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雩祭文化与人水关系

商汤雩祭文化与人水关系

作者：朱丽君

来源：《博览群书》2018年第10期

商汤灭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商汤祷雨于桑林，为民请命，以人为本，以己为牲的牺牲精神，是商汤文化的本质内涵。活跃于太行山、太岳山腹地的晋豫两省的商汤信仰和流传至今的商汤祭祀、崇拜和民俗文化现象，伴随着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的潮流，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跨越了学界、政界和社会各界，是一个引起广泛讨论和争议的重要话题。

我们知道，在众多商汤文化及其雩祭习俗流传之地域中，位于太行山腹地的阳城县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中心地带。已有的研究表明，粗略统计，阳城县的汤庙数量不仅为各地之冠，历史上曾多达380座，汤庙建立的年代也是各地现存汤庙中年代最为久远的，宋金以来即已连续存在，长期延续。与汤庙相关的各种跨地域的、地域内部的不同规模、不同层级、不同范围的官方或民间祭祀赛社活动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异常突出的地域文化现象。经过历史的长期积淀和洗礼，至今留在人们生活和观念当中对于汤帝的认识和信仰，已经不再是上古帝王圣明之君主，而是与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已经完全融入人民日常生活的地方保护神，且在特定地域社会已经具有了某种变形和区域化特点。

商汤何以为民众所纪念和祭祀

成汤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的开国之君，是中国上古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然就正史而言，我国古代文献中对于商汤的记载，常常是与代商而起的周武王和“武王伐纣”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汤武革命”。如果单从政治史的视角来解读商汤文化，很难解释何以能够在晋东南及其周边地区形成如此密集、数量如此庞大的汤帝信仰和崇拜。中国历朝历代的开明君主何止商汤一人，何以惟有商汤会得到当地民众如此的眷顾？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就是与商汤有关的雩祭文化及其习俗。

学界已有的研究表明，文献记载中所谓“商汤祷雨于桑林”之桑林，正是位于阳城县南部的析城山。山西省阳城县地方政府近些年来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反复论证并确认了这一点。笔者对此也是深信不疑的。正因为“商汤祷雨于桑林”，才为阳城这座太行山腹地的山城，植入了象征国家的有为君主、圣王，为民请命，以民为本，以己为牲、感天动地，为民众千古传颂的雩祭文化基因。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在人类长期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人类事实上一直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尽管在太行山地区长期流传着“精卫填海”“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的神话故事，这些故事共同表达的乃是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人如何克服、战胜大自然给人类造成的困惑和麻烦，人在环境、自然面前似乎是很强大坚韧的。然而，在早期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生产力条件和技术都是相对落后的，早期农业的发展，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民众希

望天公作美，让他们的农业生产风调雨顺。一旦出现大旱大涝大灾的情况，就常常显得手足无措。于是便将责任归咎于君主的不够贤明，所谓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正是这样的思维逻辑，所以使当政者、为官者在地方社会面临大灾的时候，常常会为民请命，中国历史上由帝王、各级官员发布的罪己诏、自我惩罚、自我反思的事例层出不穷。正是这一思想的产物。

商汤作为传说时代的尧舜禹三位远古圣王之后第一位有德行的君主，在政治上主持正义，铲除残暴的夏桀，取而代之，乃是民心所向。在民生问题上，当民众面临大旱灾的威胁，生存问题遭受考验时，他又能够挺身而出，以己为牲，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民众祈雨，解救万民于水火。我以为这一点才是商汤能够为万民敬仰的真正原因。在万千小民的内心世界里，其实是非常功利的。谁能够用实际为民众解决生存发展的困难，谁就能赢得民心，为民众所支持和铭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商汤的祈雨行为成为一个千百年来圣贤君王应该标榜宣扬和继承的美好品德。因此，商汤才能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为民众所崇拜和祭祀。一句话概括就是：商汤祷雨是表，为民请命是里。以民为本的仁义之君，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赞扬，才能万世流芳，为民众所纪念和宣扬。这是一种模范的力量，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是后世历代有为君主和官员们纷纷效仿的楷模。

商汤雩祭文化是中国古代人水关系的第一个历史阶段

商汤祷雨桑林是商初一次重大祈雨活动。对此活动，上古文献中多有记载。《竹书纪年》中说“商汤二十四年，大旱，王祷于桑林，雨。二十五年，作《大濩》乐”。《吕氏春秋·顺民》所记更为翔实：“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商汤祷雨的故事流传甚广，《墨子·兼爱下》《国语·周语上》《荀子·大略》《淮南子·主术训》《说苑·君道》《论衡·感虚》《太平御览·帝王世纪》等中多有记载，历代王朝多以其做为“宽以治民”的典范。

