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洵对苏轼散文的影响

论苏洵对苏轼散文的影响

摘要：苏洵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是苏轼兄弟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本文从苏洵的“风水相遭”、“事词道法”、“自为一家”、“施至于今”等思方面，阐述苏洵的文学创作理论与思想对苏轼的散文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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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一生困顿，师事他的人不多，但他却把自己卓越的散文理论和艺术技巧精心地传授给了苏轼兄弟。苏轼能在欧阳修之后，继而成为一代文宗，苏洵功不可没。苏轼继承并发展了苏洵的散文理论，苏洵则通过苏轼影响了宋代文坛。一、苏洵的“风水相遭”说对苏轼散文创作的影响

苏洵的最高审美标准是：风行水上涣，天下之至文也。也就是说，风与水相遭遇时产生的波纹，是最美的。这是苏洵对文学创作的一种比喻的说法。《仲兄字文甫说》中的一段话就完全表白了他的观点：

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

这段文字里包含苏洵三个创作思想：一、为文必须具备的条件：“风”“和“水”。水，是比喻创作的源泉和艺术修养；而风，则比喻创作的冲动、激情、灵感。二、苏洵强调：“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就是要求作者创作时必须做到主客观条件的有机结合。三、苏洵主张文贵自然，反对为文造情、无病呻吟，认为只有在“不能不为”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文章，才是“天下之至文”。

苏洵的这一文学创作思想对苏轼的影响是巨大的。苏轼在《江行唱和集》中说道：“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工，乃不能不为之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建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其中“闻家君之论文”，指的就是苏洵的《仲兄字文甫说》。苏轼从苏洵“风水相遭”的形象中悟出了“行云流水”的文学美学思想，其基本特点就是:“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创建了他的所谓“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自然”说，代表了他在文章风格上的审美理想，一系列精辟的议论蕴藏着极其深厚的美学思想。

二、苏洵的文道观对苏轼散文创作的影响

苏洵针对所有文章提出“事词道法”说:“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事”就是写文章所用的材料即事实;“词”指明畅的文词;“法”是用来检验文章是否符合写作规律的章法、法则，这是显而易见的；“道”是指万事万物发展的自然道理，是要贯穿在文章中的。苏洵认为这四点是一切文章都应具备的共同要求。这就突破了传统的以“明道”为中心的古文理论。这是苏洵的创新，为当时的古文家们指明了创作规律和创作方向，从而大大拓宽了古文发展的道路。

苏轼认同苏洵的文道观，继承并发展丰富了苏洵的观点。首先，苏轼所谓的“道’与苏洵所谓的“道”的涵义基本是一致的。在《日喻》一文中苏轼以水喻万物说:“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显然，苏轼之所谓“道”，己经突破了儒道的传统，而扩展到自然、社会等各个方面，指的是世界万事万物的客观规律。而怎样得“道”?苏轼却有自己的理解:“道可致而不可求”，何以致?“学以致其道”，“求道”则“过”。苏轼强调生活实践对于人们认识客观规律的重要性，强调生活实践，是得道的关键。所谓“道可致而不可求”，就是通过实践来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而不是停留在口头的追求上。其次，苏轼主张文道并重，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并将“有道有艺”、“意尽言止”、“文以述志”作为其文道观的基本内容。在《策总叙》中苏轼说:“臣闻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古之言者，尽意而不求于言，信己而不役于人。”他曾对渡海赴檐耳向他求教的葛立方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以欲使物为己用必须用钱买取为喻，生动地阐明了意对作文的重要性。这样，就比苏洵对文道关系的论述有所拓展，有所深化。

三、苏洵的“自为一家”理论对苏轼散文风格的影响

风格是一个作家创作成熟的标志。文学应该提倡风格的独创性和多样性，只有这样，文学的大花园才会百花齐放、各展其妍，带给读者不同的审美享受。苏洵的《嘉祐集》中，有很多关于文章风格的论述。有着丰富创作实践经验的苏洵，是深知风格对于作家地位的决定作用的。他论文特别重视各家艺术风格的不同，主张文章要“自为一家”，要有独创性，反对因袭剽窃。风格的独创性，关键是一个“创”字。苏洵是喜欢独创的人，反对因袭前人，在评价历代作家作品风格时，他的见解是新颖而精辟的;在自己的实际创作中，他也真正贯彻了文贵独创的思想，无论在思想还是文章风格上，苏洵都力争做到“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这一点，苏洵对苏轼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对于文章，苏轼同苏洵一样，提倡独创，强调“成一家之言”。在《上曾丞相书》中，苏轼提出“其所不然者，虽古人之所谓贤人之言，亦有所不取”，反对人云亦云，强调要有自己的见解，

这正是苏洵“得之于心”，“自为一家”的观点的发挥。苏轼作词也自觉地在婉约词外另辟蹊径，开创了豪放词，提出要在词坛上“自是一家”，别树一帜。苏轼不仅主张风格的独创性，更主张多种风格并进。他提倡作家应以一种风格为主，同时又吸取其他风格之长，做到多样化的统一;反对单调地拘守一种风格。因为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作者不可能用单一的、一成不变的风格来表现它。一个伟大的作家，要想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不同的思想和情绪，就不能不具有多种本领和几副笔墨。

四、苏洵“施之于今”的理论对苏轼散文写作目的的影响

文学作为认识社会和体验人生的一种审美方式，它不是与社会现实和人生毫无关联的东西。任何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他都必然要考虑到他写作的目的。苏洵主张文学应着眼“施之于今”。当然，“为文尚用”的思想，不仅仅是苏洵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中国古代大多数文论家共同重视的问题。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苏洵的尚用思想，既不同于政治家王安石的“文者，礼教治政云尔”，直接将文章等同于政治教化;也不同于理学家的“作文害道”，从根本上否定文学的社会功用;甚至与一般古文家所讲的“文以载道”也不同。如前所述，苏洵较少言道，即使言道，也并非专指儒家之道。苏洵认为文学之用是“施之于今”，他所强调的是对国家、社会、民众、人生的作用。

苏洵在《上韩枢密书》中评价自己的创作说:“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己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明确表示其写作目的是为了“施之于今”。在《史论上》中苏洵首先提出“史何为而作乎?”接着他回答道:“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君子不待褒而劝，不待贬而惩，然则史之所惩劝者独小人耳”。这里明确提出了修史的功利目的:惩劝小人。在《太玄论上》中提出:“君子之为书，犹工人之作器也，见其形以知其用”，强调文人写文章就象工匠作器具一样，要对现实社会有用。苏洵不仅自己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提倡文章应有用于今，而且还经常以为文尚用、“有为而作”的思想教育苏轼。苏轼在他的《凫绎先生诗集叙》中就记载了一段苏洵对他的教诲。苏洵对苏轼的教诲重点在“有为而作”上，当时苏轼年仅十岁。苏轼子承父学，表现出相同的价值取向。苏轼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主张为文要“有意于济世之实用”、“诗须要有为而作”。这一主张，苏轼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论及: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轼以谓叔孙通制礼，虽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时施宜，有补于世者。苏洵“自比贾谊”，苏轼受苏洵的影响对贾谊、陆贽也是十分推崇的。他说:“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这里以“儒者多病”与“贾谊、陆贽之学”作对比，前者既是“多空文而少实用”，后者自然是少空文而多实用了。这就是苏轼特别推崇陆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