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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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历史概况
漯河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在这里定居生息。
贾湖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契刻符号、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将中国文字史向前推进了4000多年,出土的国宝七音骨笛、将中国音乐文化史向前推进了3000多年,贾湖遗址的酿酒工艺、将中国造酒史向前推进了3000多年。
商周时期,漯河小镇就逐渐形成,因滨临隐水(今沙河)故称隐阳城,属召陵县管辖。
南北朝时期,隐阳城改称奇雒城。
《宋书-州郡志》记载:“景平元年(公元423年)魏师南伐,破许昌城,颍川郡治召陵,称南颍川郡。
”颍川郡治,原在阳翟(今禹州),后迁许昌。
北朝魏军攻占许昌城后,南朝宋所属的颍川郡治便设在召陵县的奇雒城,领召陵、曲阳、临颍三县,称南颍川郡。
北朝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撰著《水经注》卷二十一汝水篇中写道:“汝水又东南,经奇雒城西北,今南颍川郡治也,隐水出焉,世谓之大隐水。
”在《水经注》卷二十二颍水篇记载:“颍水又东南,汝水支津注之,水上承汝水别渎于奇雒城三十里,世人谓之大隐水也。
东南径召陵县故城南。
”郦道元曾实地考察了这些水道,其注准确可信。
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字学家许慎诞生于漯河召陵,他编纂的《说文解字》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字典,被誉为“文宗字祖”。
隋朝,把汉代以来的行政区划由州、郡、县三级,改为州、郡两级,南颍川郡遂被取消。
隋炀帝大业年间,将召陵县并入郾城县,奇雒城改名殷城,因它紧傍隐水,隐水又名殷水,城随水名。
《资治通鉴》记载:“唐代平淮蔡吴元济叛乱,曾运杨子院(今江苏义征县南)米,自淮阴溯淮入颍,自项城入殷,输于郾城。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三月,唐军与淮蔡军“夹殷水而军,诸军相顾望,无敢涉殷水者。
”南宋时,为防洪水及土匪侵害,在殷城周围修筑了寨墙,因隐、澧水在此交汇,寨取名源汇,镇取名上口(又名新寨镇),与东边的下口(今周口)镇遥望相呼应。
元代,因沙澧河相汇处,河湾状似海螺,将上口镇更名为螺湾河镇。
《郾城县记》记述:“沙澧二河在镇西北汇流,形似螺,因此名湾为螺,地以湾名。
”《中国地名大辞典》曰:“螺湾河,在河南省郾城县东,名螺湾渡。
”《清一统志》曰:“澧河自县东南螺湾渡北流合沙河,今京汉铁路经之。
”由于这里双河汇流,舟楫便利,东通于海,西达于山,南北陆路畅达,故商旅群集,百货荟萃。
楚汉、冀鲁、山陕商贾,云集于此,进行物资交流。
明永乐年间,郾城知县王季立,曾作《螺湾买棹》诗咏之曰:“沙河东流碧,螺湾汇双河。
舟行此焉薄,估客南来多。
江淮百货萃,此处星辰罗。
木棉茧如雪,收入云间梭。
”由此可见其繁华之一斑。
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山东定陶进士乔迁任郾城知县,认为“螺”字用于地名不雅,遂改“螺”为“漯”。
清末,京汉铁路在这里修建车站,取名漯湾河车站,因名称字多,为便于书写和称呼,省略为漯河车站,漯湾河镇也随之称漯河镇,属郾城县。
随着漯河经济的发展,牛行街牲畜贸易市场的扩大,以及漯河车站的升级,漯河知名度愈来愈高,漯河已为世人所公认。
在这种情况下,1958年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承认“漯”字的第二读音。
《新华字典》、《辞源》、《辞海》等权威字书,也先后相继认可。
《现代汉语词典》注:漯,漯河,市名,在河南。
1948年7月,设立县级漯河市。
1949年1月,漯河市与郾城县合署办公。
同年10月,漯河和郾城分设。
1960年6月郾城县并入漯河市。
1961年11月,漯河、郾城再次分设。
1986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漯河市由县级市升格为省辖市,现辖郾城、舞阳、临颍3个县和源汇区,总面积约2640平方公里。
2004年新的行政区划调整后,辖区由原来的郾城、临颍、舞阳、源汇区“三县一区”调整为郾城、源汇、召陵三区和临颍、舞阳二县。
止2007年底,漯河城区面积1020平方公里,市区建成面积35.4平方公里;城区人口125万人,市区人口34.7万人。
漯河的历史
漯河历史悠久,早在8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
勤劳朴实的漯河人民,为这块土地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和令人叹为观止的古迹名胜。
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在漯河定居生息。
南北朝时,北魏在此筑奇雒城,设南颍川郡。
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建螺湾河镇;嘉靖二十一年,改“螺”为“漯”;嘉靖三十三年,曾名“螺湾店”,是郾城县11个集镇之一,为重要津渡。
