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重刑主义发展初探
中国古代重刑主义发展初探
——兼论重刑主义现实必要性
［摘要］本文从梳理我国古代重刑主义的发展进程出发，并在概括古代重刑主义的特点的基础上，反思现代我国刑事立法、执法、司法，以及社会层面上重刑主义的必要性。
［关键词］重刑主义;发展流变;必要性
引言
“重刑”作为一种“主义”，在我国刑法思想史、刑罚制度史上由来已久。重刑主义滥觞于三代，流变于唐宋，并因应着封建社会发展最高峰的到来，在明清时得以发挥至极致。直到现今，每每提及刑法，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刀把子”，重刑主义对我国社会的影响可见一斑。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恶性刑事案件高发，社会愈发渴求高压刑事政策能有效遏制犯罪浪潮。[1]无论是“历久弥新”的“严打”、还是各种专项整治措施，此类跳跃式、运动式执法方式中内中隐含着的是对重刑主义的盲目崇仰。在人人高喊严惩犯罪，适用重刑的时代背景之下，回溯重刑主义的发端与传承，反思其是否具备内在合理性颇具现实意义，危险时代是否的确需要“危险刑法” [2]的“拯救”这一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答。本文拟从梳理重刑主义在我国历史上的发展流变出发，追问重刑主义的现实必要性。
[1] 例如，针对当前高发的酒后驾驶、醉酒驾驶案件，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3G门户
网进行的调查显示，对于目前我国对酒后驾车处罚力度，81.3％的人认为“过轻”，只有11.1％的人认为“合适”，1.2％的人认为“过重”。仅6.4％的人表示“不清楚”处罚规定。参见王聪聪、佟大伟：《81.3％的人认为目前对酒后驾车处罚力度过轻》，《中国青年报》2009年8月18日，青年调查版。[2] 关于“危险时代的危险刑法”这一命题，阮齐林教授在其著作《刑法学》中有精辟的描述，参见阮齐林：
《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6页。
一、对重刑主义发展历史的梳理
重刑主义,是一个国家在组织反应犯罪过程中,偏重于选择重刑的一种思想倾向,它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犯罪反应观念的综合体现。[3]应当说，重刑主义是人类法制文明的共同特点，而并不如部分学者所说的是我国的一大特色，在重刑主义这一点上中外各国概莫能外。下文讨论的是重刑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流变。
（一）中国古代重刑主义的起源
重刑主义一经产生便是以野蛮残酷的肉刑制度表现出来的。“夏刑则大辟二百,髌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4]夏朝已经形成了墨、劓、剕、宫、大辟等完备的刑罚体系，由此，重刑主义初露端倪。
商代刑罚制度基本沿袭夏代，并有所发展。商代刑罚制度已成体系，并直接影响到后世。根据文献记载，这一刑罚体系仍以五刑为主，包括墨、劓、刖、宫、大辟等。除五刑之外，商代还有很多非常残酷的刑罚手段。如醢刑、脯刑、剔刳、剖心、炮烙、劓殄等等。
《吕刑》对周刑亦有具体记载:“墨刑之属千,劓刑之属千,刑之属五百,宫刑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这里,周刑不是二千五百,而也是三千了。周与夏比,大辟、墨刑之数相等,其余互有增减。[5]
夏商周三代的灭亡，多与王者不施仁政，暴虐待民有关，夏桀、商纣的刑罚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在这一阶段，重刑主义的发端与君主专政的初步确立有直接关系。
（二）中国古代重刑主义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重刑主义真正得以形成，商鞅、慎到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完整提出了重刑主义的思想。商鞅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率先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其重刑理论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主张“刑主赏辅”、“刑不善而不赏善”、“轻罪重刑”，以达到“以刑去刑，以杀去杀”的目的。商鞅的“重刑”思想后来成为法家以至秦始皇推行严刑峻法的理论基础。而韩非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法、势、术相统一的“法治”思想体系，进一步完善了“严刑重罚”的重刑论。韩非
[3] 韩晓峰、谢锡美：《重刑主义的蜕变》，《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法学）版，2008年7月第8卷第7
期，第68页。
[4] 魏书·刑法志.转引自高绍先：《重刑考》，《现代法学》，2003年8月第25卷第4期，第104页。
[5] 高绍先：《重刑考》，《现代法学》，2003年8月第25卷第4期，第104页。
的恐怖主义刑罚原则，不但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为中国古代社会重刑治世的理念开创了理论先河。[6]
（三）中国古代重刑主义的流变
在法家刑罚思想的指导下，秦国乃至之后的秦朝沿用严刑峻法，最后以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被推翻的结局黯然退下历史舞台。汉初统治者基于前代治国教训“罢黜百家”，将儒家学说引入司法制度中，于是霎时间“引儒入法”、“春秋决狱”成为当时的一道社会景观。相较“法繁于秋荼，网密于凝脂”的前代，汉朝刑罚有所宽缓，但是我们同样应当看到，肉刑等酷刑在汉代是客观存在的，[7]在打击危害国家和危害封建统治的活动中，重刑主义的适用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儒法合一在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引礼入律和隋唐时的儒家的‘仁’入律，终于得以在唐代基本确立，“八议”、“上请”、“官当”等制度正是刑罚人性化的表现。然而唐代法外用刑，滥施刑罚的现象同样不绝如缕。洞悉了封建专制通知下刑罚苛刻的必然性，“凌迟”这种极其残忍的刑罚在中华文明文化达到空前盛况的宋朝出现也不难理解了。
这一历史阶段，重刑主义披上了“仁政”这一件漂亮的外衣，但当我们深入实质观察种种现象后的历史规律时，我们发现，重刑主义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因为儒家的得势而驱除，而是在“阳儒阴法”的权术下，巧妙地躲在了历史的幕布之后。
（四）中国古代重刑主义的高峰
明清两朝给我们留下了众多不历史传说与不解谜团，明朝初年洪武帝在打击犯罪中表现出的高压态势更是仍令数百年之后的我们毛骨悚然。朱元璋基于对元末黑暗统治和官员腐败的认识，得出了“治乱世,刑不得不重”的结论。在《明大诰》中,惩治贪官污吏的就多达150条；罗列的罪名包括千余条凌迟、枭首、夷族罪,万余件斩首、弃市、腰斩罪。在《大明律·吏律》中，“职制”15条、“公式”18条设计官员活动的各种犯罪形式，可谓“稍有不慎，既要坐刑”的地步。[8]此
[6] 赖康华：《简评中国古代刑罚中的重刑主义》，广州审判网,http:https://www.360docs.net/doc/ac2801118.html,/dywj/dywj_detai
l.jsp?lsh=257.最后访问日期为2010年1月5日。
[7] 据程树德所著《九朝律考》：“汉之刑罚有十五种，死刑三：袅首、腰斩、弃市；肉刑五：宫、别右趾、
别左趾、剿、黯；凳刑一：男钳城旦春；完刑一：完城旦春；作刑五：鬼薪、白集、司寇作、罚作、复作;赎刑、罚金、夺爵、除名、夷三族、徙边、督；鞭杖；顾山；禁锢各一。”参见高绍先：《重刑考》，《现代法学》，2003年8月第25卷第4期，第104页。
[8] 祝翔：《明初重典治吏述论》，硕士论文，保存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第2页。
