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立人

许靖日记[DH-000168]鲁迅立人立的是人的创新力
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不自由的政治、文化制度，孔孟老庄的压抑人的思想，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可怕的文化和思想环境，------。

所有这些，就像枷锁一样，套在了中国人的思想之躯上。

中国人的思想之手、思想之脚，分别被套上了思想之铐、思想之镣。

于是，中国人的思想，就再也无法挣脱这思想的镣铐，而获得其他先进国家的人民所拥有的思想自由。

睿智的鲁迅，清晰地看到了中国思想的苦难。

中国思想女神，每日身戴镣铐，漫步在痛苦的地狱里。

鲁迅看到了这一切。

于是，鲁迅就决定英雄救美。

首先，鲁迅把所看到的一切残酷的现状，告知了世界；接着，鲁迅就开始用“文字之钥”，打开这思想镣铐；最后，鲁迅亲手把这思想镣铐，仍得远远的。

于是，中国思想女神，在被禁锢了数千年后，终于获得了自由。

鲁迅对中国思想、中华民族的文字贡献，不可估量没有人像鲁迅那样，清晰地看到了中国思想地狱里的惨景；更没有人像鲁迅那样，愤怒地、流着泪地呐喊着，把这惨景，赶紧告知世界，以引起各方的警醒和解救。

正像瞿秋白在【鲁迅杂文选集-序言】中所说的：鲁迅肩扛了思想地狱的沉重的地狱之门，呐喊着让地狱中的人们赶快出来，使他们的思想从黑暗地狱，走到太阳底下。

瞿秋白是深知鲁迅文字和思想的巨大启蒙作用的。

难怪鲁迅视瞿秋白为唯一知己。

鲁迅性格孤傲，不被常人所理解，生活中，被鲁迅称得上是朋友的人很少；而被鲁迅视为知己的，文字中所记载的，仅瞿秋白一人。

鲁迅为什么要视瞿秋白为知己呢？因为，鲁迅从瞿秋白的对其的评论文字里，看出了瞿秋白是深刻理解他的思想的；而别人，在解读鲁迅思想上，谁也达不到瞿秋白的思想高度。

瞿秋白站在了极为特别的思想视角上，清晰地看到了鲁迅的真实的思想形象。

鲁迅，大家从照片中，都知道他长得什么样；而这只是鲁迅的身体形象。

但是，鲁迅的真实的思想形象，到底什么样，就是瞎子摸象，各言其感，始终无法统一。

我们应该从鲁迅对瞿秋白的高度评价中，感悟出瞿秋白眼中的鲁迅的思想形象，才是最真实的。

鲁迅的真实的思想形象，始终是困扰鲁迅研究界之迷。

人们在鲁迅思想形象的迷宫里，苦苦追寻，但是，总无大获。

其实上，鲁迅的思想，是多方面、多纬度、多棱角的。

我们所要追寻的，是鲁迅的主要的思想形象，而不是次要的思想形象。

就是说，鲁迅到底把哪一方面的思想，看得最重呢？从瞿秋白的【序言】中，我们已经看出来，鲁迅是自己思想自由的追寻者，也是中国人思想自由的解放者。

鲁迅倾其一生的主要精力，所要做的主要事情，就是解除中国人思想上的镣铐，使其获得思想自由，以具备各方面的创新力、创造力。

一枚刻着“戎马生涯”的印章，始终陪伴在鲁迅身边。

鲁迅首先视自己为战士，然后才是文人。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似乎更喜欢别人称他为战士。

冯雪峰、茅盾、巴金、胡风，是鲁迅生前的不多的被鲁迅所信任的人，在历次理论争论中，他几个人，始终支持鲁迅，从未改变，鲁迅视他们为真正的朋友。

所以，冯雪峰的话，应当是可信的。

鲁迅和其他文人不同的是，其他文人，开始就想当文人，后来也进入了文学领域；而鲁迅，开始就没有打算成为文人，鲁迅是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文学领域，鬼使神差地、莫名其妙地，就当起了文人。

别人成为文人，是自己逼迫自己的；而鲁迅的成为文人，是被中国现实所逼迫的。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开始本想学医，以医治中国人的身体痛苦。

