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丰

艾丰
艾丰，著名记者、作家、经济学家，首届范长江新闻奖、首届吴玉章著作奖获得者。

曾任人民日报编委，经济日报总编辑。

现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质量协会和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兼任多所高等院校教授。

日前，艾丰又应《总裁》杂志社何社长之邀，成为中国管理传播网的顾问。

1938年4月15日生于河北省玉田县。

5岁起就读村办小学，后在北京营房宽街小学、北京第十一中学读书，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获新闻硕士学位。

1981年毕业于社科院研究生院，1961年到1978年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78年到1995年在人民日报社历任编委、经济部主任。

1996年到1999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任兼职教授。

从1999年到现在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

他的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名牌战略、企业管理、城镇化。

主要作品有：《论农业产业化》（1994）
《名牌战略和国际竞争》（1994）
《资本运营是搞活国有企业的金钥匙》（1996）
《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97）
《牵动全局的结合部（城镇化）》（1998）
《实现东中西一体化，促进西部大开发》（2001）
他曾获中国社会科学最高奖--首届吴玉章奖，中国新闻记者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

已经出版的著作有：《世纪宏论》、《中介论》、《三做谈》、《古今说》、《名牌论》、《经济述评自析信》、《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等十五部著作。

改革开放以来就我国重大决策提出了若干建议，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

如"名牌战略"、"质量的市场保证体系"、"资本运营"、"农业产业化"、"特色经济"、"小城镇大战略
"、"东
中西一体化促进西部大开发"等等。

现又作为"中国企业管培训推进行动"组委会主任，积极参与推进企业管理工作。

艾丰成名原因剖析
在我国新闻界诸多名家中，艾丰是颇有代表性与特点的一位。

他大器晚成，起点高，步履大，从读研究生到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再到走上经济日报总编辑领导岗位，是改革开放20年间迅速成长、成熟并卓有建树的一个突出代表。

可是艾丰是在四十岁上下才开始在新闻界形成自己的影响，比起中国新闻界的一些名记者、名作家、名评论员，他的成名年龄明显偏晚。

“民初三大记者”之一的黄远生，
16岁为秀才，20岁中举人，21岁（1904年）成进士，是我国第一个以通讯著称于世的新闻记者。

穆青16岁参加八路军，18岁入党，19岁进入延安鲁艺，21岁进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22岁发表成名作《雁翎队》。

邓拓24岁出版《中国救荒史》，范长江27岁结集出版《中国的西北角》，郭超人26岁发表《英雄登上地球之巅》，华山发表《远航集》中第一篇通讯、新华社高级记者吴绵才发表代表作《水、水、水》时，年龄也都不到30岁。

为什么艾丰是到了八十年代都40多岁了才成名？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记者的定位和成才之路。

在新闻人才中，大体可分为作家型、新闻型、学者型三类，其最佳创造年龄也不一样。

如新闻型记者以其机敏见长，每天马不停蹄地收集信息，追逐重大新闻事件，所以必须精力充沛，他的最佳创造年龄段一般是25－45岁。

作家型记者以其文采见长，情感丰富，早慧者多。

据专家对《外国名作家传》所列210名作家，发现发表处女作的最集中年龄在21－25岁，而发表代表作的最集中年龄却在31－35岁。

学者型记者以其知识面和学识见长，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注意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的结合，着力于新闻学的研究，记者兼新闻学者；一种注意研究自己报道领域的问题，着力于某个专业的研究，记者兼专业学者。

