩运等。

刘家由此跻身于闻名遐迩的太平县四大豪族之中。

刘家是从明代弘治年间时任直隶山东平原县的八品县丞刘和开始起步做生意的。

经过十几代人300多年不懈的努力，在刘笃敬的祖父刘体正当家时，刘家就已经积累起了雄厚的家产。

但刘家在摄取财富的过程中，并不是很注重读书，刘家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寥寥无几，刘家的官衔几乎都是捐来的。

刘家在太平县其他豪族眼中充其量也就是个没有什么文化含量的土财主。

我在《诗书滋味长》一文中曾记载了襄汾民间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

嘉庆年间，有一次，刘家看上了太平首富师庄尉家的姑娘，便托媒人前往说和，欲和尉家结秦晋之好。

尉家主人对媒人说：“要想结成这门亲事，得看看刘家能不能拿出和这块石头相当的聘礼，到时再谈不迟。

”媒人顺着尉家主人手指的方向一看，原来那里摆放着一块刻着郑板桥（乾隆年间，郑板桥曾在尉家做了8个月的私塾老师）手迹“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的石碑。

媒人无言可答，悻悻返回，将尉家的话忐忑不安地转告了刘家。

刘家自惭形秽，但在心底却敬佩尉家的文化品位之高。

自此以后，他们便千方百计地打探名人真迹墨宝，后觅得了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书欧阳修赋文《昼锦堂记》的真迹，高价收购后请人勒石镌刻，建“爱山亭”竖立。

“太平二碑，喜结连理”，一时传为天下佳话。

两年前的清明节，我回故乡时，在襄汾赵康中学校长王海龙的陪同下专门去南高村参观了这通石碑。

此碑为我国现存《昼锦堂记》之最大石刻，也是董其昌行书巨作，全文600余字，具有极高的文物、艺术价值。

当我站在爱山亭前仔细观赏那通字迹已经显得模糊不清的碑刻时，我忽然意识到，尉、刘两家联姻，对刘家来说，应该具有里程碑的纪念意义。

也许正是这桩婚事刺激了当时的刘家掌门人，他们由此意识到了没有文化的悲哀，意识到了没有知识的暴富照样在社会中不会受到人们的尊敬。

从史料上看，具有上百口人的刘家五大支系正是从此开始重视起文化教育了。

到刘笃敬祖父刘体正这一辈时，刘家人成了儒学的忠实信徒，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教条成为刘家人生活处世和做生意的准则，儒家提倡的追求君子人格的理想成为刘家数代人不懈努力奋斗的目标。

恰恰是这种家风的全面转变，刘家才从土豪的形象跃升为一种全新的贵族形象。

刘家精神面貌的改观首先体现在后面几代人名字上所隐含的微言大义：刘体正、刘体直……，刘向书、刘向经、刘向善……，刘笃敬、刘笃康、刘笃恭……刘家数代没有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尴尬终于在刘体正这一代有了改观，刘笃敬的六爷爷刘体直，考中举人，先后担任过顺天府大兴县的知县，霸州、涿州、昌平州的知州；刘笃敬的叔叔刘向善，也通过科举，做上了兵部候补员外郎、武库司行走，官至从五品。

到了刘笃敬这一代，更是大放异彩，一家先后有刘笃敬、刘笃康、刘笃恭和刘松茂，四个人都中了举人。

刘家人终于把小我融到了大我之中，以“天下谁与”的广阔胸怀，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来放眼世界，于是他们的生意开始遍布四海之内而日益兴隆，于是在国家、民族和乡人遇到天灾人祸时，他们能够挺身而出，不吝钱财，慷慨布施：清朝嘉庆以后，国库亏空，军费不足，刘家每年都为国防事业捐款上万两银子；嘉庆九年、十年，山西、河北一带天旱，有的地方甚至颗粒不收，百姓流离失所，刘体正就花费数千两银子搭起粥棚为百姓施粥；光绪三年、四年，华北大旱，灾情尤以山西为重。

官府描述是：“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侵奇灾，古所未见。

”刘家“蒿目时艰，深虑灾广粮绌”，一次性就拿出了黄金一万两捐给了灾区民众，并及时南下买回小米1700石、大米93石、小麦480石，给朝廷解了大围。

一石大概就是350斤，刘家大约运回了80万斤粮食。

……我和随行的王海龙校长走在南高村的南半条街上，张目所及，两边都是醒目的大字标语：“晋商领袖刘笃敬故里”。

有谁能想到，也就是七八十年前，我脚下这一带竟都是刘家的连绵起伏的宅邸集群建筑——据赵向阳先生在《实业晋商刘笃敬》一文中记载，当时刘家有90座四合院、1250间房屋。

还有花园四处，其中最大的颐园拟北京颐和园兴建，占地60余亩，园内有假山、鱼池及上千种花草树木。

我竭力想象着当年这个贵族家庭奢华的景象。

一时间，我仿佛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看见忙忙碌碌的杂役、仆人，还看见揪着小辫的无数童稚在义学里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跑出来……我还看见的是那个回归故里满脸愁容的刘笃敬，身穿长袍短褂，背后顺着一条整洁的长辫子，在凝望着远方，思索着什么。

三因护送杨深秀的尸体回到故乡的刘笃敬，经过一番周旋后，算是“洗清”了自己的罪名，但他也从此远离了官场。

除过打理生意外，他更多的是读书和思考。

刘家的祖训是凡事必以德为先。

刘笃敬这一支堂号就叫“世德堂”。

虽然历史的风云已经涤荡了刘家曾经的风华，但在残留的废墟遗址和破损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基本上还可以还原出刘家生意的精髓。

譬如，现在能找到的刘家宅邸匾题字还有30幅，什么“世德南宅”“里仁巷”“紫气东来”，什么“德为馨”“崇让”“钟祥”，什么“务本”“怀朴”“薰沐”，什么“俭固”“向雄”“习勤”，什么“澹雅”“慎度”“敦仁”，什么“书簏”“经锄”“墨庄”，等等。

如此众多的门匾题号，均是以“德”字为宗。

有的比较明了，有的比较隐晦，如“紫气东来”，表面上看是吉祥如意的意思，其实是关于《道德经》成篇的一个典故：说是老子出外云游，将到函谷关时，关令尹喜见有紫气东来，知道将有圣人过关。

便派人洒扫道路，焚点香火，恭候圣人到来。

果然老子骑青牛而来，尹喜恳请老子留下，老子不肯，他就退而求其次，请老子写了这篇《道德经》。

刘笃敬就是在这样一个睁眼闭眼都是“仁义道德”的氛围中逐渐长大的。

遵循孔孟之道，向往君子人格，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他而言，完全可以说是沦肌浃髓、铭心刻骨。

同治五年，即1866年，曾为同治帝老师（后做了光绪师傅）的山西提督学政林天龄到太平县学视察工作。

林天龄问起太平县最好的学生是谁时，众人不约而同推举了时年18岁的刘笃敬。

林天龄当面测试，刘笃敬品学兼优、灵活机智的儒雅风度让他连连点头称是。

次年，林天龄就和当时的山西巡抚李宗羲，保举刘笃敬成为山西的优贡，到国子监学习深造。

1867年，国子监学生参加“朝考”，刘笃敬考了个第二等，被分配到刑部任学习主事。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仅两年后，刘笃敬的父亲刘向经去世。

按照清朝当时规定，刘笃敬得“丁忧”，亦即回家守孝27个月。

更不幸的是，在此前后，他的两个叔叔也先后辞世。

作为家里老大的刘笃敬就成了刘家当仁不二的掌柜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