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书目与传统经典的命运(王余光)

本页位置： 中华读书报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4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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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书目与传统经典的命运

■王余光

摄影:成一村

阅读风气的形成是一个时期政治、学术的综合体现。一方面，我们说阅读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因而，这一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另一

方面，阅读又是历史传统的延续与继承，因而，一些结晶着人类智慧的经典名著却不受时代变迁的影响，一直成为人们阅读的对象。可以这样说，一部阅读史，正是在这种变迁与永恒的矛盾中展开的。

一、推荐书目在中国

不少读书人都认为：图书典籍浩如烟海，在阅读时会遇到图书的选择与鉴别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往往通过书目，来了解图书典籍的状况，明晓读书的门径。

在我国，推荐书目应传统官学、家塾、书院与科举制度的需要，很早就发展起来了，早在唐代，推荐书目就很受青年士子们的欢迎。到了元代初年，学者程端礼（1271~1345）把朱熹以来在

书院、私塾教育中所创造的经验加以总结和发展，写成《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三卷。读书据朱熹读书法，即“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冰，切已体察，著紧用力”六条，加以发挥，提出了具体的读书计划和读书内容。明末陆世仪在他的《思辨录》中，曾为青少年开列了一个阅读书目。清朝康熙年间，由李颙口授，门人李士瑸手录的《读书次第》，是我国较早的一部指导读书治学的书目。此后，龙启瑞于道光年间撰《经籍举要》，为学子开列经史子集四部典籍要目，以程朱理学为宗旨，推崇考据和桐城古文。光绪初年，张之洞因诸生“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相问，根据当时情况，挑选两千二百余种图书，编成《书目答问》一书，以指示诸生治学门径。此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问世后很有影响。

以上书目在科举时代都发生过广泛的影响，然而，随着时代的推移，科举的废弃和知识的更新，这些书目的影响和作用愈来愈小。

二、传统经典阅读的变迁

在20世纪，传统经典是否还具有生命力，是否还能拥有广泛的读者？这一问题在20世纪初就已被提出。随着科举与清王朝的结束，传统典籍与知识分子就越来越疏远了。有些知识分子甚至说要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应该说，传统典籍所构建的知识体系，在20世纪，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了。但这不等于说，传统典籍就已失去了生命力。

五四运动前后，新教育制度的确立和白话文的推行，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已不把传统经典作为主要读物了。但由于传统教育的影响，当时一些中小学生仍然阅读大量的传统经典。如1905年出生的姚名达，中学时代曾习读过《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书。同年出生的蔡尚思，在中学时代阅读过先秦诸子、韩文、《史记》、《庄子》等书。1907年出生的严北溟，在17岁前读过先秦诸子、《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昭明文选》等书。先师张舜徽先生，1911年生，7岁时学习王氏《文字蒙求》、段注《说文解字》等一系列小学书籍，随后习读《四书》、《五经》等。(上述材料参见王余光、徐雁主编《中国读书大辞典》相关辞条，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周一良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回忆他在1930年上大学前于家塾中习读的都是传统经典：《孝经》、《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左传》、《古文辞类纂》、《史记》、《韩非子》、《尚书》、《周易》、《说文解字》等。这些人都有很好的国学根柢，这也决定了他们日后的研究路向。这一代学人之后，中国学人，在中小学阶段，就极少有人受过传统经典的系统训练了。

当时，在中小学学校教育之外，学生们常常受到家庭或社会的影响，有较多的机会阅读传统经典。社会上一些知名学者也向中学生推荐传统经典。

1920年，胡适曾开列一份《中学国学丛书》目录，列举古籍31种，从《诗经》、《论语》，到《史记》、《汉书》，从陶渊明、李白，到欧阳修、马致远，皆入其选。1924年章太炎在《华国月刊》第二期第二册上发表《中学国文书目》，收录39种古籍。他认为“凡习国文，贵在知本达用，发越志趣，空理不足矜，浮文不足尚也。中学诸生，年在成童之上，记诵之力方强，博学笃志，将以此始。若导以佻奇，则终身无就”。章氏推荐的传统经典，大多不适合中学生阅读，如《诗毛传郑笺》、《春秋左传杜解》、《二程遗书》、《颜氏学记》、《清服制图》等，另附有“总参考书”，如录有《读史方舆纪要》、《乾隆府厅州县志》等。

让中小学生阅读众多传统经典，特别是读那些专深的古书显然是不合时宜的。1949年以后，中小学生除阅读少量古诗文外，都是通过改编、绘图本或白话本等形式，间接了解传统经典的内

容。

三、推荐经典之争（1）：胡适与梁启超

胡适（1891~1962），著名学者。早年留学美国，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2年病逝于台湾。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尝试集》等。

1920年，胡适开列了《中学国故丛书》目录，列举古籍31种，以备中学生阅读。1923年，胡适应《清华周刊》记者之约，开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录图书约190种，后来根据它修订精简成《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胡适的书目，有几点值得注意：

（1）不收“小学”方面的书。胡适在书目的序言中认为：音韵训诂之学，只可以作学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学的门径。

（2）不收前四史与《资治通鉴》等书。这一点，颇受时人与后人的非议。

（3）收录古典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等。从国学的角度看，这些书不受学者重视。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年轻时从师康有为，师徒力主变法维新，时称“康梁”。梁启超“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晚年讲学于清华学校等，曾任北平图书馆馆长。长于史学，颇多建树。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等。

1923年梁启超也应《清华周刊》记者之约，拟就《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约160种。后来他又为“校课既繁、所治专门”的青年学生精简此书目，开列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当时，梁启超就胡适的书目写过一篇《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的文章，梁启超说：“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梁启超认为，史部书是国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不应不收。

30年后的1953年，北京图书馆开列了一个《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选书20种。这个书目是经过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人审订过的。既然称为“古代重要著作”，那么如《周易》、《论语》等哲学、思想方面的著作一本未选，这是很令人困惑不解的。

四、推荐经典之争（2）：中与西

1925年，在孙伏园主持的《京报副刊》上，发出“青年必读书十部”的征求启示，当时有70

余位学者作家应征。其中鲁迅认为，看中国书让人脱离人生，“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一观点在《京报副刊》上发表后，引起很大争议，并遭到很多人的批评。

推荐书目的推荐者受偏见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

1945年，英国作家奚普（HaraceShipp），不加时间地域与主题的限制，只就“最重要的书”，选出十本“震撼世界的书”，这里没有中国人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