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寒冰-大道至简(10-15)

大道至简之十一：超越才有境界

时寒冰

我发现我必须得写一篇这样的总结，因为，很多人迷恋于“术”而忽略了“道”，走偏了。

利益分析法重要的不在于方法本身，而在于境界。其实，很多学科或技能也都是如此。

我在《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中指出：“利益分析法”是一个很容易被误解的概念。所谓的利益分析，首先是超越利益本身的。只有当人走出利益的局限，才能洞悉利益本身的力量对趋势的影响。否则，身陷利益的沼泽中，人的智慧永远是被捆绑和束缚的，怎么可能看清趋势？

超越利益的前提是努力积累知识，不断超越自己，在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中，不断感悟，逐渐找回被束缚的智慧和能量，达到融会贯通。

中国人与西方国家的人相比，分析、判断能力受到更多的局限，这种局限性通过长年累月的愚民教育等途径深入我们的骨髓，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思维的误区。

中国人传统上追求中庸，而当下的国人却是最容易走极端的。比如，对一个人的认识，如果一个所谓的“好人”突然暴露出某种缺点，就会瞬间被全面否定，因为很多人会不自觉地以一种完美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尽管没有任何人可以达到这种完美。西方把每个人看成正常人，既能看到某个人优秀的一面，也能看到不足的一面，这种预期是中性的，因此，判断者本身不会跟着某个被判断对象的某种变化而大起大落。这种思维方式更近乎中庸。国人由于预期在两个极端，往往会因为实际与预期的差距（这种差距常被无限放大）而产生情绪的剧烈波动。

记得小时候看电影，总是先区分好人、坏人，这种区分如此分明，以至于成为我们的习惯——而这种习惯是制约我们认清事物的最重要的障碍。

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特别感谢我在读高二时的一位历史老师。他在讲课时，对一位公认的“坏人”进行剖析，褒扬大于批评。我非常愤怒，在课后找他质问，老师非常平静地给我讲他的依据，而几乎每一个逻辑，都有具体的参考资料作为支撑。我被他的智慧、渊博和严谨认真折服。

这次对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开始重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这种觉醒让我做更广泛的阅读和更深入的思考。大量阅读和知识累积，帮我一点点地走出各种束缚带来的阻碍。

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要以所谓的坏人、好人去看一个人，而是带着包容之心，在大环境之下去看一个人——这当然不影响我的立场。

我们都知道慈禧是卖国贼，是一个坏人。当把所有的恶都置放于这个女人身上，所有在清朝衰落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的男人，都心安理得了，这是否公平？在无情鞭打和妖魔化一个女人的同时，真正的问题被掩盖，必要的反思被简单的批斗取代，在这种愚昧的方式中，我们的民族一次次地失去反思的机

会，而不断重演历史的悲剧。当我们打开尘封的历史，当我们知道“同治中兴”，当我们了解当时谘议局、资政院带来的民主潮流，还能以如此粗暴简单的方式去评价一个人吗？最可悲的，是重演悲剧，而把那时很多好的东西丢入垃圾桶。

世界历史同样如此。

我的新书《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中有一句被一些人“揪住”——俄罗斯在戈尔巴乔夫手中完成格式化，在叶利钦手中走向新生，在普京手中走向全面复苏，而在梅德韦杰夫手中，则可能走向强大。

短短的一句话，是大量阅读和深入思考后的总结。

质疑的焦点竟然是我在高二时开始克服的逻辑缺陷：叶利钦是坏人还是好人？

如果读过苏联解体后的研究资料，就会知道这些起码的常识：叶利钦时代的贫富差距等问题，早在苏联没有解体时就已经长年累积，只是没有人把他捅破而已，一旦捅破，无论这个人是叶利钦，还是别的什么人，相关问题都会充分暴露出来，从而使其成为被责骂的罪魁祸首。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将对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写成了一本书——《自上而下的革命——苏联的解体》。大卫·科兹认为，苏共党内的权贵确信，必须使苏联解体，才能获得巨大的财富，或者，将敛取的财富合法化，来自上层的力量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后，原来的党内高官变成了富豪，继续掌握权力，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对于这种状况，岂是某个人的力量所能改变？

