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要略》：周公制礼作乐——为有源头活水来,黄钟大吕响中华

《读史要略》：周公制礼作乐——为有源头活水来，黄钟大吕响中华
中国历史发展到了周代，礼乐制度的建立可谓一件至要之事。

相传礼乐制度是周代建国初期由周公制定的，其目的之一是为巩固等级制社会，其次也是吸取商代灭亡的教训，反对“淫乐”，采取“节乐”措施。

周公于周朝建国第六年开始“制礼作乐”。

其所谓的“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

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个方面。

周公为当时的贵族们制定了一整套十分烦琐的礼仪和与之相配合的音乐。

乐则升华成了一种待遇，对于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待遇，也是为了更好地宣传和巩固周王朝的有效统治。

周礼规定，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一样。

如祀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祭地祇，“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

两君相见，例用大雅《文王》；诸侯设宴招待他国使臣则用小雅《鹿鸣》、《四杜》、《皇皇者华》。

又如天子祭祖用《雍颂》，士大夫则不能用。

而对于乐队和歌舞队的编制，也有严格规定。

周礼规定当时的乐队：“王宫县”，即排列成东西南北四面；“诸侯轩县”，即排列三面；“大夫判县”，排列两面；“士特县”，只排列一面。

歌舞队的规定是：天子用六十四人，列成八行，称为“八佾”；诸侯用三十六人，列成六行，称为“六佾”；卿大夫用十六人，列成四行，称为“四佾”；士用四人，列成二行，称为“二佾”；等等。

这些关于礼乐的规定，都是为了加强人们的等级观念，最后达到巩固其统治的政治目的。

要顺利地推行礼乐制度，必须加强有关礼乐方面的教育，这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周王朝设置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礼乐机构——春官。

春官中有大司乐、乐师、大师等乐官，乐工一千四百多人，分别负责音乐教育、传授乐艺、表演和其他音乐事务。

他们大多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音乐家，有明细分工，各司其职。

《周礼·春官》中明确记载了最高乐官大司乐的职务要求：“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晋”。

教学科目主要有乐德、乐语、乐舞和小舞四种。

由于结合礼教，内容都含有伦理道德观念。

周代如此重视音乐教育，无疑会对音乐文化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而各种相关的措施也推动和保证了音乐的发展，从而使周代宫廷音乐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西周贵族讲究的礼更加繁多：有籍礼、冠礼、大搜礼、乡饮酒礼、乡射礼、朝礼、聘礼、祭礼、婚礼、丧礼等。

籍礼是用来监督平民在“籍田”上从事无偿的集体劳动，以维护其被称为“籍”的治理模式。

冠礼是授予成年贵族种种特权，以维护贵族的利益和巩固贵族成员之间的关系。

大搜礼具有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性质，起着整编军队、检阅兵力和加强统治的作用。

乡饮酒礼在于维护一乡之内贵族的宗法制度和统治秩序。

乡射礼具有以乡为单位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学习的性质。

朝礼在于尊重国君的权力和地位。

聘礼在于维护贵族内部的等级和秩序。

祭祀天地和祖先在于维护神权和尊重族权。

婚礼和丧礼在于维护宗法制度和族权。

到春秋后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

一些卿大夫在夺取国君权力的同时，不但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

按礼，天子的舞用“八佾”，作为诸侯的季孙氏也用“八佾舞于庭”，孔子斥责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按礼，天子祭祖唱《雍》诗来撤除祭品，这时鲁三家都“以《雍》撤”，孔子认为这种事不该出于“三家之堂”。

按礼，只有天子可以“旅”于泰山，这时季孙氏“旅于泰山”，孔子又指责他不懂礼。

卿大夫这样“僭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力的一种表现。

礼乐制度主要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

是以《荀子·礼论篇》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其所说的“礼之三本”，天地代表神权，先祖代表族权，君师代表君权。

后来统治者以天、地、君、亲、师作为礼拜的主要对象，就是根据这一理论。

中华民族今日所以被全世界称为“礼义之邦”，其“源头活水”即来源于这段历史。

史家常认为周公制礼作乐为中华文明建构中的一件大事，是因为礼乐实为中华文明体系中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用“礼乐”规范人们之间的关系和行为，可谓中华民族一个至为伟大的发明。

其中既包含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历史，还包含着中华先人们伟大的独一无二的政治理想和制度设计。

本书开篇有述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九孔骨龠，产生于约九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

而今回望历史，在九千年前，还在拿着石头木棒与野兽搏斗的中华先人们，尚不忘用音乐来娱悦自己、用音乐来传递情感、用音乐来治理国家——那是何等的乐观、何等的浪漫、何等的睿智——也许，正是这种来自远古的遗传基因，才使得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至今。

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华的先贤们赋予了音乐更多的功能：音乐不但可以娱悦身心，表达感情，更能够教化大众，净化心灵。

中国儒家先圣孔子对周文明中的“礼乐之治”倍加推崇。

他老人家多次说“吾从周”就是从维护周王朝“礼乐之治”的角度出发。

而他本人也在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他除了整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外，还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

所以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到了东周时代，也即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郑卫之音”（今日所谓的靡靡之音）的大行其道，中国进入了诸侯争霸、列国争强、战火频仍、纷争相继的乱世。

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礼乐制度逐步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被列国纷纷弃之如敝屣，史称“礼崩乐坏”。

但也正是这一时期，礼乐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价值得到了包括孔子在内的历代有识之士的深入思考和重新认识。

基于此，礼乐制度在汉初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并绵延两千多年而始终不衰。

汉以后的每个朝代兴起后都要有一番“制礼作乐”的活动，或者把前代流传下来的礼乐加以改造，或者根据时代的需要
制定新的礼乐，历代史书里面都有一部《乐志》来彰显其朝代的“正朔性”，以此可知礼乐之于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