学者的直接表现，就是他有这方面的专门著述。

当然，最好是两个方面都有所建树。

因为做好新闻工作，必须掌握好两方面的规律：新闻手段的规律，所报道事物的规律。

学者型记者的创造期保持得最为长久，一般在35－60岁之间。

进入老年，这类记者更趋成熟，只要他们未丧失开拓创新的勇气，仍然可以继续从事研究和著述。

艾丰被称之为学者型记者的典型，所以他的成名年龄偏晚还比较容易理解。

从另一个角度说，艾丰成名的年代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着，新事物、新名词层出不穷，再像穆青靠写焦裕禄成名，郭超人以写《英雄登上地球之巅》著称，还有金凤、田流等老一辈名记者，对照艾丰，是否说明，在现时代再想靠一个典型人物，一个先进事迹，一人一事型的报道取胜是不太可能了？所以考察艾丰的成名原因，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一、时代的束缚与促进作用
艾丰从1961年到1978年，这十七年间他的工作单位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这期间，他先因工作出色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又作为首批“四清”工作组的的组长搞了一年半的“四清”工作；曾被提拔为理论时事组组长，相当于报纸的部主任这个职务，也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整改了两年。

文革结束后，又回电台干了两年。

经历不可谓不坎坷，整整十年，别说他个人难以成名，整个新闻事业都呈全面的退步状态。

再者说，电台这个岗位，虽然他也干得比较出色，可是影响仍然不大，与那个时代电台在整个社会上发挥的作用不大是分不开的。

传统媒体报纸一直在那个阶段的新闻事业中占主导地位，而电台则基本上是报纸的有声版，很难有代表自己看法和思想的东西，电台的记者更难以有什么作为。

所以说，艾丰前些年没能出名，是岗位的原因，也是时代的原因。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就不一样了。

这个阶段，越来越重视经济发展，注重经济报道，尤其是经济报道除了传播经济信息以外，还在拨乱反正、推动改革开放、促进社会转型、保护改革人物、干预经济生活特别是宏观调控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阶段特别需要懂经济、也懂新闻的专门从事经济报道的新闻工作者。

艾丰才得以在这个阶段脱颖而出。

不能不说，他的成名与否与时代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是现实生活的丰富多采为他提供了广阔了舞台。

二、合理的知识结构
青年时期对艾丰的成长也有很大的影响。

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是中学时代打下的文化基础比较好。

那时学校的教育比较正常，他在中学时期的知识结构比较全面，门门五分，没有偏科。

到了高二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要考什么，物理老师让他考物理，数学老师让他考数学，语文老师让他考中文，到了高三第一学期，碰见语文老师，那是一位作家，对艾丰说，你就当记者吧，第一你可以写文章，另外记者可以到处跑。

后一句话把艾丰给说动了，高中毕业就考了新闻系。

可以说，正是这种在中学阶段打下的全面牢靠的基础，使他在后来的学习工作中，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各种题材。

1978年艾丰参加全国科学大会，以及后来和一些研究尖端问题的自然科学界的学者对话，用的都是中学时代学的基础知识。

正常的中学教育使他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知识基础，使他终生受益。

除了重视各门学科全面发展以外，艾丰还非常重视社会活动，从中学到大学及后来参加工作，艾丰都很注意参加社会活动。

从初一起就当学生干部，当过学校的团委副书记，除了学功课和搞社会活动，回家还得干活，他很少闷头看书。

工作的时候，他也是非常关注社会问题，所以他策划的许多活动后来在全国都能有很广泛的社会影响，像中国质量万里行等等。

另外，艾丰很注意向实际学习。

每次重要的采访，他都把它看成上一次“大学”，把采访对象当成自己的老师，把采集到的资料，当作自选自编的教科书。

他舍得花工夫搞资料。

每个时期确定一个主要报道方向，注意把自己的积累按照特定的方向凝聚，这样自己在这个领域内钻得深一些。

例如，他曾重点报道过城市建设问题，接连发了一些东西，还被吸收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会员。

三、爱思考，善思考
作为学者型的记者，艾丰极力提倡思考，他最忌讳的就是别人把记者称为笔杆子，认为笔杆子就是没头没脑的，别人怎么说，自己就怎么记，所以他把他的新闻作品集命名为《思考的笔》希望大家要做也做一支"思考的笔"。