外，在处理胡惟庸和蓝玉两个案件上大量的法外用刑，族刑的适用令数万人株连致死，在方孝孺案中株连竟至十族！而在清朝，无论是清初的文字狱抑或是清末在镇压农民起义、革命党人过程中，族刑、凌迟刑的大量使用同样令人胆战心惊。
三、中国古代重刑主义的特点
从对我国古代重刑主义的发展流变历史阶段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概括出我国历史上的重刑主义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轻罪重刑
重刑主义强调“轻罪重刑，一断于法，以刑去刑，以杀去杀”，诸葛亮曾言：“禁令刑罚，所以威心。心畏以刑，不可不严。”在古代社会，君主或者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于民众，即使是“才行反时者”，也要“杀无赦”，即才能和行为不合时势的，也要杀头问斩。
（二）刑罚严酷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赞同以刑去刑这一刑罚观（这也是一种预防主义刑法的论调），这必然导致不尊重罪刑适应原则而盲目追求刑罚的预防功能，渴望“刑期于无刑”，这同轻罪重刑、一断于法是彼此补充，相互一致的。既然统治者认为“以刑去刑”，那么用刑上势必严苛、残酷。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拷问和体罚成了我国古代刑罚制度的突出特点。无论是商纣的炮烙，或是春秋战国时适用的“五马分尸”，还是到明清两代的肉刑的恢复适用，皆是之一特点的表现。
（三）刑种繁多
我们知道，夏朝有“墨、劓、剕、宫、大辟”五刑；西周又有“圜土之制、嘉石之制、赎刑、流刑”等刑种；到了秦朝，刑罚制度进一步完善，并且有了生命刑、身体刑、徒刑、流刑、财产刑和身份刑的明确区分，但出于重刑主义的目的，生命刑、身体刑进一步细化，名目繁多；隋唐时期，把刑罚制度法定为笞、杖、徒、流、死五种，并为后世王朝所沿用；至宋代，出现了“凌迟”刑，一直沿续至清末才被废除，此外，宋代还有“重杖一顿处死，具五刑，夷刑，醢刑，钉锅”等酷刑，对后世王朝复活非法死刑起了恶劣的推动作用。[9]除了上述三大主要特点外，“原心论罪”，“引言论罪”等主观主义刑法观念在
[9] 赖康华：《简评中国古代刑罚中的重刑主义》，广州审判网,http:https://www.360docs.net/doc/ac2801118.html,/dywj/dywj_detai
l.jsp?lsh=257.最后访问日期为2010年1月5日。
古代同样比较突出，在程序法方面，刑讯逼供合法化也是重刑主义的一大特点。
四、重刑主义的现代必要性追问
我们学习历史，研读历史的目的在于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在对重刑主义的研究上同样应当如此。重刑主义思想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由来已久。几千年来，“治乱世用重典，治平世用轻典”被奉为中华民族安邦定国的要旨。高度的封建专制统治，形成了以国家主，以刑法工具论为基础，以重刑主义为主体的刑法思想。重刑主义就象一个无法摆脱的幽灵，一直在国人的心中游荡。[10]我国刑法领域如今仍颇具重刑主义色彩，这表现在刑事立法上定罪量刑方面的畸严畸重上，[11]刑事司法上的极重言辞证据，刑事执法中的“严打”，“依法从重从快”等方面。而反映到社会层面，社会大众深受几千年来刑法文化的影响，同样深陷入对严厉刑罚效用的盲目崇思之中，每当恶性犯罪突出时，社会一片喊打声，而这一浪潮过去，似乎人们又将这类事件忘怀了。[12]我们且不说重刑主义是不符合现代刑事法治理念的，单单考虑重刑适用的实效，我们便会发现，重刑主义滥觞之初所怀抱的“刑期于无刑”的梦想是不值得憧憬的。
古往今来，各种犯罪屡禁不绝，原因正如近代新派刑法学者所说的，犯罪是社会因素、自然因素、个人生物因素三者交织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法家儒家基于性恶性善论能够解决的问题。诚然，一时的高压刑事政策能起到整肃民风，使社会暂趋安定的客观效果，然而当我们用黄仁宇先生所用的“大历史观”的方法研究这一问题时，不难发现，重刑主义下的社会是一个极端保守压抑的社会，是一个民众得不到自由，思想得不到绽放的低效率社会。事实上，重刑主义正是我国传统文化在法律领域内的一大映射，二十四史上下几千年，我们竟然在这一古旧的刑罚观中挣扎数千年而得不到救赎，这正是我们中华文明无处放置的悲哀。
反观西方，我们也能看到欧洲中世纪酷刑的残酷与不人道，然而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古典主义刑法和近代刑法学派的崛起带来的是整个社会观念的为之一新，现如今西方各国讨论的已经是如何实现刑罚的宽缓化和人性化，而不
[10] 胡学相、周婷婷：《对我国重刑主义的反思》，《法律适用》，2005年8月总第233期，第71页。
[11] 对此学者有文章举例说明：“比如《刑法》第277条规定，犯妨害公务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这容易给司法者和社会公众造成误导，认为首先考虑有期徒刑，其次才考虑拘役、管制，这种观念蕴涵着拘役、管制的严厉程度不足以惩罚犯罪，罚金更是软弱无力，所以往往导致法官们偏爱实刑，较少适用缓刑，单处罚金的更少。”参见胡学相、周婷婷：《对我国重刑主义的反思》，《法律适用》，2005年8月总第233期，第71页。
[12] 从“许霆案”到“飙车案”无不是如此，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人们是极其健忘的。这也正是人之为人的悲哀。
似我国近年来仍然频频高举“严打”大旗，面对刑事案件高发态势仍怀有立法司法躁动。正因如此，本人认为，动辄祭出重刑主义的大旗来“与犯罪分子作斗争”是不足为取的。我国在刑法观念，刑罚观念上的现代化还有许多课要补，还有许多路要走。
中国古代农业发展
中国古代农业发展 清外历史组 考点1、简述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等原始农耕文化特征。 (1)、河 姆渡原始居民(南方)：种植水稻，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使用骨、木、石质及陶质工具，其中骨器有耒、耜、锄等。 (2)、半坡原始居 民(北方)：种植粟，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的国家；使用石铲、石刀等工具，种植粟、麻和蔬菜，把粟加工成小米，用麻纺织麻布。 考点2、通过商鞅变法等史实，认识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 (1)、 战国前期，铁器普遍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促进了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生产力f生产关系) (2)、商鞅变法措施中，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考点3、知道 《齐民要术》等重要著作。 北魏农学家贾思勰著《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农学著作；书中阐述了新发明, 即利用杠杆原理制成的灌溉工具一一桔槔。 考点4、列举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 (1)唐太宗以民为本的措施：轻徭薄赋，以实物代替劳役 (即：庸)。减轻了农民负 担，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2)唐朝新式农具：曲辕犁提高了耕作效率, 筒车提高了灌溉效率。共同促进了农业发展。 考点5、列举宋代南方生产发展和商业繁荣的史实，了解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辽宋夏金时期，南方农业发展速度超过北方，南方农业发展表现如下： (1)、南方灌溉技术提高。发明了牛转翻车，修筑水闸用于灌溉 (2)、南方耕作技术提高。在湖泊江边开辟圩田，在丘陵山地修造梯田。 (3)、南方水稻产量大幅增长。著名水稻产区有苏州和湖州。 (4)、原产北方的小麦、粟、豆类在南方扩大种植。 (5)、棉花种植面积扩大，成为南方重要的经济作物。 考点6、简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和忽必烈建立元朝的史实。 