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的稳定状态到增长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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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的稳定状态到增长的极限

––––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相互关系研究的历史演变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常被看作是解决贫困的手段。但是,经济增长受到资源基础的限制,生态系统也正呈现出脆弱的迹象,这就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问:在不破坏作为最终基础的自然系统的前提下,经济系统能否持续增长。

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的历史已经非常久远,从查阅的文献来看,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到19世纪前半期。在那一时期,古典经济学家就曾有过较为明确的论述。此后,随着工业化国家对环境污染的认识以及治理实践的深入,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范围和深度都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之后,研究活动更是空前活跃。

一、古典经济学家的相关论述

古典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18世纪到19世纪(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经济学指从18世纪到19世纪70年代边际学派出现前的一种经济学流派),欧洲经济正处于工业革命兴起以及农业生产率迅速增长的阶段。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家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决定了生活水平和国民财富的增长。

在古典经济学以前,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商业利润,或者更准确地说国际贸易利润是一个国家获取货币进而增加财富的来源。对重商主义的错误提出反对观点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他宣称,农业生产为社会财富的来源。此后,重农主义者的代表人物魁奈又以“纯产品”学说从理论上论证这个观点。并进一步认为,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本身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在各经济部门中,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物质,并使物质财富的数量增加。农产物的增长是物质创造的表现,而在农业中生产出来的产品,减去补偿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资料、工人和农业资本家生活资料后的余额就是物质财富数量增加的表现。因此,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重农主义的这一观点实质上是把自然资源看作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基础因素,而土地又是自然资源的最主要的构成。[1](在古典经济学中,土地常被用来指总的自然资源)。

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继承了重农主义者关于自然资源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基础性因素这一观点。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一书中,斯密预言,只要有合适的市场规模和一定量的资本积累,通过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增加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就能自行持续下去。随着运输和通讯技术的改进,又可开辟新的市场和扩大对外贸易,加强经济增长的势头。但斯密同时指出经济增长不会无限地进行下去,最后,会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而告停止。因为,斯密认为,一个国家一旦将它的土壤、天时和地理位置的潜力充分利用以后,就无法再前进了,但也不会倒退,不过这时工资和利润都可能是非常的低。[2]

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从人口的角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做出了预测。在《人口理论》(1798)一书中,马尔萨斯认为,在土地的供给数量受到限制,而农业上又存在报酬递减规律的条件下,相对于人口持续增长的趋势,存在着一种使人类的生活下降到只能维持生计的最低水平的长期趋势。这一趋势可能表现为,在维持生计的最低收入水平上,只能容许人口的再生产维持一个不变的水平。[3]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把上述斯密和马尔萨斯描述的人类社会的未来趋势命名为经济的稳定状态(Stationary state),并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与税赋原理》(1817)一书中进行了具体论述。与马尔萨斯不同的是,李嘉图认为农业能够通过扩大内含(在一块给定的土地上进行更加集约化的耕作)或外延(开垦更多的荒地用于农业生产)的方法来增大产出,显然,这种构想代替了不变土地供给的假定。同时他认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土地投入的报酬都是递减的,在这一规律作用下,粮食价格将会上涨,优等土地的地租会增加,从而使地主占有这些土地生产物的更大份额,缩小了资本家和工人所占份额。当地租继续上涨到边际土地的产量只够支付所雇用的工人的生存工资时,利润等于零,资本家毫无所获,从而整个经济情况变成一种稳定状态。[4]

做为古典经济学终结者,约翰•斯库尔特•穆勒(S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其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注意到了知识增长和技术进步对农业和制造业的促进作用。在他的著作中(穆勒第IV卷1857)指出,由于技术上革新,农业生产率飞速增长,从而使土地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减弱。并认为,农业的报酬递减规律虽然依然存在,但技术进步已使这一规律的影响力在下降。他列举了英国的情况,在当时的英国,人均产出显然在增加,而不是下降。在

注意到技术进步对人类作用的同时,穆勒并没有对人类社会未来表现出盲目的乐观。他一方面批评前辈经济学家无视技术进步的作用,把人类的未来描述成相互挤压、摩肩接踵,奋力向前的稳定状态。另一方面指出,如果仅为了能够维持一个更庞大但并不能令人更幸福、更美满的人口数量,财富和人口的无限增长将不得不以地球上失去更大量的乐趣为代价。所以穆勒认为,理想的稳定状态应该是能够达到相对较高水平的物质繁荣的一种状态。[5]显然,古典经济学家们在对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相互关系这一问题的认知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和进步。他们都将土地(其实是指自然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和农业的报酬递减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限制条件,并认为在这一条件下,人类社会将进入一种稳定状态。唯一的区别或进步在于,马尔萨斯所揭示的稳定状态完全忽略了技术的作用,而李嘉图却注意到了集约化耕作的作用。到了穆勒这里,知识与技术被十分明确的提出,并指出其在创造社会财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种进步,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事物认识不断深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同样,古典经济学家止步于上述认识,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局限。

二、新古典经济学家相关论述

与古典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相比,新古典经济学们对人类社会未来的经济增长持有明显的乐观态度。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 1842–1924)在早期的生产费用论和七十年代产生的边际学派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剑桥学派并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经济增长,马歇尔的基本观点是“自然不能飞跃”,认为“经济演化是逐渐进步的。”因此,人口、技术和资源的变化都是逐渐进行的。新古典学派把人口变动做为“已知的”。把技术进步假定为独立的变量,并认为可以通过利息率的变动来调节储蓄和投资,以进行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最终会增加劳动需求,价格机制会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6]

熊彼特(J•A•Schumpeter)研究了经济长期增长问题。他认为,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技术创新不但增加了利润,而且迅速提高了资本积累,并认为当创新工作成为大公司经理阶层的常规工作时,企业的制度形态也会随之改变,进而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形态发生质的改变。因此,技术创新是从生产领域和制度领域两个层面来促进经济增长的。[7]新古典经济学家抛弃了古典经济家们关于经济将处于稳定状态这一观点,他们在研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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