某一天，鲁迅走进了电影院，他在电影上看到，当俄国人杀中国俘虏时，电影画面上的实录的周围的中国看客，面无表情，麻木得像喝醉了酒，只是好奇地看。

这给鲁迅极大的思想震撼。

从此后，鲁迅发誓，要用文字拯救中国人的麻木的思想。

鲁迅说：若像动物一样地没有思想，再强壮的躯体，也没有用；这样的身体强壮、思想麻木的国民，病死多少，是不足惜的。

终于，中国人的麻木的思想，逼迫鲁迅走上了文学的道路，鲁迅决计要用文字醒民救国。

而争气的伟大的鲁迅，也终于没有辜负大众的期望，真正地做到了这一点。

鲁迅，原名周树人，正像他的名字一样，鲁迅心中最重要的是“立人”思想；鲁迅要在中国，树立真正的具备自由思想、具备创新能力的人。

鲁迅认为，若中国想立起来，先得中国人立起来，而更先得中国人的思想立起来。

鲁迅写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醒民救国，把中国人的思想引领到创造、创新的道路上；而只有中国思想摆脱了镣铐，中国思想具有了创造、创新的功能和力量之后，中国也才具备创造、创新的功能和力量，中国也才能真正发达、发展。

从“立人”出发，鲁迅又终其一生追求着自身的独立个性和思想自由，也就是个性主义。

但在鲁迅的时代以及中国的一贯的观念里看，“个性主义”就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

在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仅仅指出鲁迅“尊重和保护自己这个战士的力量和地位，也要尊重和保护自己这个战士的尊严与荣誉”这一事实，就被认为是对鲁迅的最大歪曲。

据说这是把鲁迅描绘为一个“个人主义者”，“维护个人利益、地位、尊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

（8）这种反常的心理在我国盛行多年，反倒成了“常理”了。

但在鲁迅看来，既然要立人，当然就要维护人的正当权益、地位、尊严，自然也包括自己的正当权益、地位、尊严。

在鲁迅的思想中，虽然有着“自我牺牲”的因素——这是他受进化论的影响以及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的影响，也是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对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是与他的“幼者、弱者、下者本位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

但鲁迅拒绝无条件的牺牲以至泯灭了自己，失去了自己的个性。

就如钱理群说的，“他没有因为片面强调为国家、民族、社会及后代牺牲，而根本泯灭了自己的个性，走想变相的新奴隶主义（9）” 。

鲁迅的牺牲，是有限度的，而且有对象的，那就是广大的中国人民，而不是少数谋私利者。

对于那些为了谋取私利而利用鲁迅或其他真正的改革者的“自我牺牲”的人和行为，鲁迅是极其敏感的，总是毫不犹豫的做出最猛烈的反击。

在《牺牲谟》里，鲁迅对那借着“同志”、“牺牲”的名义，要穷尽余力地剥夺“我”的一切，甚至连最后一条“裤子”也要夺去的人与行为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攻击。

（10）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很自觉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个性和人格。

在他的一生中，虽然真心支持革命，但又自觉地与各政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为某一集团某一政党所专用。

而一旦他发觉那些所谓的“革命者”借“革命”之名来贩卖自己私货，甚至使用残暴的手段来压迫人民的时候，鲁迅总是毫不妥协地进行抗争。

在“五卅惨案”之后，鲁迅就彻底与国民党决裂了；之前他与国民党之间也进行过激烈的斗争。

而在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的事件以及与周扬的论战中，鲁迅更是异常敏感地觉察到，徐懋庸等人接着“革命”的名义与政府的权力来压迫进步知识分子，限制人们思想自由，动辄加之以“莫须有”之罪名，甚至威胁要“实际解决”（11），以此来牟取个人私利的“新奴隶主义”本质。

他指出徐懋庸等“欲以‘国防文学’一口号去统一作家，也先豫备了‘汉奸文学’这名词作为后日批评别人之用。

这实在是出色的宗派主义的理论”，说“那些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

”对于这种打着“革命”的旗帜来行“新奴隶主义”的行径，鲁迅是看得非常透彻而且非常警惕的，因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为“奴隶总管”（12），他们的“新奴隶主义”也是封建主义的变种。

