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浅析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摘要】葛兰西是意大利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其思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总结十月革命胜利和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提出了新的独树一帜的政治思想。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西方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在此我将要着重从他的文化领导权的角度来简要的分析他的思想。

【关键词】文化霸权；市民社会；知识分子

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Antonio，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杰出领袖,著名的反法西斯战士,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在“二战”后,特别是70年代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评议和回响。80年代后我国学术界对的思想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文仅就他的领导权思想及其在当代的影响作初步的探讨。马克思以来的无产阶级理论家大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对政治和经济领导权的获取上，忽视了对文化领导权的占领。葛兰西深刻认识到，就西方国家而言，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甚于政治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不是一个短暂的暴力过程，而是一个缓慢的理性化进程。

“文化领导权”理论—即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通过占有文化领导权，从而最终获得政权。在葛兰西的理论中，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和知识分子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葛兰西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主体。

一、市民社会:提供文化领导权的普遍同意基础

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的产生及转化都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关于市民社会理论问题的论述，葛兰西并非第一人，在他之前，热格尔、马克思都有过明确的论述。他们都是在物质生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层面上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

简言之，与暴力相对应它代表舆论；与专政统治相对应它代表道德和伦理；与“公共政治”相对应它代表“私人”和民间；与“守夜者”、“宪兵”相对应它代表“教育者”、“意识形态机器”，它看似在国家之外，其实它正是隐秘的国家本身。“这个市民社会的活动是既没有‘制裁’，也没有绝对的‘义务’，但是在习惯、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道德等等方面产生集体影响并且能达到客观的效果”。

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对国家结构分析的观点，他认为西方社会不同于东方社会就在于西方社会形成了独立的市民阶层。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内涵给予了重新的界定，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有关市民社会理论的阐释，他将市民社会看作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不是经济基础。他把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区分，看作是一种方法性的，而不是结构性的区分，认为国家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统一体。他提出“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的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简明公式。他解释说:“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的层面:一个可以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被称作‘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可称作‘政治社会’或‘国家’。一方面，这两个层面在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而执行‘领导权’的职能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直接统治’或命令是通过国家和‘司法的’政府来执行的。”在葛兰西的理论中.“市民社会不再单纯代表传统的经济活动领城，而代表者从经济领城中独立出来与政治领城相并列的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它既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等民间社会组织所代表的社会舆论领域，也包括报刊、杂志、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城。这样市民社会代表着传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城，它在人类社会机制的运行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历史发展的情势看，由于地理环境与文化政治传统的不同，市民社会在东西方社会发育状况有者相当大的差异。东方社会没有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国家就是一切，它构成了上层建筑的全部内涵。正如葛兰西所精辟论述的:“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仍处于原始的不成型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国家只是前进的堑壕，在它后面有工事和城堡坚固的链条;当然这个或那个国家都是如此，只是程度大小不同。西方社会则有了独立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不但拥有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取得了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在这种市民社会取得相对发达形式的社会里，政治的强制性开始弱化，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开始突出，因此革命所针对的不仅是暴力功能，而且有它的同意基础.即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

二、文化领导权:建立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合法性

文化领导权又被称为文化霸权，它是指在市民社会中一个社会集团在文化、伦理、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论意识操纵》中以下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对葛兰西《狱中札记》中言简意赅地表述出来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发挥：“按照葛兰西的理论，领导权的建立和破坏是个‘分子’过程。它不像阶级力量冲突那样展现（葛兰西否认这种机械论的类比，而庸俗的历史唯物主义则充满这种类比），而是看不见地、一点一滴地改变着每个人意识中的观点和意向。领导权依靠社会的‘文化核心’，这个核心包括对世界和人、善与恶、美与丑的观念总和，包括大量的象征、传统和成见、许多世纪的知识和经验。只要这个核心是稳定的，社会上就有旨在保存现有秩序的

‘稳固的集体意志’。破坏这一‘文化核心’，并毁掉这个集体意志，便出现了革命的条件。创造这种条件，便是对文化核心的‘分子’式的侵略。”

葛兰西认为，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其政权的维系“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所谓“领导权”，就是指统治阶级除了依赖暴力来维持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之外，还必须具有意识形态中的领导权，以使被统治者在心理观念上顺从和满足于现状。显然，政权越巩固，它得到的同意就越多。葛兰西指出，“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的实质是要为某个统治阶级提供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及“合法性”因素.其中心环节是要争取被统治者的自发同意和拥护，其主要手段是对全社会实行文化、精神、政治的领导，通过长期渗透和潜移默化.从而广泛播撒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角落。葛兰西认为文化既是支配的，又是对抗的，它的内容是由统治集团获得霸权的努力和被统治集团对各种霸权的抵抗共同构成的。

在葛兰西看来，文化具有复杂性，它无法脱离政治，“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实用性的关系，而且也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更加细密的关系，因为政治作为改造现实社会及结构的一种手段，由于其自身构成的特殊性，它要求必须对文化的相互关系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愈识”。他清楚地认识到，文化和意识形态已是不同阶级竞相角逐的角斗场，是看不见硝烟的争夺阵地。因此，在被捕入狱后，葛兰西痛定思痛，提出阵地战思想，即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那么由谁来担任阵地战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呢?葛兰西由此提出了知识分子的问题。

三、知识分子:代表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