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的女子教育变革

五四运动时期的女子教育变革

作者：贾仟军

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15年第11期

【摘要】五四运动时期，近代女子教育发生了重大变革，改变了近代女学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的教育。随着平民教育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平民女性拥有了求学的权利，改变了近代女学“贵族式”教育的模式。并且，在知识女性以及先进人士的努力下逐渐实现了男女教育的平等，大学开放女禁，中学实现男女同学。

【关键词】五四运动；女性教育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自古以来，中国妇女地位低下，在“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识字多诲淫”的封建思想影响下，教育通常对妇女是不开放的。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逐渐传播开来，新式的女子教育开始出现，但此时的女子教育也并非着眼于女性自身的发展，仍是服从、服务于父权社会的，直到五四运动时期，女子教育改革才使中国的女性真正享有了平等的教育权。

一、改变“贤妻良母”的教育宗旨

在五四运动之前，近代女子教育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其表现之一就是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的的教育宗旨，将“贤妻良母”作为教育的目的，最早是由梁启超提出的。“贤妻良母”的教育观是对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妇德观的超越，梁启超认为“欲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贤淑之正宗，此实祸天下之道也。”[1]他在1912年《倡设女学堂启》中明确地表达了女子教育的目，是将妇女培养成“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2]的贤妻良母。

五四运动时期，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大讨论。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贤妻良母”作为女子教育的终极目标，不能使妇女具有独立的人格，这种教育宗旨塑造的只是“一多知识之顺婢，良仆供男子驱策耳”[3]的女子，仍是男子的附属品。因此，要真正实现妇女解放，重新探讨女子教育的目的。例如胡适在一次题为《美国妇人》的讲演中提出“堂堂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事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贤妻良母才算尽我的天职，才算做我的事业”。[4]他主张要像美国女性那样去履行作为“人”所承载的社会责任和事业，这就要就女性在扮演好家庭角色的同时扮演好社会角色。

二、批判“贵族式”教育，提倡女子平民教育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对象主要是上层社会的女性，教会教育开始以贫苦学生为招揽学生的对象，中国人自办的女学从创办之初即以良家闺秀为主要招生对象。”[5]1907年《顺天时报》的记者专门对北京豫教女学堂全体女学生的家世进行调查，全部为各级官吏和社会名流的女公子和妇人。

直到五四时期，随着杜威“平民主义”教育理论的传入，国内随即掀起了一股平民教育的热潮。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要实现平民教育，首先要使女子教育得到解放，因为“女子占人类全体的半数，她们是改进社会文化的重要分子，那么女子与男子在教育上当然绝对的平等，要是不平等，就不得谓之‘平民教育’。”[6]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贵族式”的教育受到了冲击，在京、沪等地开始兴办平民女校，如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于1919年10月创办平民职业女学校，招收平民妇女60人，每日讲授文化知识2小时，并指导她们学习缝纫、刺绣等技能。上海学校成立“国民义务教团”各女学校均利用暑假开办国民义务教育小学和各类职业学校，服务于平民妇女。

此外为了解决平民女子就学期间的经济问题，又发展出了女子工读运动，即女子把读书与做工相结合。在京、沪等地纷纷开展了工读运动，例如北京的“女子工读互助团”，上海的“普育实习工厂”等。此外，一些妇女得到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女子半工半读教育。自1919到1920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妇女就有43名。被称赞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一件别开生面的佳事”，不仅“影响留法学界”而且“影响华人在世界之地位”。[7]

三、改变单轨学制，实现“男女同校”

自清末兴女学以来，由于“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的影响，采取双轨学制，女子教育在教育机构中与男子分属不同的教育体系。1912至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虽然女子获得了相等的教育权力，但仍然保留了双轨学制的根基。1915年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男女同学须各编年级，首次以教育文件的形式肯定了男女同校，但是中等学校仍然实行男女分校，除了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外，大学不允许女子进入学习。

五四时期，广大知识女性强烈要求建立男女平等的教育体系，最先要求大学开女禁的是甘肃的女青年邓春兰，1919年5月邓春兰上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要求国立大学增收女生，由于五四运动后蔡元培辞职而没有结果，同年七月邓春兰赴北京，行前写了《告全国女子中小学毕业生同志书》，呼吁妇女要通过自身奋斗，来争取男女教育平等。8月3日北京《晨报》以《邓春兰女士来书请大学解除女禁》为题发表了她的文章。蔡元培在同年12月进行了答复，他说“大学之女禁问题，则予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与男子之规定……故予以为无开女禁与否之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符合至女学生，尽可投考。如程度合格，亦可录取也。”[8]1920年2月经过考试，录取了9名女生，入哲学、国文、英文系一年级旁听，邓春兰就是其中之一。到1922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大上海学院、中国大学、厦门大学等七所院校开放女禁，兼收女生，共收女生112人，占男女大学生人数的1.82%。

大学开禁女学的首要要求是女生必须达到与男生同样的知识水平，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学女子教育的改革，到1919年政府设立的女子中学9所，有女学生622人。1920年，第六次教育联合会向教育部提交了《大会关于促进男女同学以推广女子教育案》，到1921年就有广东省中等学校，北京高师附中、长沙第一师范招收了女生，标志着中学男女同校的风气正在全国形成，从而改变了近代教育男女双规学制。

教育的不平等是造成中国社会男女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五四时期的教育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使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同样的教育权，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女性，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封闭的家庭，开始走向社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五四时期的教育变革对于近代女性的解放和独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兴女学》载陈景馨、陈学恂《清代后期教育论文选（下册）》.

[2]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见《己丑重编饮冰室文集》，第一集第四卷.

[3]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M].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

[4]欧阳哲生.胡适文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乔素玲.教育与女性[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6]《“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中共马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三联书店，1981.

[7]《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春秋出版社，1989.

[8]《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三联书店，1981.

作者简介：贾仟军（1990-），男，山东日照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2013级中国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