他推崇范长江的这句话：记者要穷毕生精力去研究几个问题。

艾丰认为，研究问题就是要思考，艾丰说记者有三个任务，第一个是报道，第二个是解释，第三个是预测。

要完成这几个任务，哪一个也离不开思考。

艾丰还反对“记者是天然的风派”一说，他认为新闻行业是"五说"行业：最先说话，说自己不甚懂的事情的话，公开说话，迅速说话，还要经常这样说话。

这"五说"加起来，难免要说错话，没有这“五说”，也就没有了新闻业。

这就需要记者"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把自己的本事练得更硬"。

初看起来，记者报道的是众多的偶发事件，但偶然性中包含着必然性，记者要避免在偶发事件面前摇摆，这要下功夫研究问题，掌握事物全局，摸清来龙去脉，了解事物本质。

这样，你就会有独立见解，有坚定性，有预见性。

这些都是艾丰勤于思考的佐证。

如，1982年初，报社给艾丰报道中央机构改革的任务。

按照惯例，机构改革总要突出精简机构。

当时，应不应突出这一点？他找来了建国以来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资料，找来了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机构设置情况的资料，找来苏联、东欧国家机关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加以分析研究。

发现了“在一定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干部总数不减律”，即不管干部到哪儿，都由国库开支。

机构改革的关键，不是总数的增多或减少，而是合理配置问题。

中央机关臃肿是事实。

他分析了造成这种
情况的六条原因：一、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直接管经济。

二、中央集权过多的旧经济体制。

三、干部素质较低。

四、“文革”遗留问题。

五、不正之风的影响。

六、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干部聘任、管理、离退休制度。

在这六条原因中，当时有解决的现实可能性的，只有第六条。

于是他把机构改革的报道重点没有放在精简人员上，而是放在新老干部的交替上。

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避免了在宣传上盲目地“起哄”。

艾丰思考的深度还体现在他对新闻理论的贡献上。

他说，他搞新闻研究，是从不自觉到自觉。

70年代初，艾丰在广播电台工作，台里常常办通讯员学习班，需要人去讲课。

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人不愿意讲。

他觉得卖什么吆喝什么，干新闻的不研究新闻业务怎么行。

于是一讲而不可收拾，一直讲到今天。

讲课逼着人思考，先是总结自己的实践，然后研究别人的实践经验，进一步还要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

他在新闻学方面的著作成了许多大专院校本科生的必读书目，譬如，《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新闻采访概论》、《中国新闻媒介发展大趋势》、《记者的素养和技巧》（合写）、《新闻报道与写作》（合译）等。

特别是他写的《新闻采访方法论》，至少是他10年讲课、17年新闻实践的总结。

许多观点，就是在反复讲课中逐渐形成的。

比如，有的通讯员说，听你们老记者讲课，当时觉得挺热闹、挺过瘾，可过后一想，我学不了。

你们可以找省长、市长、县长，我连乡长都找不见。

于是艾丰想，应该给他们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懂得规律就可以防止模仿而能够自己活用了。

最一般的规律是哲学，何不用哲学原理概括一下采访活动中的规律呢？“三个阶段”、“两面挖掘”、“抓关节点”等，这些基本的采访方法，就这样被思考出来了。

在书名上，第一次把“新闻采访”和哲学名词“方法论”联结在一起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研究采访，既总结了我国新闻记者证采访经验，又借鉴了外国学者探索的最新成果，把新闻采访学研究从经验性上升到学术性，并建立了自己的体系。

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收集资料，把资料室所有新闻业务期刊和地方通讯刊物全翻了，看了足有三四百万字，卡片记了一两千张。

常常干到夜里一两点钟，最多时一天写7500字。

经过半年的写作，26万字的《新闻采访论》脱稿了。

这本书，第一次印刷5300删，两个月卖完，第2次印刷2万册，又在一两个月内销售一空。

1987年此专著获“吴玉章奖金”，他的名字进入了中国新闻界名人的行列。

在这之前，学术界包括新闻界一直有一种看法，就是新闻无学。

艾丰一直认为，新闻这种涉及亿万人的社会现象，中国几十万人所从事的社会职业，在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进步的发展等若干领域都起重要作用的这么一项事业，会没有学问，简直不可思议。