元世祖忽必烈重视农业的措施： (1)、下令禁止把农田变为牧场，鼓励开荒种粮； (2)、向全国推广棉花种植技术，棉布开始成为百姓的主要衣料； (3 )、治理黄河，新开运河，使京杭大运河变直而通畅。 二、延伸：1973年，袁隆平培育成功籼型杂交水稻，为解决世界粮食短缺问题做出了贡献， 他被国内外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三、提升 1?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所有士子的目标。而这句话正是出自儒家的经典《礼记》。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受推崇也与它所崇尚的价值观分不开。“仁、孝、义”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主要组成。 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孝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 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今天，很多人仍是以这几点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儒家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在古代，自汉以来的各个朝代都是以儒治国，因此儒家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中国儒家思想与大一统趋势的内在联系
中国儒家思想与大一统趋势的内在联系 人们习惯于把我国的传统文化称为“儒家文化”，甚至把东方一些接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也纳入“儒家文化”的范畴。有人也许会问，“儒家文化”这一概念是否能够概括我国传统文化的一般内容？要说明这个问题，就必须搞清儒家文化的内涵，以及它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儒家文化？回答这一问题的先决条件是要搞清什么是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文化应该是社会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自觉实现儒化的必然结果。儒家思想严格地说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不过，儒家学派的思想并非与史俱来，它是在我国的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由春秋末期伟大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这样一来，用“儒家文化”来概括传统文化的全部历程似乎产生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我认为这种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正是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在这里，太史公准确扼要地指出了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当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也颇为自诩地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正是这种出自对传统文化的由衷景仰和狂热追求，才产生了他创建儒家学派的根本动力。 但是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所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从而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夫子也不能不把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这时，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以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儒家学派出自改良主义的立场，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坚持在保存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文化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文化 【摘要】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关键词】儒学传统文化精神价值选择价值观念“以儒治世” 儒学未来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中国儒学发展史
中国儒学发展史 《中国儒学发展史》绪论 一、中国:社会变革与儒学的演进 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开创的儒学，是中国最古老、悠久、博大而且最富影响力的学派。这个学派源远流长，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历史上，儒学诞生于“礼废乐坏”的春秋时代，而儒学也是上古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礼乐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同步的。《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贵桴而土鼓，犹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王夫之《礼记章句》疏 云:“此节言自后圣修火政以来，民知饮食则已知祭祀之礼，致敬于鬼神，一皆天道人情之所不容己，其所从来者远，非三代之始制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在原始社会中已有礼乐的萌芽，礼乐并始于夏、商、周三代，而是人类文明长期演进的结果。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唐虞时代已初具礼乐，如: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典三礼，为秩宗;夔典乐，教胄子，习诗歌。但五帝时代仍属于前礼乐的神守时代。所谓“神守时代”，即是今所通称的巫祝文化时期。因为中华文明象许多古老文明一样，也经历过原始宗教时期，或者称为巫祝文化时期。新近发现的辽西红山文化，有五千年前巨大的神庙遗址;与红山文化时代上下相近的浙江良堵文化也出土了大小祭坛和大批供祭祀用的玉器，这都足以表明上古巫祝文化之盛。据《国语?楚语》记楚大夫观射父的话，上古巫祝文化经历了“民神不杂”,“民神杂揉”,“家为巫史”，“绝地天通”三个阶段。其中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从神守到社稷守的历史转变时代。大体说来，三代以前即是巫祝文化期，夏、商、周三代则是礼乐文化期，尤以西周为极盛。周初封建诸侯，周公制礼作乐，造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礼乐文化是从巫祝文化演变而来，故在礼乐文化中保留了巫祝文化的残余，甚至在后起的
中国小说发展史课件资料
