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儿童小说中政治至上思想下的儿童“伪成长”

现代儿童小说中政治至上思想下的儿童“伪成长”

“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后，启蒙的任务已经结束，至于启蒙的结果是否达到了这些思想先行者们所预想的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中国儿童文学一直与时代发展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当历史进入到下一个发展阶段后，中国儿童文学即使没有完成启蒙任务，也会跟随时代的脚步匆忙前行。1925年开始的大革命最终还是因在国民革命中势力壮大起来并背叛革命的蒋介石以及随着革命形势发展转而走向反动的汪精卫两人而以失败告终，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使得1927年后的中国社会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而紧密跟随时代发展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儿童文学也随之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格局。

一、政治至上思想的形成与来源

王泉根曾明确指出中国儿童文学在这一时期所出现的两种倾向：“一是倒退的倾向，一是激进的倾向。……1930年前后的中国儿童文学在对自身价值功能的选择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性时刻。

这一选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右翼势力试图让儿童文学‘羽翼传经’重开历史倒车的逆流遭到了批判，儿童文学的文学地位、现代精神与艺术个性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与加强；另一方面，左翼文坛则从阶级斗争、民族振兴的角度出发，要求儿童文学与整个左翼文学一样注入‘革命范式’的理想主义激情，强化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的确是这样的，这两种倾向在大革命失败后直接交锋，引发了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着名的“鸟言兽语之争”。大致的经过是这样的：1931 年 3 月 5日，上海《申报》发表了湖南省主席何键的《咨请教育部改良学校课程》一文，认为：“民八以前，各学校国文课本，犹有文理；近日课本，每每‘狗说’、‘猪说’、‘鸭子说’，以及‘猫小姐’、‘狗大哥’、‘牛公公’之词，充溢行间，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鄙俚怪诞，莫可言状。

尤有一种荒谬之说，如‘爸爸，你天天帮人造屋，自己没有屋住。’又如‘我的拳头大，臂膀粗’等语。不啻鼓吹共产，引诱暴行，青年性根未能坚定，往往被其蛊惑。

此种书籍，若其散布学校，列为课程，是一面铲除有形之共党，一方面仍制造大多数无形之共党。虽日言铲共，又奚益耶？”并说此类儿童读物与教科书“不切实用，切宜焚毁”，认为“查改良课本，为现时切要之图”。

随后，支持何键观点的初等教育专家尚仲衣的《选择儿童读物的标准》与反对何键观点的吴研因的《致儿童教育社社员讨论儿童读物的一封信———应否用鸟言兽语的故事》两文

针锋相对并以二人为主要辩手引发大规模论争。陈鹤琴、魏冰心、张匡等教育家和作家也参加了讨论，其中鲁迅在 1931 年 4 月 1 日写的《〈勇敢的约翰〉校后记》中，批判何键的“高见”是“杞人之虑”，指出童话的作用对儿童是“有益无害”的。可以说，这场论争席卷了整个中国教育界和儿童文学界，最终的结果是有力地反击了儿童文学领域的复辟倒退现象。但正如王泉根教授所言，中国儿童文学在这个时候要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巩固和加强儿童文学的文学地位、现代精神与艺术个性，使得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更加符合文学的本质；另一个则是配合左翼文学，使文学成为时代与革命的宣传手段。

很显然，在左翼文学渐成主流的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儿童文学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左翼文学的政治至上思想左右了当时的整个文坛，儿童文学也无法置身事外，令人无奈的是，选择了后者虽然能使作品更具鼓动力、战斗力，但却因此而削弱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文学性、艺术性。

其实，这种政治至上思想的来源就是与“五四”启蒙主义相对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或民粹派源于俄语HapogHuIOcmto，英语为 Populism，也可译为“人民主义”、“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 Elitism 相对。这个概念起源于法国，命名却在俄国，19 世纪中期以后，别林斯基、杜勃罗留夫、克鲁鲍特金等人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主张知识分子走向乡村，发动农民以反抗俄国的资本主义化；有人则提出平民主义要求，主张知识分子向农民学习，走“身份同化”的道路，这与马克思主义启蒙鼓动劳动者的价值取向正好相反，当然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反驳。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对 19 世纪俄国受民粹主义影响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民主文学”的描述是非常准确的，他认为“这派作家都有一种无力感，都感觉到自身力量的渺小”，“这种对自己的社会脆弱性的感觉，激发了俄国作家注意到人民，感到他们必须唤起人民的潜在力量，并且把这力量化为夺取政权的积极的思想武器。也正是这种无力感，使得绝大多数俄国作家成为激烈的政治煽动者，他们千方百计阿谀人民，时而讨好农民，时而奉承工人”。

这种“无力感”正是民粹主义出现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中国的五四运动之初，民粹主义就即时登上了历史舞台。1918年 11 月 16 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致辞中说道：“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做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随后，李大钊在一次集会演讲中说道：“我们要先在世界上当一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工人，诸位呀！快去做工啊！”

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视为劳工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从此，民粹主义同启蒙主义一样，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潮。政治上的“平民政治”、教育上的“平民教育”、文学上的“平民文学”等等都是民粹主义的直接体现，如“平民文学……是在讲究全体的生活，如何能够

改进到正当的方向”，“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换句话说，民粹主义的阶级观就是把劳工或平民的问题都归咎于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上，而“平民主义”就是一种冲破统治阶级强权的解放行为。毛泽东曾评价过这种解放式平民观，他认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谟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上的强权，文学上的强权，政治上的强权，社会上的强权，教育上的强权，经济上的强权，思想上的强权，国际上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们打倒。”

的确是这样的，在打倒强权上，民粹主义与启蒙主义又交合在了一起，二者既矛盾又有统一，相互纠缠，深深地影响着那一代思想家和作家们。

二、政治至上思想下的儿童“伪成长”

说到政治至上思想就不得不提鲁迅，因为他也是这种思想的接受者和践行者。鲁迅正是感到了自身力量的渺小和当时中国社会的脆弱性，使他的内心无比愤懑与寂寞，“那在寂寞中奔驰的勇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他才用一生去呐喊，既想喊醒那些沉睡的民众，又想成为民众的一员，启蒙与民粹的矛盾纠结，其最终目的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获得大众（平民）的巨大力量，打倒强权以建设一个全新的世界。

虽然鲁迅在种种惨烈的社会实践与革命斗争中，对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革命的进程越来越不抱有希望，甚至是绝望，但鲁迅毕竟是中国新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他与其弟周作人对“平民主义”的接受和传承还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后，“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就从未停止过，直到革命文学兴起时终于达到了一个高潮。

民粹主义在革命文学中的体现就是文艺大众化，期望用文学的力量让大众走向自省、自觉和自立。但让人想象不到的是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入，革命文学开始出现功利性、口语性、概念化、程式化的倾向并愈演愈烈，本来是文学描写对象的大众从客体摇身一变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体，要求文学迎合大众并由大众自己来创作，原本的创作主体知识分子则被客体化了。

在之后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郭沫若甚至指出大众文艺“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你不要丢开大众，你不要丢开无产大众”，这种偏颇的观点实际上已经将文学推向了政治、革命的附属物了，政治至上、革命至上的思想由此而来。刚刚“独立”的儿童文学也无法幸免。

1930 年 3 月底，左联成立不久后，《大众文艺》便组织了一次关于如何办好《少年大众》的讨论会，与会的沈起予、华汉、田汉、钱杏邨、洪灵菲、冯乃超、蒋光慈、白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