清咸丰二年(1852年)修源汇寨。
民国初年改称“漯河镇”,俗名“河上街”。
1948年置县级市,1986年升格为省辖市,1992年被省定为内陆特区,1994年确定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市。
2004年新的行政区划调整后,辖区由原来的郾城、临颍、舞阳]、源汇区“三县一区”调整为郾城、源汇、召陵三区和临颍、舞阳二县。
漯河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城市。
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在这里定居生息。
贾湖遗址发现的裴李岗文化刻画符号、距今已有8000年之遥、将中国文字史向前推进了4000年,出土的国宝七音骨笛、将中国音乐文化史向前推进了3000年,考古发掘的酿酒工艺、将中国造酒史向前推进了3000多年。
商周时期,漯河小镇就逐渐形成,因滨临隐水(今沙河)故称隐阳城,属召陵县管辖。
南北朝时期,隐阳城改称奇雒城。
《宋书-州郡志》记载:“景平元年(公元423年)魏师南伐,破许昌城,颍川郡治召陵,称南颍川郡。
”颍川郡治,原在阳翟(今禹州),后迁许昌。
北朝魏军攻占许昌城后,南朝宋所属的颍川郡治便设在召陵县的奇雒城,领召陵、曲阳、临颍三县,称南颍川郡。
北朝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撰著《水经注》卷二十一汝水篇中写道:“汝水又东南,经奇雒城西北,今南颍川郡治也,隐水出焉,世谓之大隐水。
”在《水经注》卷二十二颍水篇记载:“颍水又东南,汝水支津注之,水上承汝水别渎于奇雒城三十里,世人谓之大隐水也。
东南径召陵县故城南。
”郦道元曾实地考察了这些水道,其注准确可信。
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字学家许慎诞生于漯河召陵,他编纂的《说文解字》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字典,被誉为“文宗字祖”。
隋朝,把汉代以来的行政区划由州、郡、县三级,改为州、郡两级,南颍川郡遂被取消。
隋炀帝大业年间,将召陵县并入郾城县,奇雒城改名殷城,因它紧傍隐水,隐水又名殷水,城随水名。
《资治通鉴》记载:“唐代平淮蔡吴元济叛乱,曾运杨子院(今江苏义征县南)米,自淮阴溯淮入颍,自项城入殷,输于郾城。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三月,唐军与淮蔡军“夹殷水而军,诸军相顾望,无敢涉殷水者。
”南宋时,为防洪水及土匪侵害,在殷城周围修筑了寨墙,因隐、澧水在此交汇,寨取名源汇,镇取名上口(又名新寨镇),与东边的下口(今周口)镇遥望相呼应。
元代,因沙澧河相汇处,河湾状似海螺,将上口镇更名为螺湾河镇。
《郾城县记》记述:“沙澧二河在镇西北汇流,形似螺,因此名湾为螺,地以湾名。
”《中国地名大辞典》曰:“螺湾河,在河南省郾城县东,名螺湾渡。
”《清一统志》曰:“澧河自县东南螺湾渡北流合沙河,今京汉铁路经之。
”由于这里双河汇流,舟楫便利,东通于海,西达于山,南北陆路畅达,故商旅群集,百货荟萃。
楚汉、冀鲁、山陕商贾,云集于此,进行物资交流。
明永乐年间,郾城知县王季立,曾作《螺湾买棹》诗咏之曰:“沙河东流碧,螺湾汇双河。
舟行此焉薄,估客南来多。
江淮百货萃,此处星辰罗。
木棉茧如雪,收入云间梭。
”由此可见其繁华之一斑。
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山东定陶进士乔迁任郾城知县,认为“螺”字用于地名不雅,遂改“螺”为“漯”。
清末,京汉铁路在这里修建车站,取名漯湾河车站,因名称字多,为便于书写和称呼,省略为漯河车站,漯湾河镇也随之称漯河镇,属郾城县。
随着漯河经济的发展,牛行街牲畜贸易市场的扩大,以及漯河车站的升级,漯河知名度愈来愈高,漯河已为世人所公认。
在这种情况下,1958年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承认“漯”字的第二读音。
《新华字典》、《辞源》、《辞海》等权威字书,也先后相继认可。
《现代汉语词典》注:漯,漯河,市名,在河南。
1948年7月,设立县级漯河市。
1949年1月,漯河市与郾城县合署办公。
同年10月,漯河和郾城分设。
1960年6月郾城县并入漯河市。
1961年11月,漯河、郾城再次分设。
1986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漯河市由县级市升格为省辖市,现辖郾城、舞阳、临颍3个县和源汇区,总面积约2600平方公里。
2004年新的行政区划调整后,辖区由原来的郾城、临颍、舞阳、源汇区“三县一区”调整为郾城、源汇、召陵三区和临颍、舞阳二县。
漯河城区面积1020平方公里,市区建成面积35.4平方公里;城区人口125万人,市区人口34.7万人。
史称:“南北朝时,北魏在此筑奇雒城,设南颍川郡。
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建螺湾河镇;嘉靖二十一年,改“螺”为“漯”;嘉靖三十三年,曾名“螺湾店”,是郾城县11个集镇之一,为重要津渡。
清咸丰二年(1852年)修源汇寨。
民
国初年改称“漯河镇”、“河上街”。
1948年置县级市,1986年升格为省辖市,1992年被省定为内陆特区,1994年确定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市。
”
请各位看官注意哈,上文中“民国初年改称‘漯河镇’”简单描述了事实,但是没有交代前因后果,对吧?最令人纳闷的是按说那时候正是战乱时期,为啥民国初年会将漯河升格?