中国小说发展史 一、中国小说发展史线索 二、小说的起源神话诸子史传:（1）源头（2）影响：①题材、幻想的方式、情节结构 ②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对小说叙事方式的影响十分深刻。 三、古代小说发展史概述 （一）先秦——古代小说的萌芽期 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宗教故事等都孕育着小说的艺术因素，为小说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露出小说雏形时期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的端倪。 神话：神话是原始先民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它的内容涉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包括世界的起源，又包括人类的命运，努力向人们展示“自然与人类命运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意象”。
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等。神话有简单的故事情节和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这正是萌芽时期的小说艺术要素。 其特点寓言故事是一种短小精悍而又富于讽刺力量的文学样式， 是通过假托的故事，说明一个抽象的道理。先秦寓言，它敢于干预生活，有助于中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它的讽刺艺术，直接为后世小说继承和借鉴。后世的讽刺小说的小说中的讽刺艺术，无不受到寓言的积极影响；它是最早的叙事文学之一，又开创了自觉地虚构故事的先河，在叙事、写人、拟人、状物、夸张等多方面的艺术经验，为小说家所汲取。 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迷信传说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它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形成了古小说中语怪与纪异两大类别。先秦时代的宗教形式主要表现为巫教。 先秦诸子重道而菲薄小说，对后世小说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二）汉代——地位略有提升 （1）桓谭《新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2）班固《汉书?艺文志》列九流十家，小说家附列于诸子之末。“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诸子之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3）汉代小说有： ①无名氏《燕丹子》，叙荆轲刺秦王之事；
农业的发展了历史
中国农业发展史 食物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农业是以食物生产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因此，农业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迁。距今一万年左右，农业开始 在我国出现，原始农业初步发展。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我国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时代，原始农业也逐渐向粗放农业转变，为后来农业的长足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国农业的起源 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距今170万至1万年前，已有脱离动物界的原始人类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当时尚末产生农业，原始人类依靠采集和渔猎为生，史称旧 石器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燧取火”’和伏羲氏“以佃以渔”的时代。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采集渔猎的强化，人类常常面临饥饿的 威胁。如何获得稳定而可靠的食物来源成了农业起源的动力。 我国农业发生最早的地区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土壤疏松肥沃，气候温 暖干燥，为原始农业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考古学资料表明，黄河中 游的磁山和裴李岗文化距今已有8000年历史。遗址中发现大量粟类作物，有的窖穴堆积达2m以上。从出土工具看，不仅有石斧、石刀、石铲、石镰等种、管、收农具， 还有石磨盘和石磨棒等粮食加工工具。此外，还表现有猪、狗、鸡的遗骸，说明当时 已经形成农牧混合型农业经济。其后的仰韶文化以及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 和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均表明黄河流域是我国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 长江流域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为以水稻种植为特色的原始水田农业的发展创 造了条件。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是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存，距今已7000多年。在这里发现有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等遗存，厚20～50cm，此外还发现大量的石斧和骨耜。在相距不远、年代与之相近的桐乡罗家角遗址中还发现籼粳栽培稻并存。这些说明长 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摇篮(图)。其后的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 化都是这一传统的继续。 南方地区农业起源较黄河、长江流域相对为晚，较典型的代表有广东曲江的石峡遗址、云南白羊村遗址和福建昙石山遗址，距今5000至3000年。河北、内蒙古及东北
中国古代小说史
绪论 一．中国古代小说史可分为准备期(远古先秦两汉)、成熟期(魏唐)、繁荣期(明)、高峰期(清初至清中叶中叶)、演进期(清末)。 二．中国古代小说有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两大系统。 三．中国古代小说题材可分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公案侠义、人情世态、讽刺谴责、灵怪神魔这六大类，又可归为讲史、世情、神魔三大类。 第一章志怪传奇小说 第一节概述 一、什么是志怪传奇小说：古小说的一种，以记载神鬼怪异故事以及人的异行幻梦为主要内容的小说。 二、志怪传奇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萌芽和形成(先秦两汉)鼎盛时期(魏晋南北朝)演变期(唐)萧条期(宋元)复兴兴盛和终结(明清)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 一、魏晋时期志怪小说繁荣的原因：A社会动乱人民幻想的寄托。B宗教迷信盛行C谈风盛行。 二、《搜神记》干宝(神仙鬼怪法术)、《博物志》张华(山川地理异物神话)、《拾遗记》王嘉(历史遗闻佚事仙山灵物，想象丰富语言雅畅)--作者、作品内容。 三、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思想内容：A反映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统治阶级的凶残荒淫，表现人民的反抗精神。《干将莫邪》《韩凭夫妇》代表.B歌颂纯真美好爱情,对婚姻自由的追求《紫玉韩重》.C对和平幸福的渴求.《桃花源》 四、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在小说史上的意义:艺术成就(A加强了故事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情节曲折多变,表现手法富于现实性B赋予描述对象人性和音容笑貌C初步注意了场面人物动作语言进行细节性的描写渲染,以衬托人物性格.)意义(具有更多的小说因素,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唐传奇,为白话小说,戏剧提供丰富的神怪故事素材.为后代小说积累了一定的艺术经验.) 第三节唐代传奇
