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沈从文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影响

浅析沈从文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影响

摘要：沈从文被郭沫若称作“桃红色作家”，因为他的作品基本不涉及政治，且大多数描绘的是乡村的淳朴，爱情。这都来源于他所坚持的文艺理论。沈从文早期来到北京接受并发展了自由主义，并且对当时及后世的青年作家和文艺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仅对沈从文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影响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沈从文自由主义思想文化融合回归民间影响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主要是指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政治、超功利色彩，专注于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沈从文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两大文化的融合中回归民间，找到了自己的自由之路。

自由主义原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西方的一种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在反封建政治与宗教束缚上起过进步作用。杜威称:“自由主义意味着,把科学的思想习惯运用到社会事物之中。”①1917年师从杜威的胡适将它带入国内,在政治上胡适终其一生都扮演着国民党“补天派”的角色,但在文学上他反封建文学倡导文学改良,并以创作实践推动了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沈从文可谓是在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及创作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家,正如沈从文所说:“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生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引起的作用。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②自由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形态而被精英知识分子所接受,在这点上可以说沈从文是师从胡适的,但沈从文又迥异于作为“补天派”的自由主义作家胡适。胡适将自由主义这一外来文化形态与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相融合,他身居“庙堂”,虽然对国民党统治颇有温和、节制的批评,但它们大抵不过是精英知识分子对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作的“曲线阐释”,正如鲁迅在批评胡适为首的新月社作家时所说,他们“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③。因此胡适心系自由主义更多的是政治上的策略而非文学上的选择。沈从文则不同,他在政治上更为超脱。沈从文为人宁静而淡泊,他既缺乏传统文人深厚的儒学文化的熏陶,也缺乏留洋学者对西方文化的悉心接受,他来自于湘西民间,身上满熏着乡气与土气,正如他自己所

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④1911年现代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霍布豪斯对自由主义有如下阐释:“自由主义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社会是能够完全建立在这种自我指导的人格力量基础上的。”⑤若我们将这两段话加以对照,便不难发现它们的精髓都在于“自我指导”。可以说沈从文式自由主义区别于胡适“横的移植”过来的纯西方自由主义,在于他将它汉化,于民间与自由主义二者间找到了共震点。换句话说,沈从文将知识分子外来文化形态与民间文化形态相融合,以此来对抗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庙堂”与“民间”之间他选择了“民间”。

沈从文这种回归民间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多有体现。他以“乡下人”的眼光重新审视城市,对城市唯实唯利的市侩哲学和浮华贪鄙的虚伪市风大加鄙夷,故而对“五四”以“现代化”启蒙农村的传统产生了疑虑,他在小说《乡城》中便站出来说:“想教育乡下人,或者还得先跟乡下人学学,多明白一点乡下是什么,与城市里有多少不同的地方。”然而随着中国社会殖民地化的加深,都市社会对农村的干扰压迫也相应加深,沈从文的乡村文化自信在逐渐瓦解,他陷入了对农村人性美失落的忧患之中。长篇小说《长河》对国民党推行的“新生活”进行了农人式的嘲讽,但沈从文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唯实唯利的人生观”。由于沈从文小说以颂美为主忧患为次,且失却了对封建宗法制下尚未阶级觉醒的农民的批判,故而他对农民命运的关怀不可能达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深度;但从审美意义上来说,沈从文借助其高超的文学技巧,在寄托他理想追求的宁静优美的农村图画上点缀了他对人性美失落及不可知命运的忧患色彩,这使他的小说具备了独特的审美价值。中篇小说《边城》将这种独特的审美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它是一幅理想社会的风情画,一首讴歌人性的赞美诗,然而它又是一出爱情悲剧。沈从文将他对不可知命运的忧患意识加以诗化,在《边城》中敷演成悲郁的意境。

沈从文的这种自由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当时以及后代的作家其中主要有萧乾和汪曾褀。

萧乾的第一个文学师傅是沈从文。20世纪20年代初初涉文坛的萧乾,把写小说作为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急需一个文学导师的引导。沈从文非常喜欢他,把他看成是自己一样的“乡下人”,并“希望他永远是乡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于自见。应当养成担负失败的忍耐,在忍耐中产生他更完全的作品”。沈从文对萧乾非常严格,要他写好一篇小说后必须修改、润色。告诉他:“文字同

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作画需要颜色且需要会调弄颜色。一个作

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这种好思想”。沈从文对语言的这种认识,深深影响了萧乾。他逐渐明白“字不是个死板的东西。在字典里,它们都僵卧着。只要成群地走了出来,它们就活跃了。活跃的字,正如活跃的人,在价值上便有了悬殊的差异”。萧乾的每一篇文章,第一个读者几乎都是沈从文。沈从文和萧乾曾经联名出版了文艺书信集《废邮存底》。书中收有十四篇沈从文的“废邮存底”和萧乾的二十二则“答辞”,阐释了他们的艺术观点。沈从文对萧乾的影响不仅仅是文字上的修改这么简单的,最重要的是沈从文把自由主义思想在萧乾心里播下了种子,影响心灵是最大的影响。

汪曾祺是在沈从文培养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当代著名作家。巨文教访问汪曾祺时有一段对话:巨文教:汪老……人们也常把您做为沈先生的传人,您的创作是否受沈从文很大影响?汪曾褀:沈先生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巨文教:您是否在创作中有意仿效沈先生的创作风格?汪曾褀:有有意效仿,也有无意效仿。这段对话说明了汪曾褀确实受沈从文影响很大。从周作人到废名,到沈从文再到汪曾褀,京派文学一直传承不绝,他们有共同的美文观念。汪曾褀的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在汪曾褀的小说中,浓重的乡土风俗的氛围和在这种氛围下活动的人,相互形成了有机的整体,自然天成,别有一番情趣和意蕴。这一点正是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有着紧密联系。汪曾褀在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时是沈从文的学生,选修过沈从文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对汪曾褀影响最大的是前面两门课。从沈从文那里,汪曾褀学习到,“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沈从文创作思想正是这样浸染着汪曾褀,到八十年代,汪曾褀能够写出《受戒》、《大淖纪事》这样的作品,浸润着他对人生和社会深刻的认识,是他对健康人性的呼唤与追求,这也正是沈从文所呼唤的。

除了上述三位之外,沈从文还影响了一大批作家,如何其芳、许钦文、林庚等人,李同愈也说“许多学习写作的年轻人也不知不觉地模仿起他的调子来,我就是其中一个”。这些作家或者继续沿着沈从文的道路前进,或者另辟蹊径,开拓别样

的文学道路,但他们的人生轨迹中,不可回避的刻下了沈从文的痕迹。

参考文献：

①⑤(美)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P348、347-348

②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P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