随便翻阅一下资料，就能知道，叶利钦时代的贫富差距，是苏联专制时代所致。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感慨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点信任。”叶利钦废除了这种特权，甚至当戈尔巴乔夫想保留仅有的一点特权时，也被叶利钦毫不犹豫地拒绝。这是一种勇气和高度。

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对苏联的解体作了如下总结：“苏共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它的三个垄断制度，即党员以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真正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有不能说却可以尽管做的特权福祉——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

因此，苏联解体既不是叶利钦也不是戈尔巴乔夫所致，而是许许多多的人共同推动的结果。叶利钦或戈尔巴乔夫，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如果以好人、坏人来衡量他们，就会陷入一种低级的误区中。

只有摆脱这种误区，才能更清楚地判断一个人，才能认清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

对于俄罗斯而言：叶利钦竭尽全力维护民族利益，革新制度，尽管受到国力等的局限，他做得非常艰难，也正是因为这种艰难，他开始选择能够替代自己的人。在当时人才极其匮乏的时代，叶利钦选了多位总理：盖达尔、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普里马科夫、斯捷帕申……最终，叶利钦把重担交给了普京——这位把俄罗斯走向全面复苏的强人。叶利钦没有留恋权力，而是放心地交给了普京，使俄罗斯

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没有叶利钦，就没有现在的俄罗斯。叶利钦去世后，曾经痛恨他的俄罗斯人也开始感谢叶利钦为他们带来的民主和自由。

对于中国而言：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让一个对中国有巨大威胁的专制大国，被一个日益民主化的俄罗斯取代，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即使从中华民族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简单地以“坏人”来定论叶利钦。

我们不妨看看，对于被称为苏联解体罪魁祸首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戈尔巴乔夫，俄罗斯人是怎样评价的。

2011年3月2日，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欢度80岁生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颁给他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表彰他在前苏联末期担任国家领袖时所做出的贡献。俄罗斯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致电祝贺戈尔巴乔夫80岁寿辰。普京在贺电中说，“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国外，您都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树立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威望做了很多工作。重心感谢您多年来的社会活动，感谢您对大型慈善项目和教育项目的一贯关注，以及您参与的重大的国际倡议”。

可见，对于一个人，尤其对于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简单以好坏人是无法作出准确评价的。当然，这不是谁的错，这种局限性是思维被阻碍后的可怜反映。

对于研究者而言，如果连这种所谓的好人、坏人的低级局限都摆脱不了，就不可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更无法准确判断趋势。当然，我们的立场必须坚守，那就是民生和民族利益第一，任何人或团体都不能也没有资格凌驾于这一原则之上。

国人的另一大局限是不会对话，这同样与思维的局限密切相关。

西方人会通过对话，对某个问题进行探讨，哪怕观点针锋相对，也往往不影响互相倾听。而我们缺少这一点，任何一个人，当自己哪怕没有任何逻辑和知识依托的观点与对方不同，也常常抱以愤怒和仇恨，甚至扣帽子——从这一点上来看，在国人的人性中，其实都有专制的因子。

由于此前持续看好黄金，我被人扣上“被华尔街收买”的帽子，如果依据这种逻辑，同样可以给那些唱空黄金的人扣上“被华尔街收买”的帽子，理由是：这些人通过唱空黄金，让一些普通人交出筹码，被华尔街得到，而使得这些普通人无法分享黄金在我所言的周期中上涨的收益。

是的，这些逻辑很荒唐，但是，放到自己身上，是否都会本能地作出这种荒唐的反应呢？

修正自己，摆脱愚民教育带来的桎梏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尽管多年来努力地修正和改变，我在前几年与开发商论战的过程中，这种缺陷依然暴露了出来。开发商认为我的观点荒谬，我认为他们的观点不堪一击，这种情绪化的对立，使得一些辩论的价值大大降低。此后我进行了反思：不能倾听的缺陷束缚了我的思维，让我不能在倾听对方观点的同时，深入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发现对方的理论缺陷。我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倾听都是前提，唯有此，才能更理性和深入地思考，才能比对方站得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