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药家鑫案

论药家鑫案

摘要：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也极大地败坏了我省高校和大学生的声誉。药家鑫事件虽属偶发个案，但教训是深刻的，所反映出大学生思想道德及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

关键词：教训，人性善，道德意识，法律平等

引言

前段时间，李启铭肇事之后撂出的“我爸是李刚”，这句极端嚣张之言，曾激起公众舆论的喧嚣；而今，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撞伤女服务员，过度荒诞的“撞人补8刀”的恶劣行径，则超越了公众容忍的底线，“飞扬跋扈”、“惨无人道”，每一顶帽子扣在这位大三学生身上，都恰如其分。眼下的众人，不单是义愤填膺，而是恨不能“群起而攻之”了。

我们似乎又见到了导致人性极度扭曲的权钱附体或护佑。肇事者所驾驶的车辆系其私家车，其家境殷实。是什么让一个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对鲜活的生命如此漠然？又是什么让一个心智健全的成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水准和对法律的敬畏感？难道仅仅是“财富”和“权力”吗？当然不是。甚嚣尘上的权钱崇拜与无视法律的尊严难逃干系。

一定意义上讲，恰恰是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助长了如此“富二代”或“官二代”，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适宜其生长的土壤。比如，是银行VIP，就可以插队没商量；是官员子女，招聘条件就可能“看人下菜碟儿”……“用钱摆平”和“用权摆平”的事件你方唱罢我登场。可糟糕的是，众人不仅是审丑疲劳、见怪不怪，甚至也在向“丑”靠近，期冀靠“钱”与“权”拥有法外特权。不得不承认，一种社会心理真正相信什么，崇尚什么，一个拥有了“流行因素”的个体就会应验什么。“撞人补8刀”案中的肇事者，正是如此。

而我们的执法者，面对权贵阶层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也常显得底气不足。回首以往诸多公共事件，真正激怒众人的，也许并非是顾名思义的案件本身，也不一定是当事人悲惨的命运。而是一个权贵人员凭借金钱或权力为所欲为，凌驾于法律与规则之上，敢想也敢做，东窗事发后竟能冠冕堂皇地使出若干招数，或“出钱私了”、或“声明道歉”，来逃避或减轻法律制裁，而且最终成功了。

西安大学生“撞人补8刀”案结果如何，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见，财富和权力人人畸形追逐、公众看不清定刑依据与量刑标准、司法常对权贵法外开恩的最终指向，是一个社会规则、道德及人心的溃疡。而我们的困境则在于：面对一再被洞穿的底线，面对无力收拾的野性，面对天天呼号的法律平等，我们如何修复，又拿什么修复？

案件评论

一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价值取向——积极救助伤者的生命是肇事者的法定义务

刑法里规定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也就是被告人在案发时主观上没有直接的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的故意，交通肇事罪则定罪较轻，正因为是犯罪人主观上是过失，刑法才对交通肇事罪规定了较轻刑罚，同时，交通肇事后积极救助伤者是也最为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者事后，最为迫切的法定义务，必须积极履行救人生命的法定义务。

刑法规定肇事逃逸或者为了逃避法律追究隐藏受害人，使受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最高可判死刑。足以见证刑法对肇事者不积极救助致伤者死亡的严厉打击的态度。

而本案中，被告人药家鑫的行为，可谓令人发指，交通肇事后下车不但没有积极救助伤者，反而挥刀刺向可怜的伤者，试想药家鑫当时他怎么就下的了毒手。伤者是自己的同类，是人命，不是物呀？据法庭调查，被告人连刺8刀将伤者刺死，驾车逃窜。这种严重漠视他人生命，漠视自己的同类，缺乏起码的人性良知的心里，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一个没受过一点教育的普通民众，起码也知道助人为乐，救助有困难的他人的道理，“大学生”药家鑫却反人性的反常识性剥夺他们生命，这是典型的故意杀人罪，一点不含糊。

据被告人在庭审现场交代，自己害怕受害人难缠，听说农民难缠，害怕陷入无休止的赔偿纠纷中，一闪念就取出了随身携带的剪刀刺向伤者，认为刺死了伤者就不用无休止的赔偿了。

药家鑫此类驾车的侥幸者大错特错了，交通肇事后不去积极救助伤者，救人性命，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直至走向黑暗的铁窗生活，若逃逸致人死亡，恶性的案件还会受到刑法处以死刑的制裁。

好好清醒清醒吧，药家鑫之类驾车肇事后不去积极救助痛苦呻吟的人命的

丧心病狂们，敬畏他人性命，就是敬畏自己的性命，漠视他人的性命，法律也会毫不留情的剥夺你的性命。

二刑法中的死刑难题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规定有罪行的，可以判处被告人相应刑罚，刑法没有规定的罪行，不得判处被告人刑法规定以外的刑法。刑法规定了：故意杀人的判死刑，药家鑫交通肇事后，故意杀死伤者案件事实清楚，公诉人出示的各项证据确实充分，认定故意杀人罪，应该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

药家鑫=大学生=21岁的年轻人，根据刑法规定剥夺一个被告人生命的同时，我们惋惜，还是恐惧？毕竟我们也在也在根据刑法合法杀人。人们会说古往今来，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他这是自作自受，活该。

那能不能我们给自己的同类这样一个年轻人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留下他的性命，让他在铁窗内度过漫长的几十年的赎罪生活，等到将来不惑之年，甚至花甲之年改造完全了，出狱了，重新做人。笔者注意到庭审中的一个细节：被告人药家鑫在做最后陈述时，失声痛哭，颤抖的声音的一再表示愿意替死者赡养老人，照顾孩子，愿意赔偿赎罪，这一刻药家鑫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是一个杀人犯面临的可能被判死刑的恐惧后怕中发出的忏悔声音。父母给予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仅有的一次，我们能不能善待自己的生命，善待同类的他人的性命？这不仅仅是问给我们自己，也问给药家鑫，假如当初挥刀那一刹那间转而善待自己同类的性命，将会是另一种境地。佛家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此得到印证。

然而，当我们想到死于非命的受害人的不幸遭遇，死者同样是活生生的年轻生命，而且是正在哺育两岁幼子的母亲，一位平凡的女子，死于非命怎能不痛心？一起普通交通肇事，受伤医治好了，继续生活也可以，但被告人药家鑫没有给这位不幸的女子一条活路。死者父母，丈夫，孩子，亲人，平凡的农民的家庭幸福被破灭，就在被告人的一转念之间狼性行为造成的终生悲剧，正如死者丈夫庭审所说，孩子永远的失去的母爱，这一生都无法弥补，是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

被告人杀了人，我们根据刑法规定合法杀掉杀人者，正义就实现了吗？我们是在实现正义？还是在延续杀人者悲剧——被告人被判死刑后的家庭悲剧？这样子，算一下，就会有两个家庭的悲剧。

三悲剧的根源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