鲁迅的这种独立精神和个性主义，在早期就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他早期的文章《摩罗诗力说》里，他列举了世界上众多追求自由，反抗压迫而且能“撄人心”的“摩罗诗人”的例子，如日耳曼诗宗瞿提（W．von Goethe）、裴伦（拜伦）（G．Byron）、修黎（雪莱）（P．B．Shelley）、普式庚（普希金）（A．Pushkin）等，他们都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

虽未生以前，解脱而后，或以其声为不足听；若其生活两间，居天然之掌握，辗转而未得脱者，则使之闻之，固声之最雄桀伟美者矣”。

而诗人的责任，就是要“撄人心”，以自由独立的精神来反抗压迫，作“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并以次精神来启蒙人们。

在这篇文章里，集中的体现了鲁迅的“摩罗”精神与个性主义。

鲁迅的这种精神，贯串了他的一生，直到后来他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精神依然深植在他的心中。

他的不屈于强力，彻底地反封建，主要也是受了这种精神的鼓舞，以及发展自我、解放国人的强烈追求。

鲁迅是一个人间的挚爱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战士。

他洞察一切的眼光使他能“从天上看见深渊”（13）；而他坚定的“立人”理念与执着的自由精神、独特的个性，使他成为了一名不屈的反封建斗士。

鲁迅的精神是伟大的，他所奠定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和现代文化，不仅启蒙了当时的人们，而且在今天，它依然烛照着人们，尤其是当代的知识分子的道路，指引着正确的价值取向，为当代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正确的思想依据和强大了的精神动力。

鲁迅是一个人间的挚爱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战士。

他洞察一切的眼光使他能“从天上看见深渊”（13）；而他坚定的“立人”理念与执着的自由精神、独特的个性，使他成为了一名不屈的反封建斗士。

鲁迅的精神是伟大的，他所奠定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和现代文化，不仅启蒙了当时的人们，而且在今天，它依然烛照着人们，尤其是当代的知识分子的道路，指引着正确的价值取向，为当代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正确的思想依据和强大了的精神动力。

鲁迅是一个人间的挚爱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战士。

他洞察一切的眼光使他能“从天上看见深渊”（13）；而他坚定的“立人”理念与执着的自由精神、独特的个性，使他成为了一名不屈的反封建斗士。

鲁迅的精神是伟大的，他所奠定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和现代文化，不仅启蒙了当时的人们，而且在今天，它依然烛照着人们，尤其是当代的知识分子的道路，指引着正确的价值取向，为当代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正确的思想依据和强大了的精神动力。

鲁迅“立人思想”表现在哪些作品里的哪些人物身上？
“立人思想”之我见
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和开路先锋，其思想广博深邃，充分体现了一代宗师对真、善、美的热情歌颂。

对假、恶、丑的无情批判。

而其中最能体现先生意愿的便是被后人称颂的“立人”思想。

那么，先生何以要奋臂疾呼“立人”二字呢？立人思想究竟富含那些深意呢？
首先要提及的是“弱者本位”思想。

我们知道，以“民主”和“科学”为两大主题的新文化运动，从某个意义上也是宣扬“人道”和“人性”的解放。

鲁迅先生基于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将着眼点放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无产者和妇女、儿童身上。

对普通劳苦大众表现了极强的亲和感与同情（当然，这并非说先生对弱势群体的天然缺陷是不与揭露和批判）。

由此形成了他弱者本位的思想。

可以说这一观点是构筑先生思想体系的根源所在。

我们可以从先生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体会到这一点。

如：被官匪剥削的几近麻木的闰土；浑浑噩噩的阿Q；婚姻不幸却反抗无门的爱姑；甚至自视清高却终摆脱不了贫病之苦的下层知识分子范爱农。

那么，被先生所关注并充满希冀的弱者又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呢？概括来讲，一曰“看戏与演戏”；二曰“求乞与被乞”。

这两种都属于先生不满甚至愤恨的“民族劣根性”。

对于“看戏与演戏”的观点，其形象代言人对读过先生小说的同学而言是十分熟悉的。

如被众人当作戏谑对象的孔乙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当众调弄小尼姑的阿Q；更不用说《示众》中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的演戏般场景了。