最新的考古发现，也为人们明确商汤祷雨桑林之地提供了更直接有力的证据。2018年7月，全国第四届商汤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阳城举行，与会知名考古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健民研究员为阳城县政府在析城山附近发现的一件石磬做了准确断代和定性，他认为该石磬介于打制与磨制之间，为商朝前期遗物，属于商汤祭天祷雨礼乐重器，为商汤在阳城县析城山桑林祷雨提供了重要物证，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结合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历史遗存、民间礼俗和传说故事等多重证据，人们已基本判定位于阳城县西南七十里的析城山为商汤祷雨之地，这里既是商代祭天和祷雨的神山，也是历代王朝国家公祭的山神，五代北宋时期位于阳城的析城山已是皇家祷雨祈福的重要场所。

站在人水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國家，人们在长期与自然抗争的过程中，逐渐孕育出了发达、成熟的治水文明。这一点在以往研究中早已被人们反复讨论过，马克思在论及东方文明时，曾提到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实就是建立在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上。美国老派汉学家魏特夫对中国的研究中，则提出了“治水专制主义”即治水国家说，恰恰说明水对于中国这个社会来说，有着至为重要的作用。

人与水打交道的过程，其实经历了很漫长的阶段，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的大洪水、共工怒触不周山、鲧禹治水等，所揭示的正是人类在早期社会发展阶段，饱受洪水灾害的困扰。在大禹治水成功之后，人们才逐渐开始在丘陵等低山地带定居下来，发展原始农业，刀耕火种，广种薄收，完全是靠天吃饭，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显得非常渺小，抗击灾荒的能力相当有限。在遭遇空前未有的旱灾侵袭时，人们能够做的就是被动的祈雨。祈雨当然要由一个国家或部落的首领亲自承担才显得隆重而虔诚。商汤祷雨于桑林，应该就是这种情形的一个直观反映。我们可以将这种被动地应对天灾人祸的行为视为人水关系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后世随着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不只寄希望于被动地祈雨，而是更为积极主动地去改造自然，以营造更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这就是人类水利事业的不断发展，包括早期的利用洪水淤灌土地，修渠引水，通过分水设施引水，处理水多和水少的问题，秦代三大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就是水利大发展的杰出代表。然而水利的发展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水利发展了并不意味着就不再需要雩祭文化，不再祈雨了。我们发现，从秦汉至明清，中国古代社会里，由皇帝和各级官员主持的不同层级的祈雨雩祭文化依然层出不穷。明清中国各地方志中有关于祈雨灵验的记载同样是比比皆是。雩祭文化的开端，无疑是始自于商汤大帝。

白龙信仰是商汤祷雨文化的地方性表达

商汤因为祷雨而得到了国家、地方和民众的普遍信赖、崇拜和历代祭祀，为广大民众所普遍接纳。在晋东南地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阳城这座山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商汤在地域社会又有了最直接的代表，那就是白龙信仰。笔者在阳城进行实地考察中发现，白龙信仰如同商汤信仰一样不仅相当普遍，而且在阳城县但凡有商汤庙的地方，十有八九就会附祭白龙神。这绝非偶然现象，它反映的是二者之间的一种内在关联性。龙神是中国民间最为普遍的水神信仰，对于以农为本的传统农业社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龙也是华夏族的图腾，将商汤与龙神结合到一起，正是千百年来成汤信仰在特定地域社会生根、衍变的一个独特现象。换句话说，白龙是商汤文化在地化的表现。商汤即白龙，白龙即商汤。白龙就是商汤在阳城这个特殊地域的化身和表征。

位于阳城县町店镇的北崦山白龙庙为白龙显圣王之本庙，乾隆《阳城县志·坛庙》记载说除本庙外，还有白龙行宫三处，其中，“在苽塸曰南崦山，碑载灵异；在宜固都曰西崦山，环祠皆松，祠侧古桧一株，三人接抱未盈，其围洵千余年物；城外东冈曰小崦山，柏林仿北崦山”。白龙庙历来因祷雨灵应而屡受加封，自唐长寿元年（692年）以来屡有神迹，先后被朝廷敕封为应圣侯、普济王。宋太宗时又加封为显圣王。北崦山白龙庙现存明正统十一年碑文记载说：“自宋以来，数百余年，流布恩威，四方之民无间遐迩，凡丁灾旱，随祷即应，其于灵异昭著，弗可枚举。”鉴于白龙神历朝历代屡显灵应的神威，明天顺以来，先后接任阳城县令的刘、史二公，也“事神愈致其敬”，他们在莅任后，“凡事神明之事靡不备举”，使唐宋以来的白龙神庙庙貌“焕然维新”，不仅如此，二位县令的政绩似乎也得到白龙神的佑护，“史公莅任甫三载，政平讼理而邑大治”，并由此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诚可谓“爱屋及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