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药家鑫案件为例

摘要：“媒介审判”现象一直是新闻界和法律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且对此的争议之声不断增大，尤其是网络舆论监督的加强，使媒体舆论与司法理性间的矛盾愈加突出。纵观近几年的热点司法案件，总能找寻到一些特征。本文将着重从这类事件体现出的特点和传播学结合的角度，探讨“媒介审判”的形成机理。

关键词：媒介审判舆论监督司法传播学

在“药家鑫案”和“李昌奎案”审判之前，搜索微博可以很轻易地看到网友们这样的原创微博：“杀人偿命，药家鑫该死”；“#药家鑫案明日二审#像他这种自私的人留在社会最终还是危害社会”；“#李昌奎死缓争议# 这样的人不判死刑，天理何在？”；“#李昌奎死缓争议# 像李昌奎这样的人如果免死了！有违司法的公正！”当然理性看待的网友也有之：“那些曾经歇斯底里高叫过“药家鑫不死，中国法律死”的人们，其实有一半以上是在泄私愤，个个自诩为法官”；“我认为应该等法院审理清楚，还原更多的真实之后再行评判，而非现在就道德审判，非死不足以平民愤”。

“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微博使用的低门槛、传播迅速现状，使“媒介审判”再次站在了风口浪尖，难怪有网友在得知审判结果后称之为“媒体的胜利”。

一、“媒介审判”概念的界定

“媒介审判”是一个舶来词，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是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审判”。①这个起源于美国“黄色新闻时代”的词语，在我国学界中，尚未有一个确定统一的定义，但我国知名的新闻传播法学家魏永征教授对“媒介审判”的提法是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他将“媒介审判”的主要特征概括为：“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的报导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以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者同情一类情绪。它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连手对案件作单向度一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了相反的意见。它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②

中国传媒大学王军副教授则用更精炼的语言进行了概述，他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体在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③

在笔者看来，“媒介审判”表面上是由于新闻媒体报道了具有争议性的司法案件，力求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因此可以说媒体只是公众讨论案件的平台，但实质是其所形成的代表公众意志的舆论和司法审判之间的对抗，若舆论获胜就被冠以“媒介审判”的帽子。

二、“媒介审判”的特点及传播学分析

纵观“胡斌案”、“邓玉娇案”、“李启铭案”、“蒋艳萍案”，都可以从中或多或少地找出些许中国社会的特征。

第一，媒介审判案件中当事人身份特殊，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一般而言，案件中的当事人是握有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或者是有钱有势的上层人士，他们往往在社会上占有强势的地位。例如“胡斌案”就引发了社会上对富二代的质疑；“李启铭案”肇事者以一句“我爸是李刚”而牵涉出其父，对时任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区分局副局长李刚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蒋艳萍案”中的蒋艳萍则是女官员卷入权色交易、贪污受贿，被称为“湖南第一女贪”。这一类违法者，在社会中是强势的，很容易逍遥法外，因而一旦他们涉案，公众的关注度就会增高。还有一类当事人恰好与之相反，他们是对抗公权力或者是公权力作用下的受害人，比如孙志刚、邓玉娇。无论是哪一种当事人，他们都与公权力息息相关，在中国的社会中，公众对于公权力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所以一旦这类人触犯了法律，公众便希望他们受到最严厉的制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类人的形象不乏是媒体的“培养分析”功能在公众头脑中留下了“刻板成见”。“培养分析”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也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重要的事物以及社会的各种事物，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要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④大众传媒这种功能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并不会为受众所察觉,其最终结果是形成印刻在公众头脑中的“刻板成见”，即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判和好恶的感情。⑤

从“媒介审判”的典型案例中，“培养分析”形成的“刻板成见”对“媒介审判”的作用就可见一斑。如“胡斌案”中就充斥了民众对“富二代”的仇视；“李启铭案”中更是对嚣张的“官二代”的怒骂；“邓玉娇案”中，邓玉娇以一个弱女子抵抗强权的形象为她赢得了不少舆论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