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布局可以通俗的理解为产业规划

产业布局可以通俗的理解为产业规划

产业规划就是对产业发展布局，产业结构调整进行整体布置和规划，产业结构就是指三大产业结构。具体的措施可以概括为统筹兼顾,协调各产业间的矛盾,进行合理安排,做到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突出重点、兼顾一般、远近结合、综合发展。

产业布局是指产业在一国或一地区范围内的空间分布和组合的经济现象。产业布局在静态上看是指形成产业的各部门、各要素、各链环在空间上的分布态势和地域上的组合。在动态上，产业布局则表现为各种资源、各生产要素甚至各产业和各企业为选择最佳区位而形成的在空间地域上的流动、转移或重新组合的配置与再配置过程。

产业布局是指一国或一地区的产业生产力在一定范围内的空间分布和组合结构，其合理与否影响到该国或地区经济优势的发挥经济的发展速度。

概述

宏观调控上的产业布局政府采取的国民经济各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及应用。

产业布局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其中决定区域竞争力与产业布局的先天条件及核心要素为区位因素，后天可以弥补的居于第二位的是区域政策因素。现代区位理论对产业布局的区位选择提出了三个标准：成本最低、市场份额最大和聚集效益。现代产业布局既是一个市场均衡问题，又是一个区域均衡问题，实质上是成本均衡问题。无论是古典的区位理论还是现代区位理论，距离以及由距离所造成的运输费用，始终是布局问题的关注与关键所在。现实中具体区位的选择是将上述三个方面标准与区域总体发展的要求结合，综合考虑区域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目标，作出产业布局的最终选择。

美国学者波特通过对10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发现，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凡有竞争力的产业、产品都是以产业集群方式存在。贯彻产业集群的发展理念，正在成为当今各地区与企业发展的一种客观的区位选择准则。产业集群是区域产业组织的一种高级组织形式。具体表现为专业化分工程度高，众多企业都有严格而精细的分工，短途运费下降，采购、生产与销售成本降得很低，大大提高了集群企业竞争力。在集群环境中，企业对原材料和产品市场行情、技术动态能够及时准确掌握，并据此作出快速反应，加快了集聚企业间技术的传递而形成技术溢出效应。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行业性组织加强，中介服务网络日趋健全，专业市场与要素市场网络的构建与形成，产业集群经营形成整体协调优势。产业集群具有微观与中观结合的高效率与高效益，是产业布局实现的载体与目标，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区域竞争力和区域发展活力的有效途径。

产业布局，不得不提的话题

产业布局，当我们触及这个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词汇时，一丝沉重感油然而生。因为从这个词汇，我们看到政府之手在一国范围内配置经济资源的强大力量。倾一国之力，集中建设某一区域，自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可以打造出一个所谓“基地”，但是违背市场配置资源，必将造成更大的损失和浪费。东北五十年风水轮回，足以警示世人。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确立了把东北建设成重工业基地的重大产业决策。东北，这片白山黑水间丰饶的土地，一时间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推进最快的地区。

有分析指出，新中国选择东北作为重工业发展基地，除了比邻前苏联的政治考虑，东北原有的工业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铁路运输以及有利的周边贸易环境都促成了重工业中心的诞生。

更具决定性意义的是，中央政府利用集权体制的行政命令，调集全国力量支援东北建设。前苏联援建我国的156个项目，其中不少就建在东北，如鞍山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哈尔滨汽轮机厂等。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东北一直执中国重工业之牛耳，中国的汽车船舶制造、钢铁生产、工业重型装备制造等的相当部分都在东北地区。应该说东北的确曾经有过“共和国装备部”的辉煌。

然而，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建成主要不是市场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不是民间资本向高效益地区流动的结果，而是不计成本的中央计划的产物。

进入上世纪末，东北十年经济发展陷入一种停止甚至衰退的边缘。到1990年，黑龙江、辽宁、吉林3省工业增长率分别倒数全国第二、第四和第五，经济效益也处于落后地位。机制僵化、资源优势丧失、职工大面积下岗等等问题困扰着这片黑土地。这或许是当年的建设者所无法预见的。

一个经济中心形成后，自我强化和走向衰落的两种命运都可能存在。一旦技术和市场条件发生变化，该经济中心走向衰弱就无可挽回。时至今日，市场导向已居主导地位，继续靠非经济手段支撑东北的发展，其成本也就会越来越高，不仅到头来难以为继，而且还会使得最终的补救成本更为高昂。