众生在生活中不但自己做戏演给别人看（有些还有强烈的表演欲，惟恐他人对自己视而不见），而且把别人的所作所为当做戏来看。

看戏与演戏于是就成了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从而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互不信任、自以为是以至冷漠麻木。

而这一切又都掩盖在一片喧哗而热闹的锣鼓声中，看去仿佛彼此十分亲密打成一片。

这不正需要“立人”思想来重新让国人拥有判别是非的标准吗？
其二：“求乞与被乞”。

人，不论哪个时代的，都总会对他人有所求，因而同时也有所施。

有所求，则可能依赖他人，丧失自我；有所施，则可能使他人依赖乃至依附自我，从而膨胀自我，迷失自我。

诚然，生活中不乏被逼无奈的求乞者，但现实生活中似乎并没有那么多真正意义上的“求乞者”。

这些求乞者往往可以自谋其力，养家糊口；甚而有身处不幸却浑然不觉，反倒自觉高尚地加倍求乞于他人的。

若求乞得手，则相安无事；若不得，则会殚精竭虑地想办法，以致坑、骗、盗、抢也在所不惜。

前一种如祥林嫂，虽为奴仆，几近是求乞于鲁家，若非一连串变故，也就那么苟活下去，何至于冻死在除夕之夜；后一种则如阿Ｑ，明知不是自己的萝卜，还强词夺理道是他的。

“聪明”和自欺居然劣质到这种地步，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人格和品行了。

如果说先生对前者还是哀其不幸的话，对后者则很大程度上是怒其不争了！再说“被
乞者”，即施舍者。

相信许多人在生活中都以施舍者自居，以显示自己如何富有爱心、同情之心。

但读罢先生《野草》中《求乞者》一文，就不能不诧异于先生所言：“我讨厌他的声调、态度。

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

”“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

”“我就憎恶他这手势。

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只是一种求乞的法子。

”可见，对于现实中虚假的求乞，对既不知悲哀不幸又要表演悲哀不幸的求乞者，正确的做法是无须布施。

思考、鄙夷或离开，是智者正确的抉择！由此可见，弱者是立在排着肉筵的强者、食人者之外，茫然不自知地生活的人。

那究竟该如何去“立”他们呢？在先生看来，除去革命势力起来反抗鱼肉和麻痹人民者之外，更重要的是反省自我，至少是少数先驱者首先建立起独立的个人精神自由。

“立人”的根本在于“尊个性而扬精神”，只有建立起完善的个性，人才会去发现“精神”。

精神是自由的，还是压抑的，这直接关系到是安于现状还是奋起反抗！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这正是立人所必经的考验。

经过先驱者的启蒙、教育，无数的“闰土”、“阿Q”清醒过来，不在沉默、胆怯、徘徊，“立人”的思想才会一步步清晰明确起来！
鲁迅的立人思想：救国之道，“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就拿《阿Ｑ正传》来说吧。

《阿Ｑ正传》这部小说于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在《晨报副刊》上连载，署名为巴人。

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呐喊》是鲁迅先生的第一部小说集，出版于1923年8月，收集了《狂人日记》等共１５篇小说。

《呐喊》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的农村和小城镇的面貌；塑造了没落知识分子（《孔乙己》）、城镇贫民（《药》）、人力车夫（《一件小事》）、饱受凌辱的农民（《故乡》、《风波》）等形象。

取名《呐喊》是要以呐喊声“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破毁“铁屋子”并“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先生曾讲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盛举的人们。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首推文艺。

”这些自序包含了作者面对中国人精神沉沦而不自知的现状的深切的疼痛。

这呐喊是发自内心沉痛的呼唤。

在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他说他试着“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

我国的“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1933年，他在《再谈保留》（《伪自由书》）中重申自己创作《阿Ｑ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

鲁迅先生是曾经学过医的，他用了手术刀刺向了中国人的灵魂，给我们奉献了一个不朽的文学形象：阿Ｑ。

荒谬病态的社会产生出病态荒谬的人格，这病态不独属于阿Ｑ，而是属于更多的
中国的民众。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作娱乐，拿他人的苦作赏玩，做慰安。

”（《热风?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
他写出了“中华民族国民的人心史”，以“最尖锐最鲜明的形式再现了奴性心理的典型特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可怜的灵魂。