人类交通工具发展简史
人类交通工具发展简史 1.概述 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原始社会，那个时期的人们活动X围非常小，可以搬运的物品或食物也会非常有限，原始人艰苦的生存条件导致他们的寿命也非常短。 原始人 不过，好在人类懂得学习和传承，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人类渐渐学会了发明和制造交通工具。这里，我们就来梳理一下人类交通工具的发展简史。 2.交通工具发展简史 六七千年前的多瑙河流域，一群人走在原始森林，拖拽着狩来的猎物，没有可用于运载的交通工具，一切只能靠双手和双脚。随着武器及生产工具的改进，每次的猎物越来越多，把它们运到目的地成为了一件头疼的事情。
狩猎壁画 有人从地上拣了几根折断的粗树枝，用藤蔓将这些树枝连接在一起，像极了我们现在的车板，然后把猎物放在上面，双手抓住两根长树枝拖着走。后来经过不断的改良，远古人类学会了做在精树枝上打孔和开槽，从而可以安装一些固定装载食物的木桩和木板，这算得上是人类最早发民有装载交通工具，称之为“拖撬”。 拖撬 远古人类用发明的“拖撬”，就像是一个没有轮子的拖车，使用起来无疑是很费力的。不知又过了多少年，人类注意到圆木能够滚动这个现象，最初很可能是根据生活经验。
发现圆木可以滚动 人类最发现滚动现象之后，开始利用圆木滚动的原理，来运输沉重的货物。 利用滚动原理 经过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人类才将圆木改进成为轮子，从此轮子就出现在了人类文明中。
发明轮子 轮子的发明，无疑是人类的伟大进步，在有轮子的基础之上，再后来才有了基于轮子各种运输工具。
轮子 独轮手推车，也许是人类发明最早的有轮子的交通工具，他的构造相对简单，使用也很方便，以致于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在乡村都还不难见到。 独轮手推车 人类除了会用独轮车运载货物之外，大约在公元8000年前，人类也学会了用船作为交通工具。最初，有可能只是几根树木捆绑在一起，后来才渐渐学会了造小型船只。 人类学会了造船
中国儒学发展史
诸多名家推介的中国儒学史研究最新力作—— 中国儒学发展史 （三卷本） 黄宣民、陈寒鸣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3 目录 上 序刘泽华 绪论 一、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儒学演进 二、经世致用：儒学基本特征举析之一 三、不断创新和自我改造：儒学基本特征举析之二 四、儒家伦理与宗法社会 五、从传统到现代的考察——以儒家“民本”传统为例 第一章孔子和早期儒学 第一节上古礼乐文明与原始儒学 【附录一】从巫祝文化到礼乐文明的历史转变 【附录二】神守、社稷守与“儒”及儒家的产生 第二节西周王官之学的确立及其衰微 第三节齐鲁文化与儒学的诞生 第四节儒家开山祖孔子与六经 第五节孔门弟子与早期儒学的传播 【附录一】颜回与“颜氏之儒”探微 【附录二】论孔门后学的分化 第六节思孟学派及其对儒学发展的贡献第七节郭店楚简与战国早期儒学 【附录一】郭店楚简与《中庸》 【附录二】郭店楚简与“君子慎独” 第八节荀卿学派及其对儒学发展的贡献 第二章秦代的儒生与儒学 第一节秦初的文化政策与儒生的任用 第二节秦代刻石及简文所见的儒家思想 第三节秦代儒生的仕学分化与儒学的官私并存 第四节“焚书坑儒”与先秦儒学的终结 第三章汉代儒学：封建社会官方儒学的建立 第一节汉代儒学复兴及其历史地位 第二节“天人三策”：武帝对儒学的选择
第三节皇权与经学——儒家经籍的法典化 第四节神学化的经学思潮 【附录】汉儒谶纬神学中的科学内容 第五节儒学的神学化与汉儒的造神运动 第六节今古文经学及其对儒学发展的影响第七节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理论体系【附录】《春秋》与西汉社会生活 第八节《孝经》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第九节政治经典与经典政治：《周礼》与古代理想政治 第十节郑玄《三礼注》及其儒学史意义 中 第四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儒学 第一节经学与玄学 第二节南朝玄学的蜕变与礼学的复兴 第三节北朝少数民族的汉化及儒学的汉学特色 第四节注疏经学 第五节隋唐科举制与儒家义疏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六节唐中叶及其后儒学发展的新迹像 第七节敦煌儒学 第五章道学兴起与两宋儒学 第一节“庆历新政”与宋学的开端 第二节“道学”、“理学”、“心学”定名缘起 第三节儒学趣向的转化：义理之学的兴起 第四节荆公新学的特点及其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第五节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第六节苏氏蜀学学风与东坡易学 第七节书院儒学教育 第八节朱熹集大成的心性学说 第九节理学化经学的典范：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第十节陆学的立世精神 【附录】朱熹与陆九渊的学术争论 第十一节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与唐仲友的经制之学 ——南宋与道学相异趣的事功之学思潮第 十二节“学圣”与理学在儒学史上的特殊贡献 【附录】宋儒孟子观述论 第十三节道学化的经学思潮 第十四节《伊川易传》的特色及其意义 第十五节北宋儒者文士与党争 第十六节南宋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第六章辽金元时期的儒学 第一节辽、金统治者对儒学的尊崇及金朝儒学的特色 第二节西夏遵行儒学。“渐行中国之风” 第三节元代“用夷变夏”思潮与理学的官学化 第四节金华朱学的主要特点和历史影响 第五节元代的朱、陆合流和陆学
【VIP专享】论聊斋志异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的地位
摘要 蒲松龄及其代表作《聊斋志异》为主要组成内容的蒲文化在今天发挥着深远影响。其在文学上创作上可谓使鬼怪灵异小说得到长足发展，在影视创作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时以其文化效应名人效应带动了山东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深远影响。
由于从小对于神鬼故事的喜爱，我自小爱看《聊斋志异》、《希腊神话》之类的书。最早接触《聊斋》是在小学一次逛书店，无意间看到，特别好奇向往，便买下来成为了自己的收藏品。那时候只觉得这些小故事有趣，让人神往，后来慢慢长大，才知道《聊斋》不只是神话鬼故事那么简单，它还有着更加浓重深厚的意义。 出于个人的兴趣，我这学期选修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课，并且有幸能够听老师讲的许多我以前不知道的知识，学习中国古代小说。老师也多次提到了《聊斋》，然后就对它油然而生出一种亲切感，对它的感悟也更加深刻了。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了清代，已经进入了高峰期，而在这期间产生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著作，譬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聊斋志异》和《红楼梦》这两部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红楼梦》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对《聊斋志异》的地位虽有人论述，但至今并不统一。鲁迅先生对《聊斋》的评价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可见在鲁迅先生眼里，对《聊斋》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中国小说的渊源最早可于追溯到古代的神话传说，即为地理博物体的志怪小说，如《山海经》、《洞冥记》、《海内十洲记》等等；直至魏晋南北朝进入鼎盛期，《搜神记》堪称为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的确是有史以来价值最高、对后世元、明、清影