周勤认为，中国的工业发展，一直寄托了太多的强国梦想，而强烈“赶超意识”往往转化成“大跃进”式的冒进行为，其突出表现为，政府以计划代替市场，进行产业布局。这一思路从建设东北、“三线”建设，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洋跃进”。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央政府提出了所谓支援“三线”建设计划，大量工业项目，包括重工业，由沿海向中国中西部地区大规模转移，造成巨大的浪费。尽管内地的投资比重因此大幅度提高，但工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并没有相应提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片面强调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人为缩小地区差异只能是一厢情愿。

“这也是中国重工业布局中，出现点状布局的原因。”周勤指出，“这一点在大西南、大西北，表现得很突出，产业积聚效应很差。并且政府主导一切，效率缺失，实属必然。”

原第二汽车制造厂的选址可以诠释这个问题。十堰，地处秦巴山区腹地，靠近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原第二汽车制造厂就是在1969年，落脚在这片长32公里、宽8. 5公里的20多条山沟里。原先这里没有机场，也不通高速公路，进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火车，坐火车由武汉至十堰最长时间需10多个小时。很显然，任何一个面向市场的企业都不会选择这里布局。

历史的轮回显得那么迫切！

随着1978年农村经济改革基本解决中国人吃饭后，优先开放沿海城市，加入国际大循环，显得刻不容缓。经济特区的设立，宣布中国开始踏实地实施非平衡发展战略。由南到北，沿海地区次第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直被忽视的轻工、家电等消费类工业得到了补偿性高速增长。“广货”一时间畅销全国，一举把口碑很好的“上海货”拉下马。到了1990年代，随着经济的全面开放，各大区域的发展在“区域比较利益”的基础上，呈现出多产业、多区位发展态势。其中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沿海地区成为中国最活跃的经济板块。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广东顺德的家电、福建晋江的鞋等等，这些扎堆出现的生产基地，真正形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产业集群。

目前，这种产业集群正向重化工演进，新型重化工基地已经出现向东部沿海积聚的苗头，甚至一向重工业薄弱的珠三角也表现出产业重型化的趋势。而这一次，政府似乎刻意淡出，市场的作用已经大大加强。

重化工布局的区域博弈

是消费升级的带动，还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冲动，抑或是兼而有之？不管怎样，本世纪初，中国区域经济都把竞争矛头指向重化工与制造业。

长三角的领头雁上海市，推出了“让流失的制造业再回流上海”的“173计划”，市长韩正声称上海“要成为国际大都市中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城市”。

地处环渤海核心的首都北京也跃跃欲试。不久前北京市工业促进局悄然成立，其目的就是“努力把北京现代制造业做大做强，使北京制造业的总体水平和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成为全国现代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珠三角和东北三省也不甘人后。珠三角轻工业厚积薄发，发展重化工业可谓水到渠成。广东省适时做出了加快发展本地区装备工业的重要决定。东北三省则凭借建国五十年来“共和国装备部”的老家底，高举中央“振兴东北”的大旗，试图再创重化工业的辉煌。

从珠江口到松花江畔，从燕山山脉到长江三角洲，一股巨大的重化工业浪潮正把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裹挟其中。

在这轮投资热潮中，各地区都把火力集中在重化工行业，而仅在两年前，当“新经济”甚嚣尘上之时，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京沪粤等地为争夺新经济的头把“交椅”明争暗斗。

郭克莎是中国社科院长期从事我国工业经济研究的资深研究员，他认为，目前各区域经济之间的竞争很激烈，而赢得竞争的关键手段就是制造业。因为，在中国进入重化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工业来拉动，特别是钢铁、石化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地区经济的推动作用非常突出。从国际方面看，目前国际上重化工产业的转移速度再加快，中国已经具备了承接这种转移的条件，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和东北三省之间的竞争正是围绕这种承接进行的。

占据全国工业增加值25%的长三角地区历来具备发展现在重工业的良好基础，其起点之高，资本之雄厚，经济辐射之广阔，国内无人企及。钢铁、石化、汽车者三大行业实力非常雄厚，而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临港大工业一旦与资本、市场需求相融合，其爆发的增长动力足以震撼世人。作为国际资本最大的栖息地，长三角地区发展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