它具有极其广泛的概括性，使世世代代的读者都能从阿Ｑ身上认识中华民族“可怜而又可耻的心灵的历史，惊讶地发现自己身上的劣根性而痛下决心改造自己的灵魂。

”这一声呐喊极富有力度。

迅“立人”思想的现实性与超越性
把握住“小我”与“大我”、“个性觉”与“群之大觉”的内在同一性，从而以中西文化的撞击为条件，以先觉者的“个性觉”为突破口，唤醒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个性意识，摒弃其自身劣根性，确立新型民族性格，促成传统中国人向现代中国人的根本转变，由单个中国人的自立，达到全民族的自立，同时也由此对人类和人类个体的生存状态产生有益的影响，这是鲁迅在几十年来为改造中国人的不懈奋斗中所形成的“立人”思想，也是他终生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他精神价值的实质所在。

鲁迅的“立人”思想是他置身于中国近现代转型的大潮中，对中国人如何最终摆脱奴役和贫困，迈进“世界人”行列这一严峻现实问题不断探索与思考的结果，是他面对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人类及人类个体的存在意义，这一具有终极性意义问题不断探索与思考的结果，它不仅对中国人的自立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人类和人类个体的自立也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因此，鲁迅的“立人”思想既具有着强烈的现实性，同时又具有十分明显的超越性。

一
所谓现实性，实际指的是作家在其作品中对社会现实生活反映的真实程度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思想倾向，它与真实性、深刻性、准确性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密切相关。

一般说来，凡具有较强现实性的作品，都在真实、深刻、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本质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与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的价值判断与思想倾向。

对于鲁迅来说，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无疑是符合这些要求的，而作为他作品核心内容的“立人”思想则无疑也具有着强烈的现实性。

要立人，必须首先要弄清所立之人的生存现状，必须“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①，这样才能引起疗救的注意，才能根治其痼疾、立出“新人”来。

鲁迅的立人正是从这里起步的，他“立人”思想的现实性也就首先在这点上，即在他形象地描绘出了中国人现实生存状态、深刻地揭示并剖析了中
国国民劣根性上得到了体现。

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是鲁迅对几千年来，当然更包括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形象描绘与准确概括。

正是由于这种长期的窘态生活，中国人身上积淀下了相当多的劣根性。

这些劣根性不仅妨碍了他们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存活，同时也妨碍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真正的民族而“自立”。

为扫除这一“立人”障碍，鲁迅开始了终其一生的揭示并剖析国民劣根性的事业。

从他留日时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起，到辛亥时期的《怀旧》、五四时期的《灯下漫笔》、《阿Ｑ正传》，再到晚年的《运命》、《病后杂谈》，鲁迅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了揭示与批判，综观他一生的创作，无论是前、后期的杂文，还是小说与散文，改造国民性始终是其基本主题之一。

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揭示与剖析是全面而深刻的，从由“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目光短浅、卑怯贪婪、趋炎附势的奴性，到永远得意、极易忘却，既不能正视外在世界，又缺乏自我意识，常以自欺之法求得解脱的精神胜利法，到具有“无物之阵”、“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特性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的麻木性和愚昧性，再到只忙于眼前实利的“活身之术”，缺乏热情、不愿冒险、贪图安逸的保守性，世故、圆滑，令对手在不得要领中上当等劣根性，鲁迅一一予以了抨击。

把妨碍中国人“自立”、妨碍中华民族“自立”的痼疾，把增大近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难度的障碍展示了出来，打好对其进行疗治的基础。

如何摒弃中国人的劣根性、确立新型的民族性格是鲁迅“立人”思想现实性的另一重要体现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追问，中国鲁迅学界对鲁迅的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有了更为接近鲁迅本身的认识。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对黑暗的坚韧反抗。

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劣根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之所以称鲁迅为“民族魂”，我认为就在于他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即民族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人有三性：奴性、悟性、理性。

所谓奴性，并不是“奴在身者”，真的给人做奴仆，而是“奴在心者”，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依赖于外在的某种力量或者自身虚构的某种东西，受其精神奴役，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追问，中国鲁迅学界对鲁迅的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有了更为接近鲁迅本身的认识。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对黑暗的坚韧反抗。

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