他很热爱这个事业，对说新闻无学的人，与其空着辩论，不如拿出个成果来，不然，你说无学，我说有学，辩论半天，宝贵光阴没有了。

咱们说两句，不恋战，干嘛去？研究去。

本身除了不服气之外，要变成争气，拿出东西来，让人家承认你，把人家的意见作为一种鞭策。

争气之作也是责任之作。

老一辈创造的经验我们要继承，同时我们这一代又带有一定的转折性，要承上启下，责无旁贷地把我们的新闻从比较朴素的经验这一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写出一些有学术性的新闻学著作来。

可以说这次艾丰用这本书打破了这种说法。

正因为他在新闻采写的实践过程中比较重视方法论的应用，所以采写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创作出有强烈个人特色的作品来。

四、强烈的个性色彩
1. 求新意识
艾丰的作品都很讲究新意，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写作的思路上都是这样。

这里的
求新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对报道过的内容力求新的概括”。

在《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这篇文章里说的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事——节水。

对于这样一个缺乏新意的题材，怎么做出有新闻的文章来呢？艾丰对水作为一种资源从三个角度----数量角度、质量角度、使用角度来加以概括，并且用了一种新的表述方式：数量-"无限的循环掩盖着有限的数量"；质量-低廉的价格掩盖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用-各自取用掩盖着水资源是一个整体。

这种概括是前人所没有做到的，于是，人们马上就感觉深刻了，包括一些专家说，这些内容都是我们知道的，有许多就是我们跟你谈的，但你这样一写，我们都感觉很新鲜。

大家看，新意是不是就出来了？
第二个方面，就是善于从新的角度和层面表现对象。

在《怎样认识6%——1991年人大、政协两会记实之二》这篇文章中，他了解到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在今后的10年将以6%的速度增长。

怎样认识这个6%？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平均增长速度是7%，改革开放头10年是9%，认为这个6%是不是太低了一点。

提出了6%由来解、6%快慢论、6%难易论。

这里的6%就不是简单的具体数字了，而是一种思想的体现。

那就是不要追求达不到的过高速度。

因为从90年代开始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生产出的财富就比80年代增长一倍多。

国民生产总值的基数增加了，速度的难度当然就大。

从这个角度和层面去理解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是一种新的追求呢？
第三个方面就是善于提出新的见解。

在《大有大的好处——评述国营温州玻璃钢建材厂发展之路》这篇文章中，过去的这一类宣传都说国有大中型企业有哪些困难、问题，如何解决才能把它们搞好。

而这一篇报道，则是一反“大有大的难处”的流行说法，提出一个“大有大的好处”的说法。

这就提出一个新的见解。

关于新的见解，艾丰专门有一段话，“这个新的见解，应该包括采访对象提出的新的见解和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形成的新的见解。

总之，要使读者看了报道之后，知道一些他原来不知道的观点。

"像这样提出新的见解的文章还有很多，比如，1992年，艾丰在采访二汽汽车企业集团的时候，根据采访对象提供的情况，敏锐地意识到企业集团的作用，并不只是限于原来调查所得结论的几点，就及时推翻自己的既定写作思路，《“东风”送来了什么——二汽集团启示录》一篇文章。

提出了企业集团具备大块头，大气魄，大作用，大笼屉做大蛋糕的见解，使见报稿发表以后更为发人深省。

2. 立体思维
记者的立体思维是一种创造性的新闻思维，立体思维是采用空间思维的方式，对于一个认识对象，进行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思考和探索。

因此，记者的立体思维也可以叫做记者的全方位思维。

艾丰在经济报道中的立体思维主要表现在这样双面说理和多侧面报道这样两个方面。

首先，艾丰在分析复杂的经济现象时注重说“双面理”，不装腔作势，借“权威”唬人。

在《关于社会公平的辩论》里他采用辩论的形式，把关于社会公平这个话题的对立双方的意见基本集纳起来，在双方的辩论中展示了社会大环境背景下的理性探索。

同样，在《评说“阿里斯顿”现象》中，他也不给你一个谁对谁错的结论，而是告诉你一个思考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让矛盾的对立双方都有发言的机会，让两种对立的看法都可以与读者见面，让读者自己在全面了解把握事实的时候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种双面说理的方法是他的一个很明显的风格特征。

