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词的艺术特征

论苏轼词的艺术特征

苏词在词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为词的的开拓了新天地。苏轼以其奔放的才情，将词笔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怀古记游、写景咏物、亲情友谊、田园风光以及参禅说理等等，突破词“艳科的”定见，把词的社会功用提到与诗同等的地位，全方位地表现了士大夫文人的生活与精神面貌。苏轼有意突破“诗庄词媚”的界限，以自由挥洒的文笔，定了大量风格豪放之作，开一代新词风。他以诗境诗语入词，形成了苏词“以诗为词”的特点，同时也改变了词完全从司于音乐的地位，使词向独立的抒情诗体方向发展。豪放是苏词的主体风格，而在豪放中时有旷达情怀的流露。

苏词风格的特征：在气魄方面雄奇、博大；在“法度”方面突破陈规，不许泛滥。为了弄清“豪放”一词的含义，我们还可以看苏轼自己的一段话：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得无睡，辄亦得之耳。《东坡续集·答陈季常》）这是苏轼称赞陈季常豪放词风的话，联系他称赞吴道子的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话，可以断言：苏轼心目中的“豪放”，既要能体现“诗人之雄”，酣畅淋漓地抒发为造物主所不容的“如此快活”的感情，又要在“法度”（即一般艺术规律和传统）容许范围内“出新意”、“寄妙理”。从以上可以看出，所谓“豪放”，在气魄方面，它要求雄奇、

博大，不允许中正、平庸；在“法度”方面，它既要

求突破陈规，又不允许泛滥无归。

然而，苏词在哪些方面体现了豪放的风格呢？

第一，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扩大了题材，丰富

了内容。

晚唐、五代文人词发展于歌楼酒宴之中，其主要特征是

“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因而被视为“艳科”、“诗余”。词的内容只能写儿女私情、离愁别恨。北宋时期晏殊、张先、欧阳修等词人，几乎毫无保留地承袭了晚唐、五代的词风。其后的柳永，善于用“俚语”和铺叙手法描写病态的中下层市民的生活——尤其是妓女的生活，词的内容有所扩大，但其基调仍未跳出“艳科”的窠臼。苏轼则一扫靡艳词风，开创豪放一派，正为胡寅《酒边词序》说的：

⋯⋯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

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苏轼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把“词”提到了与“诗”并列的地位，凡是“诗”能表达的内容，多写进“词”里去了，山川景物[如《水调歌头》]。记游咏物[如《浣溪沙》]。感旧怀古[如《沁园春》，《念奴娇》]。惜别怀人[如

《八声甘州》]。述行明志[如《江城子》]等等，都成了苏词的题材。刘熙载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

无事不可言也。”（《艺概》卷四），此语恰到好处地道出了苏词题材和内容的

特点。

第二，打破了词以婉约为正宗的旧传统，运用“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艺术手法，提高了词的表达能力，开拓了意境。

以婉约为正宗被认为是词传统风格，而苏轼打破了这种沿袭旧传统的清规戒律，以清新警拔的字句，纵横奇逸的气概，锻造他“诗化”的词风。“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说，“子瞻以诗为词”（《后山诗话》），

自宋以来，论词者多从音乐角度来理解“以诗为词”的

涵义，认为“以诗为词”就是指“不入腔”即不合音律。但“以诗为词”的全部内涵，应包括词的内容和艺术方法两个方面。苏词“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题材。另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诗的艺术手法运用到词中去，从而提高词的表达能力。具体有三：

1、运用诗的某些表现手法，如白描、比兴、寄托等，

自由抒写性情。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通篇运用白描的手法，抒发了词人对亡妻铭心萦怀的深挚感情；《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则以孤鸣自喻，寄托了

词人孤芳自赏、不愿与世俗同流的高贵情操。2、在词中发议论、议人生、论古今、谈哲理，正是宋

词好发议论的特点在苏词中的反映。如《满庭芳》（“蜗角虚名”）、《如梦令》（“水垢何曾相爱”）等，通篇都是议论。在一些篇章中，论句更是常见，如“人生底事，来往如梭！”（《满庭芳》）“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等等。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寓人生感慨于景物描写之中而不露

痕迹，与《题西林壁》一类含哲理的小诗一样，清新、隽永，不仅没有破坏形象思维，反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是苏轼以前的词人所没有、也是以后的词人难以企及的。

3、采用宋诗的语言写词。在北宋诗文改革运动中，欧

阳修是旗手，苏轼是主将之一。他们努力学习韩愈，“退之以文为诗”的特点也带到了宋诗里，于是形成了“宋诗主意”的语言风格。在诗中发议论，必然形成“以文为诗”的散文化的特点，苏轼自然也把这一特点带进了他的词中，如他隐括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的内容写成的《哨遍》，就极象散文诗。苏轼“以文为词”，作词便象写散文一样自由灵便，或叙事（如《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五首），或抒情（如《水调歌头》中秋词），或议论[如《满庭芳》（“蜗角虚名”）]，或综合运用几种手法（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尽情思之所及，流诸笔端，真可谓纵横捭阖。

苏轼“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达意”。元好问说：“东坡

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可谓诛心之论。苏轼只求自由地抒写性情，而无意于求文字之工巧，这虽然也有流弊，但却大大提高了词的表达能力，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因而扩大了词的境界，在词的领域中，开拓了一条广阔的创作道路。

第三、把词从音乐的桎梏中初步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

种独立的抒情的文学体裁。词最先产生于民间，后来有了文人词，它与诗的明显不

同是合乐，能唱。苏词从文学的角度来考虑，是为了适应内容的需要而突破形式的束缚，这种标新立异无疑是正确的。这种创新是词的文字生命重于音乐生命的开始，此后，词逐渐摆脱了音乐的束缚，由“娱宾遣兴”的工具而嬗变一种独立的抒情的文学体裁，这应该是苏轼的功劳。总之，苏轼打破了词的旧传统，扩大了词的新内容，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奠定了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的基础，树立了豪放词风。由于苏轼在词坛上独树一帜，开创了与婉约派相抗衡的豪放派。如果没有苏轼举起革新的旗帜，把词从旧的内容和形

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具有较为广阔的社会功能，而让词坛继续充满“绮罗香泽之态”，“任从风前月下浅斟低唱”，历来论词，以婉约、豪放二派并称，“婉约者欲其词情

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徐师曾《文体明辨》）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