响最大的志怪小说；唐朝进入演变期，唐人作传奇文，而元稹的《莺莺传》成为唐人传奇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唐传奇之一，后改编为《西厢记》；进入宋朝就进入了萧条期，一方面，志怪及传奇文日趋式微，另一方面，作为通俗小说的话本应运而生，并赢得了日益广泛的读者，这时的小说多取材于历史，少现实；到了明代，在话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长短篇白话小说不仅成了小说的主流，更是成为了一代文学的主要代表，而作为文言小说的志怪传奇虽也产生了像《剪灯新话》的作品，但其在思想艺术成就或实际产生的影响都无法与当时的白话小说相抗衡。也正是在这种形式下，清初出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它远绍“史”，“汉”而中承唐人传奇，“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不仅“一书而兼二体”，而且以其卓越的思想艺术成就，把我国传统的古代小说推进到一个历史高度，因此从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史看，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拟晋唐小说的崛起，不仅标志着我国传统的志怪传奇的中兴，而且代表了作为我国小说一支的文言小说的高峰。 《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貌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多数小说是通过幻想的形式谈狐说鬼， 但内容却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曲折地反映了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思想愿望，熔铸进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和认识。《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很高。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xx古代服饰的影响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 一、服饰艺术追求礼制秩序xx 中国伦理道德对中国审美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数千年的服饰艺术发展中，儒家的礼教思想成了其核心理念。只有遵从了伦理道德规范的服饰才为美，只有充分体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等级秩序的服饰才为美。周代制定的冠服制度影响了中国后世几千年，冠服是服装根据帽子的不同而命名的各类服装的总称。 什么样的帽子配什么样的衣服，都有严格细致的规定。在不同的礼仪场合，不同等级的人必须穿着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服饰，这些服饰在颜色、材质、尺寸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周代的冠服制度规定极严，同为裘服，也要根据皮质、颜色来划分等级。天子穿白狐裘，诸侯及大夫、士穿青狐裘、黄狐裘，庶民则穿犬羊裘。 自周以后，冠服形制被历代传承相袭，虽按各代统治者之意略有改动，但其基本形制却大同小异，尤其是显示阶级差别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 二、儒家对服饰的审美观 “质”与“文”二字在中国哲学中释义相当宽泛。质指一个人的资质美，《论语·卫灵公》中记载：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孔子这里所说的“质”，是指人内在所具有的伦理品质。文指一个人服饰的美，《论语·泰伯》记述： “子曰：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在这里，孔子所谓的“文章”是指礼服上的纹饰、丹车白马、雕琢刻镂之类的文饰或文采。可见，孔子是极其重视服饰之美的。但是，孔子在认定服饰要讲形式美的同时，又对君子的个人修养提出形式与内在的关系。《论语·雍也》中言：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没有合乎礼仪的服饰，就像没有文化修养的凡夫野人。然而，只有合乎礼的服饰与动作姿态，而缺乏“仁”的品质，那么这些虚饰只能使人感觉像浮夸的史官。儒家在服饰上文质统一的审美观，是与等级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上层社会尤甚。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礼”的重要成分,已经渗透到穿衣戴帽的许多细节中。无论是“君子”还是贵妇的服饰,无一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而忠孝思想对服饰的影响几乎波及了社会各阶层。以上这些正是形成中国古代服饰独特风貌的原因之一。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 “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
儒学发展阶段
[ 1 ]赵吉惠,郭厚安,赵馥洁,潘策. 中国儒学史[M ]. 郑州:中州 古籍出版社, 1991 一、儒学发展的四个阶段 儒学作为一种价值文化,其中渗透浓烈的政治文化元素。在中国历史的坐标上,它的命运也和中国政治有极大相关性。 按照与政治的关系,可把儒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春秋之前的儒文化,孔孟的儒学,秦汉至明清的经学,民国以来的新儒学。这四个阶段的儒学有极为不同的特点,有十分明显的历史文化差别。在一定意义上,可将其分别视为原儒、真儒、后儒(假儒) [1 ] (P234) 、今儒等四种儒文化。下面对此做一简单说明。 (一)原儒———春秋之前的儒文化 在儒文化起源研究方面,从孔子本人到现代学者都有许多努力。但无论是孔子的自述,还是现代人的证据考古、文献考察、文化推论,都不可能在春秋之前的儒文化和孔孟的儒学之间找到一种明确而直接的谱系关系。就目前中国历史研究的水平言,武王伐纣的确切时间仍有争议,儒文化起源的探究,可能比这个问题更复杂、更困难。最乐观的前景也是像数学中的“渐进线”,一直逼近目标直线,但那个目标却在无穷远处。无穷远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想象,它说明学术的局限性。这对儒文化起点的研究也适用。实际上,追寻孔孟之前儒文化的起源,总会陷入辽远的文化幽谷和历史沼泽,就像追寻长江源会进入高原沼泽一样。儒文化在孔孟时代如涌出的精神喷泉,超越了历史,达到了新的规模。孔孟对三代及远古的儒文化主要不是继承,而是超越和创新。当然,春秋之前的儒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孔孟的理想之道,而非古代文化完整而真实的写照。比如,古代圣王尧舜是否真实存在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则肯定不全如儒家描述。针对这个问题,钱穆就认为,周公之前的尧舜禹汤不能用史学方法考证证实。“纵以孔子之博学好古,在尧舜亦仅能祖述之,在文武而始能宪章之。”