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西安事变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国会怎样?

人力资源管理本科一班

刘宏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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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28日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国会怎样?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同红军和解停战，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1935年，蒋介石调张学良到陕西“剿共”。在战场上，东北军近三个精锐师被歼，损失惨重。蒋介石趁机取消了这三个师的番号。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打回老家去人”的救亡口号，深受东北军下级官兵的欢迎。他们自动停止和红军作战，并同红军联欢。1936年12月，蒋介石到西安，威逼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剿共”计划。张杨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都遭到无理训斥。他们于12日扣押了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5年以后红军经长征达到陕北，在陕甘根据地站稳了脚跟，成为国民党的威胁。因此蒋介石多次严令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围剿红军。而张杨二人认识到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后，并不积极围剿红军，而且前几次围剿都打了败仗，所以对蒋介石的命令总是阳奉阴违。因此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自到西安督师。张杨趁机苦谏，联共抗日，但被委员长训斥。后二人不得已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谏，软禁蒋介石，逼蒋抗日。形势非常紧张。国内亲日派活动上蹿下跳，美英派则积极斡旋，战和命系一悬。在中共的积极努力下，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但遭软禁而结束。但是此后国共内战大体停止，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初步形成。所以张杨的功劳天地可鉴，共产党的民族大局眼光也值得肯定，蒋介石的态度转变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有了内部的团结，才有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分水岭”，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拉开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在团结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亲历西安事变》中，当年亲身经历过西安事变的原东北军、西北军有关人员吕正操、赵寿山、孙铭九等，以及杨虎城女儿、杨虎城卫士、蒋介石侍从秘书萧赞育等通过回忆和口述，披露了西安事变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揭秘了西安事变的内幕，从不同的侧面真实还原了西安事变的历史真相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所率领的部队，在蒋介石的军事体系中属于所谓的杂牌，历年来受尽了蒋的压迫与歧视；在“剿共”战役中又不断遭到红军的严重打击，实力日益削弱。1936年11月，蒋介石趁解决“两广

事变”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队约30个师，从两湖调到平汉线汉口—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准备入陕，达到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12月4日，蒋介石携张学良由洛阳到西安，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办法，要他们作最后的抉择：一个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之下积极“进剿”红军；一个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再替蒋介石打内战，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为蒋介石所消灭。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为了最后争取蒋介石能同意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7日还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不料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杨忍无可忍，才下了“硬干”的决心。

当时西安各阶层的广大人民，都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中国共产党通过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知识青年中进行的抗日爱国教育，有力地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觉悟和革命热情。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学生为纪念“一二·九”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的特务警察竟开枪打伤了游行的小学生，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群众当即决定前往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

蒋闻讯后令张学良严行镇压，“格杀勿论”。张急忙赶往十里铺劝说学生回去，学生们群情激愤地向张请愿，张深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更加坚定了逼蒋抗日的决心，他当场对游行的群众说：“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要被机关枪扫射，我不忍看到你们遭受伤亡。你们现在回去吧，一星期以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言至此，声泪俱下。结果，不到3天，张、杨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西安事变。

蒋介石当时藏身的大岩石，当地称为“虎斑石”，此后有人在此刻上了“民族复兴纪念石”字样。

我在十七路军的时间比较久，知道杨虎城将军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他与共产党发生联系是很早的。他和蒋介石之间一向有矛盾，更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6年10月，我外出考察学习一年后回到陕西，先后和杨谈过好几次，我着重向杨陈述了当前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各种事实，同时也谈到我在平、津和济南与宋哲元、韩复榘见过面，以及在南京、上海等地彻底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腐败透顶，人们怨声载道的情况。杨注意地听我说，还不时点头。我知道杨与中共早有联系，就直言不讳地谈到我们可否派得力的人员，与红军进一步加强联系，以便将来共同抗日。杨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我们要慎重考虑。

在最后一次和杨谈话中，我看情况甚紧，便提出：“是否可以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杨听了显得有些惊异，望着我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我说：“只要你把当年打李贞的精神拿出来（李贞是蒲城县的大恶霸，杨在青年时把李击毙），就敢干！”杨看起来不反对我的意见，但他却以深沉而又带责备的态度对我说：“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其他任何人讲。”

1936年12.8，张、杨已商定准备扣蒋，并作了适当的分工，大体是：临潼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11日晚9时许，杨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杨对我说：“今晚要行动。”命我任西安方面军事总指挥。

12.12早晨，约5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约到7点半钟，已将大部分蒋军解除武装。到8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张听我报告以前，曾接到刘多荃的电话报告说：“委员长跑掉了，尚未找到。”张即要临潼电话查问，接电话的是白凤翔。张问找到蒋没有，白说还没有，张即命令白：“如果9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张打罢电话与杨出室外散步，他们走到假山上站住谈话，情绪紧张，心情都有些不安。张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杨低头沉思说：“委员长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当他们回到室内时，即有电话来，报告蒋介石已经抓到。张、杨听了忧虑顿失。9时许，蒋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绥署大楼。南京政府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在蒋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