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文化与,现代,其他论文文档]韩国文化与现代政治转型

韩国文化与现代政治转型

” 从李承晚政权的专制政体、朴正熙政权的政府主导型改革、“维新体制”到金泳三的“文民政府”再到金大中的民主政府，大韩民国在民主的道路上步履维艰。民主梦想的践行经过了漫漫长夜，在广大民众的奋力争取、政治精英的奔走呼号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施加的强大的压力下，民主政治的实现终于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韩国现代政治的发展历程就是民主不断推进的历程。对于这种政治变迁有着不同的解释模式。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对这种政治转型作一个尝试性的解答。

一、现代韩国文化的要素分析

文化的形成、绵延和演绎虽有自身内在的逻辑和独特的规律，但它不能不受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等外在因素的强烈影响。在一定的历史-社会- 文化条件下，文化显

现出一定的继承性、延续性，更具有适应性、综合性和时代性的特点。时代性和绵延性是任何一个民族文化活力的象征。朝鲜民族据称有5000多年的灿烂文化，对人类的文明进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影响，这主要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对韩国文化进行追根溯源地探求。而从文化发展学的角度来说，任何文化都是变动不居的，都是在对一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相应地回应基础上获得了生存空间和发展动力；同时它也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无意对韩国文化进行本源性地探讨，而只是从发展学的角度对韩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影响其政治模式变迁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

在大韩民国立国后，韩国现代化的启动有着重要的背景：在国际上，两极体制的对立，谋求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和重大的政治影响力是其立国的基础。美国的军事支持、经济援助直到今天仍然是韩国的政治精英决策的重要筹码。这种背景不仅为美国的文化介入提供了合法的渠道，同时也为其政治变迁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而韩国现代化的开启，不能不带着历史的负荷和深重的传统印记：从文化的角度观之，主要是日本殖民文化的遗产和深厚的儒教传统的积淀。所以分析韩国的现代文化不能不考虑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儒教伦理和日本的殖民文化这三者在韩国的复合互补。这些因素为韩国的经济腾飞、政治转型提供了文化动力，但同时也使韩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步履维艰。

2 、传统儒家文化的延续、积淀。韩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汉城大学的宋丙洛教授曾经总结出韩国和韩国人的22个世界之最，其中第一项就是韩国是世界上第一的儒教国家。韩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输入儒文化的国家，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比儒学的诞生地中国更加遵从儒家文化的国家。杜维明教授在提到儒学传统在东亚各国发展时曾指出“韩国人说韩国是儒学的母国，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另一有趣的现象是儒家传统的民间化”4 韩国的儒家伦理对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地影响。无论是家长式的权威主义政府，还是家长式的企业经营体制；无论是国家的选举活动，还是社会关系网络的组成，大到国家的政府体制，小到家庭生活，亲情关系、地缘关系等儒家伦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民主意识、法治观念还有待于进一步启蒙。象金大中这次入主青瓦台就是靠全罗南道的家乡父老的鼎力相助，这种“地域情结”几乎萦绕在历届的总统选举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韩国现在只具有民主的框架模式，民主的实质和内涵还需深度挖掘和把握。

3 、日本殖民文化的传续、影响。36年的日本殖民统治严重地破坏了朝鲜的经济发展。日本人以强迫的方式将现代化事物强加给朝鲜人民，在客观上缩短了朝鲜的现代化进程，在主观上将日本社会的风俗习惯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的儒家文化传统投射到韩国社会。尽管日本的民族同化政策最终破产，但日本的文化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影响光复后韩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如朴正熙本人就有日本军队的浓厚背景，他在日本的士官生涯使得日本军人的职业素质、日本社会的文化观念深深地影响到他的政务管理、政治决策和政治风格。“如果说李承晚这一代在日治时期流亡海外的民族主义者脑子里记忆的是李朝管理国家的经验的话，那么，朴正熙这些在日治时期长大的人脑子里装的是日本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法” 5 这里所说的现代韩国文化的三个方面并非是泾渭分明、互不

相干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共同构筑了有韩国特色的文化。它们是推动韩国经济起飞、促使政治转型的文化动力。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儒家文化圈，尽管在儒学的一般本质和特征上并无二致，但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社会、民族状况和国际环境等有着重大的差别，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所以这些国家的现代文化又呈现出在总体一致基础上的差异性。

二、新儒家伦理与现代政治发展

韩国文化的各个部分的融合转化，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主、西方基督教伦理为辅的新儒家伦理。而韩国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一条从权威主义到民主主义的缓慢发展的脉络，金大中总结到“韩国的民主政治经过了许多艰难曲折。李承晚的权威主义和独裁政治统治了韩国三十多年。后来，国民通过‘4.19’和六月抗争，使国家重新走上了民主道路。”6 我们并不赞成“文化决定论”，但也不能就此否认文化对这种转型的重大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发展的几个向量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等三个方面。

1 、“开发独裁体制”与集权主义的政治传统。韩国在经济的起飞过程中，政府的主导和干预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军事政变起家的朴正熙政权打破了军人政府的常规，提出了“经济发展第一”的方针，运用强有力的政治权力，调动各种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排除各种传统障碍，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推动工业化进程，从而实现经济的腾飞。具体地讲有以下几个方面：引进外资；大力创办国营企业；采取扶植” 政策鼓励出口；

推行重化学工业化政策。7 这些与其专制传统有关。朝鲜具有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历史，一君万民、家国同构成了传统韩国社会的典型结构，这就是马克斯·韦伯的“家产制政体”. 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放大，君主是最高家长，把全部的土地和人民都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对家的孝必然要求对国的忠，这样就必然导致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庞大的官僚系统的存在。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致力于推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不仅是增进福利、造福于民的举措，同时也是增进自身利益、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此时的权威主要是传统型和克里斯玛型权威的统一。在韩国的现代化开启之际，统治者面临着合法性危机而不仅是为自己聚敛财富，如何重塑自身形象，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是他们面临的重大的挑战之一。朴正熙政权凭借他的强大的政府，优先发展经济，将国家带入现代化轨道。以人民生活的改善、国家的繁荣富强等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这种传统权威主义的因子不仅可以从政府的高效能和对西方的民主政治的漠视上显现出来，而且可以从朴正熙的个人魅力上表现出来。他个人的人格、作风和价值观念对韩国的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