[ 2 ] ( P85) 但孔子所谓宪章文武和称颂周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价值理想的追寻和寄托。 透过孔孟对三代历史的关注、论述和解读,可以看出,孔孟之前的儒文化还不是一个学术文化体系,而是和古代政治及意识形态融为一体的。在一定程度上,《汉书》所引刘歆“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的观点,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钱穆、冯友兰等人对胡适观点的反驳,以及陈来、葛兆光、何新等当代学者“原儒”的努力,都涉及到这一点。尤其这些“原儒”的努力都论述了儒文化与周官文化的密切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肯定孔孟之前的“儒”基本上是附属于政治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价值文化体系。 在这方面,刘志伟甚至指出,儒与“圣”在起源上有同一性,认为儒的原初意义为初民时代的巫师,兼有早期宗教、文化与政治领袖的身份。传说中的伏羲和黄帝,也都同时是群巫之首;甚至商王有时也被称为群巫之长。在他们的身上,帝王与巫师合一,王统与教统统一,因而体现了孔子的道统理想[ 3 ] ( P139 - 140) 。这种强调儒和圣在起源上的同一性,实际上也就是把“儒”的起源归结为“王”的起源,强调孔孟之前的儒文化与政治文化的一体性。(二)真儒———孔孟荀的儒学 细品孔、孟、荀的儒学与其前儒文化的关系,哪怕是孔、孟、荀本人的追述、阐发,还是有限的文献资料显示,最明显的一个差别就是:先前的儒文化理念基本都是由权势人物表述的。如《尚书》中的“天意”、“民视”和“民听”等,都是由尧舜禹汤和文武周公等政治统治者表述的。没有权势的“君子”只能在《诗经》中表达了对“窈窕淑女”的追求。但孔子、孟子、荀子这样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君子”创立的儒学,既不似夏商周三代的王公思想,也不是那个时代“五霸七雄”之类的权势人物的思想,而是无权无势的士人创立的崭新的价值学说,这些士人都不曾掌握政治权力,只是教育家和思想家,是教书先生。 当然,孔子对儒学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刘志伟认为,传说和记载中的尧舜禹汤文武是孔子心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简史.pdf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简史 我国的古典小说，比较合乎现代“小说”概念的应从唐宋以来出现的用文言 或白话写成的传奇、话本小说算起。但是，“小说”一词早在先秦《庄子·外物》篇中就有记载：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远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是指于社会人生无涉的琐屑言谈，与后来的小说概念相去极远。西汉时的“小说”，形式上与先秦小说稍有差异，内容有所变化，开始涉及社会人生。东汉时，刘歆在《七略》中 首辟“小说家”一类。随后，班固《汉书·艺文志》据此著录各家人物和其著作， 指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他著录“小说家”书十五种，可惜已经亡佚。但从班固的论述来看，这些“小说”，大概指来自民间的传闻轶事，与后代作为文学创作的一大部类的小说不完全相同。根据 以上记述以及传世的文学史料来看，我国先秦至两汉尚未有近似现代小说的文 学创作。 我们知道，先秦文史哲不分家，汉代仍不脱这一习惯，因此，先秦两汉出 现的神话传奇、寓言故事、传闻轶事以及史传文学，当然不能看成为小说，但 它们又在内容和形式上为后世小说创作做了准备，特别是《史记》，对我国的 小说创作影响最大。但《史记》毕竟是历史，而不是小说，所以，我们称先秦 两汉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孕育期。 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大量谈论神鬼怪异以及记述名士的奇闻轶事的故事， 较有代表性的是干宝《搜神记》、刘义庆《世说新语》，这类作品，有人物形 象，有故事情节，结构完整。如《搜神记》中的《三王墓》、《韩凭夫妇》、 《李寄斩蛇》、《白水素女》、《东海孝妇》等篇，把人神怪异之事混杂在一 起，后世称为“志怪小说”。一般比较短小，在刻画人物形象上较有特色，被称 为“志人小说”或“轶事小说”。这两类小说带有明显的捏合“丛残小语”的痕迹。 唐代，我国古典小说创作开始出现新的局面，作家在六朝志怪、志人小说 的基础上，创造了“传奇”体短篇小说。其中《古镜记》、《白猿传》、《游仙窟》等，是由志怪向传奇过度的早期小说，艺术上比六朝志怪小说有了重大突 破，较有代表性的是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李朝威的 《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许尧佐的《柳氏传》、李公佐的《南柯太守
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题目：儒学与传统文化浅论 儒学与传统文化浅论 【摘要】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中国传统文化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关键字】儒学传统文化和谐修身精神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儒学传统中这一被传统社会奉为经典准则的“以修身为本”的理论，同样也适用于现代社会。建设起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根本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素质状况。只有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整个社会才能达到文明和谐之境。因而每个社会成员的和谐人生乃是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而要达到和谐的人生，自然应从“修身”开始。 一、儒家文化的源起 什么是儒家文化？回答这一问题的先决条件是要搞清什么是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文化应该是社会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自觉实现儒化的必然结果。儒家思想严格地说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不过，儒家学派的思想并非与史俱来，它是在我国的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由春秋末期伟大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正是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吴组缃 中国的小说，也和世界各国一样，是从神话传说开始的。有人说我国小说有很多起源，如寓言、史传、诸子散文等等，其实源头只有一个，那就是神话传说。神话是把神人化，传说是把人神化，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很难确切划分。 到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起的名字，我觉得概括得很恰切。神话传说也好，志怪、志人也好，都是作为一种史实记载下来的，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因此叫作“志”。“志”是记录的意思，而不是创作。所以最初的小说，同历史归于一类。比如《穆天子传》是个神话传说，可史书上却把它归于帝王“起居注”一类；《山海经》也是神话传说，《汉书》中却把它归于“地理志”中。 直到梁代萧统编《文选》，才第一个要把文学和历史区分开来。他在序中提出他的文学定义，即“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但这时他所指的文学只包括诗、文、赋，并不包括小说。我国的小说脱离历史领域而成为文学创作，还是进入唐代之后的事。唐代的文化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文人的思想也有所发展、开阔；这时传奇小说应运而生，如陈鸿写的《长恨歌传》、白行简写的《李娃传》，都是依照传说创作而成，不再是历史性质的东西了。唐代