其次，艾丰第一个提出要进行多侧面报道。

所谓多侧面，简单地说就是既反映成绩也提出问题，既表现优点也不避讳缺陷，也就是辩证地看待问题。

对这个多侧面，不能
机械地认为是优点和缺点半斤八两地来写，而是在如实地描写事物时反映出事物人物的多个侧面。

如《温州奇人》全文一共五段，第一段"吹牛哲学"，反应的是滕增寿敢于说话敢于表态的个性。

而从共性的角度看，这就是一个企业家的精神面貌问题，也就是一心为了工作而丝毫不考虑个人得失的问题。

第二段"三轮车理论"，是说他的指导思想，而这个问题在全国都存在，在温州尤其突出。

滕增寿能够解决好，其他地方没有理由解决不好。

第三段"断指及其他"，是说一种雷厉风行的干劲。

第四段"善出奇兵、可敬可畏"是说滕增寿的领导方法和领导风格。

第五段"和尚厂长"是说他的廉洁奉公。

这也是许多厂长面临的大问题。

而这五个侧面没有太多的赞扬的话，而是如实地选取了一些小的细节。

甚至对于群众对他的议论，作者也照搬不误。

像"该拿的就拿，也不见得就当不好厂长了。

"也有人反面加以猜测的，或曰家里钱多，或曰暗里装足了，等等。

这也是为了从一个侧面来反应出一个真正能坚持利要让、难要抢的领导是多么的难得。

从表面上看，这五段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严密的逻辑联系，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很紧密的。

它们反映出来的是一个优秀的企业领导者，从目标到理论，从干劲到领导作风等多个方面多个角度都应该走在时代前列。

与步鑫生等典型相比，艾丰笔下的人物没有被强扭角度，人为拔高，而是用多个侧面的报道反映了多侧面的现实，多侧面的人物，这点很值得我们写典型人物报道时学习和借鉴。

3. 语言的理性思辩色彩
再美妙的构思都离不开语言这个载体，都要通过语言与大家见面。

而艾丰作品中的语言与通常我们见的优美的描写、抒情性的语言不一样，是一种溶入了理性的思辩色彩的语言。

像“一个人的缺点往往是他优点的延长”、“改革者常处于两难之地。

传统的道德，旧的体制，不容，不喜欢锋芒毕露的人。

而要刺破旧观念、旧体制的厚皮，不露点锋芒又不行。

”这样的语言，充满了思辩之美。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表现；深刻的思维往往需要相应的语言来表达，艾丰之所以被人称为是学者型的记者，与他的作品中体现出的理性思辩色彩也是分不开的。

正是这些理性的思辩色彩，使得枯燥的经济现象有了学理的情趣，也使得新闻作品有了指导工作的深远的价值。

在此，艾丰追求的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境界——理论与新闻的结合。

艾丰有一段话讲的就是理论与新闻的关系——“从时间的角度说，历史是新闻的对立面，从思维反映现实的角度讲，理论是新闻的对立面。

理论追求的是对事物高度抽象的概括，新闻追求的是对事实非常具体的写真。

理论的价值随着时间的延伸而更加明显，新闻的价值则是一瞬即逝的匆匆过客。

”
五、强烈的责任心和风险精神
1996年7月，艾丰在文章《最重要的是什么》中强调，“年轻的同行常常问我：‘做记者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社会责任感。

’责任心强的记者，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可以发现自己的责任，对普遍关心的问题有激情去钻研，因而他的题目总是多得写不完。

没有责任心的记者会觉得什么与自己都无关。

农业减产了，恐怕要去找农业部；工业滑坡了，恐怕要去找经贸委；流通环节不顺，要去找国内贸易部，产品质量下降了，那是企业家的事，火灾发生了，那是消防队的事……，无论从行政上还是从法律上，这些与记者都没有直接关系。

