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的贵族——刘笃敬

中国最后的贵族

——刘笃敬

文/李琳之

一

三年前的一个晚上，当我从太原坐动车返至北京时，我忽然有了一种去菜市口的冲动。

1898年9月28日，著名的戊戌变法六君子就是在那里被处斩的。在那个悲风呜咽的血色黄昏，当六颗血淋淋的头颅滚落在六具尸体旁边时，六君子家人和亲朋好友都惧怕被“后党”株连九族，早已逃之夭夭。那些昔日同僚更是噤若寒蝉，避之唯恐不及，就连六君子中有深厚背景的家族，也不敢直接去刑场收尸。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其夫人沈鹊是林则徐的重外孙女，还是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祯的孙女，但他们也不敢前往法场，沈鹊想去，还被家人苦苦阻拦。年仅24岁的沈鹊在无奈、痛悔和对丈夫绵绵无尽的思念中，形销骨立，最后在林旭遇难后仅一年即香消玉殒，一命归西。

康广仁就义后，暴尸两日，才由广仁善堂为之盛殓，葬于荒郊野外，数年后才由维新党人沈荩返其遗骨于故乡。谭嗣同的遗体是浏阳会馆的老长班（管理员）刘凤池趁着午夜无人之际收殓，翌年，才由谭嗣同的亲属进京将其遗骨运回家乡浏阳……就是在这种恐怖气氛中，已被“后党”怀疑是维新党人的刘笃敬——时任刑部主事加员外郎衔，却甘冒杀头的危险，亲赴刑场收敛了杨深秀的尸体，并将尸体连夜护送回杨深秀的老家山西闻喜。

我不知道刘笃敬当时那么做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魄力。那年，他50岁，已界知天命之年，按说他应该圆润成熟，应该世故老到，然而，他却出人意料地扛着那杆朝圣的心旗，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

104年后的今天，当我站在已经面目全非的菜市口大街上，看着那一排排在霓虹灯下拔地而起的楼房时，我不禁潸然泪下，心里油然升起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敬畏之情。

我知道，那时刘笃敬名义上虽是朝廷的命官，但他的实际身份更多的是商人，他们刘家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有着遍布全国各地的300多家商铺字号。他在内心里并不希望维新派施行激烈的变革之法，不希望看到流血成河的激进革命。他自小饱读诗书，他没有看到历史上哪次非“真皇帝”主宰的变法运动能取得最后的成功。他和杨深秀同朝为官，年龄相仿，又是同乡——他的太平县（原襄汾县汾城镇旧称）老家距杨深秀故里闻喜县不过几十里地。他们是无话不谈的至交好友。他钦佩杨深秀渊博的知识和大无畏的革命情怀，但在内心深处他却有着自己的主张——应该根据大清国的实际状况，一步一个脚印地实施渐进式变革，避免狂热激进的流血革命。

商人特有的接地气的“世俗”和敏锐，使他早就预测到了这场“百日维新”的结局。他有意识地跟他们保持了适当的距离，然而他却不能不把目光聚焦在这场变法运动上。冷静的清醒使他在看到光绪皇帝雄心勃勃颁布的密集诏令和维新党人信心百倍的忙碌身影时，也同时让他看到了慈禧太后暗中磨刀霍霍的狰狞面目——正如他所预料，戊戌变法只是昙花一现，便以惨败告终。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逃之夭夭，谭嗣同、杨深秀等六君子则成了“后党”人的阶下囚。

刘笃敬在内心深处虽不苟同维新党人激进的革命主张，但他们英勇无畏、以身赴死的壮举却让他感佩不已，尤其杨深秀当年还是他上位刑部主事的直接推荐人。现在六君子深陷囹圄，他怎么可能会为了明哲保身而袖手旁观呢？原来他还准备上下斡旋打点，想方设法营救杨深秀，然而使他措手不及的是，六君子在未被审讯的情况下突遭杀戮。这惨烈的消息让他方寸大乱……

我无法得知100多年前的刘笃敬后来是怎样下定决心去法场为杨深秀收尸的，但我明白，他那一刻做出的决策，意味着他的官场前途将就此完结，还意味着他将有被当作维新党人的同党凌迟处死的危险。事实上，当刘笃敬亲自把杨深秀的尸体送到杨的故里闻喜而返回他的老家太平县南高村时，闻风而动的太平县令就派兵包围了他的宅邸。最后，他机智地躲到一个隐蔽的厕所里才逃过一劫。

我猜想，刘笃敬在那个恐怖的深夜侥幸逃脱后，他应该是有些忐忑后怕的，但我确信，他的心里更多的可能还是那种“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悲壮之情。

二

刘笃敬1848年出生时，正值大清帝国千疮百孔、夕阳没落的近代时期。他耳闻目睹了清政府一系列丧权辱国的腐败无能，几乎就是在父辈们唉声叹气和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给予他骄傲的纠结中度过的。但和大清的日薄西山、每况愈下不同，此时的太平刘家在刘笃敬的祖父刘体正和他的父亲刘向经调理下，其生意已经逐步扩展至全国各地，仅在河南叶县一带就置地2万多亩，生意范围包括银号、票号、杂货铺、典当行，以及长短途贩运等。刘家由此跻身于闻名遐迩的太平县四大豪族之中。刘家是从明代弘治年间时任直隶山东平原县的八品县丞刘和开始起步做生意的。经过十几代人300多年不懈的努力，在刘笃敬的祖父刘体正当家时，刘家就已经积累起了雄厚的家产。但刘家在摄取财富的过程中，并不是很注重读书，刘家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寥寥无几，刘家的官衔几乎都是捐来的。刘家在太平县其他豪族眼中充其量也就是个没有什么文化含量的土财主。

我在《诗书滋味长》一文中曾记载了襄汾民间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嘉庆年间，有一次，刘家看上了太平首富师庄尉家的姑娘，便托媒人前往说和，欲和尉家结秦晋之好。尉家主人对媒人说：“要想结成这门亲事，得看看刘家能不能拿出和这块石头相当的聘礼，到时再谈不迟。”媒人顺着尉家主人手指的方向一看，原来那里摆放着一块刻着郑板桥（乾隆年间，郑板桥曾在尉家做了8个月的私塾老师）手迹“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的石碑。媒人无言可答，悻悻返回，将尉家的话忐忑不安地转告了刘家。

刘家自惭形秽，但在心底却敬佩尉家的文化品位之高。自此以后，他们便千方百计地打探名人真迹墨宝，后觅得了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书欧阳修赋文《昼锦堂记》的真迹，高价收购后请人勒石镌刻，建“爱山亭”竖立。“太平二碑，喜结连理”，一时传为天下佳话。

两年前的清明节，我回故乡时，在襄汾赵康中学校长王海龙的陪同下专门去南高村参观了这通石碑。此碑为我国现存《昼锦堂记》之最大石刻，也是董其昌行书巨作，全文600余字，具有极高的文物、艺术价值。

当我站在爱山亭前仔细观赏那通字迹已经显得模糊不清的碑刻时，我忽然意识到，尉、刘两家联姻，对刘家来说，应该具有里程碑的纪念意义。也许正是这桩婚事刺激了当时的刘家掌门人，他们由此意识到了没有文化的悲哀，意识到了没有知识的暴富照样在社会中不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从史料上看，具有上百口人的刘家五大支系正是从此开始重视起文化教育了。到刘笃敬祖父刘体正这一辈时，刘家人成了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