小说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富于想象虚构与讲求文采，这就同过去的作品有所区分。参照萧统的文学定义看，虚构、想象正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则正是讲求文采。从此，小说便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但作为史的志怪志人传统也并没有中止。 传奇小说发展到宋代就衰落了。宋代的小说大致是根据史事记载完成的，没有什么虚构和富有文采的创作加工，同唐代小说大不相同。后来人们写了各个朝代的历史小说，大多走了宋代传奇的路子，即按照史书的记载编写，作为文学作品是失败的。 这时随之兴起的是话本。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就变成许多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大都是文人采用民间创作而进行再创作的。话本是民间“说话”艺术的底本，它是经过说书艺术的千锤百炼才产生、流传的。它以描绘精彩动人的情节场面和塑造生动活泼的人物性格见长；这就与专供人阅读的小说有了明显的不同风格，因为它们是植根于讲给人听的说书艺术的。 由这里再发展，便成为文人的独立的创作。这时不再拿民间的东西来加工了，而主要是自己创作。这一类代表作是《金瓶梅》，它在小说发展史上开辟了一条新路。无论《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是《西游记》，写的都是非凡的人物或者不寻常的英雄；而《金瓶梅》开辟了一条写平凡人和日常生活的道路，通过写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显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长足发展。沿着《金瓶梅》所开创出来的道路，《红楼梦》问世了，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达到
中国古代小说史笔记整理
汉代小说 （一）《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 1、近史之书《周考》、《青史子》 2、似子之书《伊说》、《师旷》 3、方士之书《皇帝说》、《封禅方说》 （二）汉代其他小说 《燕丹子》、《列仙传》（西汉向） （三）汉代托名小说 《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故事》、《洞冥记》 晋南北朝志怪小说 （一）兴盛原因及其题材容 1，长期分裂与黑暗的社会现实。 2，巫风、方术的兴盛和传播。 3，佛教的传播和佛经的翻译。 （二）志怪小说代表作——《搜神记》 材料来源：1承于前载 2广收遗逸 3采访近世之事 其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1、赞扬神仙方士的幻异之术 2、写神灵感应，怪物变形之事 3、写精怪妖魅的故事 4、神的传说，历史故事 思想容及艺术特征
1、揭露统治阶级的凶残，表现人民反抗强暴，反抗迫害的斗争精神。如《干将莫邪》、《东海孝妇》。 2、表现人民群众的优良品性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寄》、《董永》。 3、反应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婚姻的自由幸福而斗争。如《紫玉》、《河间郡男女》。 4、个别不怕鬼怪的故事。如《助砍树》、《宋定伯》。 其他志怪小说 1、记怪类《搜神后记》、《列异传》、《异苑》。 2、博物类《博物志》、《外国图》、《玄中记》。 3、神仙类《神仙传》、《拾遗记》、《幽冥录》。 《幽冥录》主要思想容： 1、宣扬佛法，鼓吹轮回报应。 2、关于街头巷语，鬼怪异物的传闻。 3、爱情题材的故事。 晋南北朝轶事小说 （一）兴起及发展概况 一、笑话类 《笑林》淳撰 容广泛，主题鲜明，以夸的漫画式笔法写人，充满滑稽和幽默的情趣，浓厚的生活气息。 是我国的笑话之祖，它开创的笑话文体，为后世人所继承，从晋一直到明清绵延不绝。 《解颐》松玢《启颜录》侯白 二、琐言类 《语林》东晋裴启《郭子》郭澄之《俗说》梁代约 三、轶事类
古代农业的发展知识梳理
1、农业的发展 【课程目标】 1．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2. 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 3. 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4.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知识梳理】
【难点分析】
1、精耕细作的内涵及形成和发展原因： 精耕细作在中国农业和农业史中经常使用。在古书中有“深耕疾”“深耕熟耘”等说法，等相关提法。直接使用这一词在晚清。新中国成立后被人们广泛使用。它是人们对中国传统农业精华的一种概括，指的是传统农业的一个综合技术体系。这一技术体系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包括改善农业环境和提高农业作物生产能力的一系列技术措施并以“三才”（指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理论作为其指导思想。 其形成和发展的原因：第一，精耕细作农业技术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应对”自然条件而产生的，它是建立在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环境诸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是长期农业生产经验的升华；第二，各地区各民族人民丰富的农业实践，它们之间农业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为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第三，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产生还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有关。第四，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以及人多地少为发展的重要条件。 2、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主要特点及几个阶段？ 中国古代农业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农业技术的主流是精耕细作；第二，以种植业为中心、农牧结合、综合经营的广大农区与以游牧为主的广大牧区同时并存和相互补充；第三，各地区各民族农业发展不平衡。 从生产力的角度考察农业生产，中国古代农业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农业时期；第二阶段是沟洫农业时期（夏、商、西周、春秋），也是从原始农业到精耕细作农业的过渡时期；第三阶段是精耕细作农业成型时期（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主要特点是北方旱田精耕细作体系的形成；第四阶段是精耕细作农业扩展时期（隋、唐、宋、辽、金、元），主要特点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体系的形成；第五阶段是精耕细作农业持续发展时期（明、清），主要特点是为了适应全国性人多地少格局的形成，多熟种植的推广和耕作技术的精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