别人不找他，他又不主动，既然我并不负直接责任，我就不负责任地随便地写了。

结果，要么不解决实际问题，要么给实际工作添乱。

正是针对这种‘可以不负责任’的情况，我们的记者必须强调自己的社会责
任感。

一个好的记者，不仅要感到而且要时时处处感觉到自己的责任。

农业减产了，他应该像农业部长一样着急；工业滑坡了，他应该像经贸委主任一样担心；商业出了毛病，他应该像内贸部长一样坐立不安。

只有这样，他才能有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把新闻报道搞好。

任何一个做过新闻工作的人都知道，有无积极主动精神，对新闻工作意味着什么。

”这是对一般新闻从业人员的要求，也是艾丰对自己的严格自律。

像《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这篇文章就是一种强烈的责任心驱使艾丰写成的。

艾丰在山区呆过，那里的农民过着非常艰难的缺水的生活，一盆水要用几次，先洗脸，洗碗，再做猪食。

平时他们不洗脸，干旱的季节甚至用树叶把一滴一滴泉水引进水桶。

然而回到城里一看，人们对水的浪费太大，在实行包费制的单位，夏天，人们把水龙头打开冲西瓜。

为了降低一度，可以费水几吨。

他在大街上发现一处漏水的地方，自来水从地上翻上来，形成一条小河，却没有人管。

一个时期，他对水的敏感简直使他着了魔。

他几次主动找自来水公司修漏水的管道；听到厕所有漏水的声音，总要把它关掉……他觉得有必要大声呼吁，让人们珍惜水！所以艾丰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收集资料，进行研究，他一再思考：这么重要的资源，为什么人们不珍惜它？最后他终于对水资源作出了自己的概括，写成了这篇《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

述评发表，引起全社会对水资源的更深切的注意，他的内心才较为平静。

至于冒险精神，艾丰认为：当记者的都愿意写有震动的大新闻，但大新闻一般都出在矛盾冲突尖锐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也都是风险和危险大的地方，有政治的风险，人身的危险。

他的这种精神，在很多地方都有体现。

像《不完整的答案》，揭露的是广西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在女儿高考时帮其作弊一事长期得不到解决，背景比较复杂，要连同广西文革的遗留问题一起捅一捅。

这个题目确实有诱惑力，而艾丰是只身一人，去从未去过的边远地区，批评涉及的又是当地党委，弄不好，很难从那里脱身，吃不了兜着走。

这次采访过程相当曲折，可是后来凭着风险精神，半个月后写出的《不完整的答案》刊登在1983年3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

因触及的是多年来无人触及的一派掌权的问题，在当地引起轰动。

赞扬的信一封接着一封，甚至还有人对艾丰说“你要是在广西竞选全国人大代表，可是得全票。

”这样的知名度从何而来？如果有一个记者总想成名，而任何有风险的题目都不去做，那他恐怕是很难成功的。

艾丰的很多作品在采访过程中都可谓是困难重重、没有一点风险意识的话，他也很难采写出具有新闻价值的作品来，惶论成名？艾丰总结说：记者所冒的风险和他的知名度是成正比的，我说的冒险精神决不是蛮干，只是提倡为了事业要有点牺牲精神。

六、勇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
艾丰撰文谈调查研究中遇到的烦恼和记者应有的态度时说：调查研究会一帆风顺吗？在多数情况下，不会，相反，要担风险，要忍受责骂，要经历内内外外发生的许多烦恼。

在这里，记者要有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精神，同时，也需要有记者随时修正自己错误的勇气。

他深感，目前当一个记者，比五十年代有它困难的一面。

你写先进人物的表扬稿，会受人指责，而且往往在你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来，批评你的报道失实啦，未提某人啦等等。

你写批评稿，或内参稿，遇到的指责、麻烦就可能更多，更大。

如果一个记者不提倡什么，不反对什么，人云亦云，当老好人，旗帜不鲜明，这样的记者，还有什么当头？有一年，他到一个单位去调查乱发资金的事，这个单位在三个月中平发了一千元，工人干活先要问有没有资金，支部书记带头冒领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