最近俺看了一出电视,讲述中国铁路的故事,看第一集哩时候,心里就一激灵:中国最早的铁路之一是京汉铁路(刚建哩时候叫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讲铁路,一定会讲到漯河啊。
于是乎赶紧把它录下来,看看后头能不能揭开漯河繁华的谜底。
当然,开头一大段是不可能录下来咧,有点遗憾。
果然,在后头,终于讲到了当初规划卢汉铁路和修建过程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秘密,把漯河清末民初的突变隐隐约约呈现出来。
当初设计的铁路线,是沿从北往南哩清代官路,就是从卢沟桥经安阳抵开封而后再经周口南下汉口,现在从地图上看,这还是一条直线。
要知道,河南周家口(周口旧名)在清代不仅是河南四大名镇之一,还是闻名全国的四大军事要地之一(其它三地是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安徽临淮),也是豫东一线扼守京师的门户.规划中的铁路经过周口显然非常合理.而且当时开封还是河南省会,可是为啥铁路后来偏离了省会开封,从郑州(当时叫郑县,县城人口不足三万)经过,南下后又从周口西边一百多里地的漯河经过了呢?这一来不单周口从此以后一蹶不振,直到今天似乎仍然不如漯河繁华,开封也受累无穷,后来竟然把省会地位也丢了.
说起来这一切都只跟一个周口人有关,跟此人短视的家乡观念有关,这个人是谁?呵呵,再卖个关子.
当初设计的铁路线,是沿从北往南哩清代官路,就是从卢沟桥经安阳抵开封而后再经周口南下汉口,现在从地图上看,这还是一条直线。
要知道,河南周家口(周口旧名)在清代不仅是河南四大名镇之一,还是闻名全国的四大军事要地之一(其它三地是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安徽临淮),也是豫东一线扼守京师的门户.规划中的铁路经过周口显然非常合理.而且当时开封还是河南省会,可是为啥铁路后来偏离了省会开封,从郑州(当时叫郑县,县城人口不足三万)经过,南下后又从周口西边一百多里地的漯河经过了呢?这一来不单周口从此以后一蹶不振,直到今天似乎仍然不如漯河繁华,开封也受累无穷,后来竟然把省会地位也丢了.
说起来这一切都只跟一个周口人有关,跟此人短视的家乡观念有关,这个人是谁?呵呵,再卖个关子.
此人正是咱们东边的乡亲袁世凯.大家都知道民国首任大总统袁大头是周口项城人,他在清末已是一言九鼎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兼卢汉铁路北段督办,总督办张之洞负责南段,就是粤汉铁路。
但是由于规划铁路的时候正是义和团运动之后,建铁路的主要目的又是运兵,这与当时中国的命运密切相关,无论是甲午风云还是马尾海战,中国失败不能不说是败在救兵不能及时援助战地导致哩,所以当时的洋务派认为不建铁路无以救国.
可是如果铁路建成,那么铁路两边的地方很可能就成为战场,加上当时中国军队纪律废驰,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老袁担心铁路经过周口,必将祸害他的家乡,而他又是个家乡观念极端保守之人,从时候的俗话"会说项城话,便把洋刀挂"便可略见一斑,于是袁某人便以一己之私把铁路规划方案改了道,往西偏移一百多里,远离他的家乡.
这一改,从现在看,便宜了漯河郑州,耽误了周口开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斯言信矣.
前面做了许多铺垫,真正跟漯河有关系的其实就在这一集里.大家仔细看看吧.
一百年前的郑州,不过是郑县县城,人口两万多,就跟二十年前的郾城差不多,从各个方面讲,都不能跟河南巡抚衙门所在地开封相比,开封是当时的河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那时候的漯河,就是一个由螺湾大车店慢慢发展起来的叫源汇的小土寨(依俺的分析,古代的奇雒城不是现在的漯河,应该在现在沙北),东起五一路旁边的寨河沟,西迄南大街,牛行街是寨墙外的牲口市场,北近东大街,南靠民族路.当时人口撑死说,也就几千.
由于1904年铁路开通,漯河名声渐起,成了真正的水陆码头,东接西华鄢陵扶沟周口,西引郾城舞阳,逐渐取代了周口贸易集散地的商业地位.前头说过,在此之前,周家口可是豫东最大的商品、货物贸易集散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可是由于铁路这一现代化运输手段的运用,周口就随着漕运的衰落而无可挽回衰落咧,而且一败至今(从这一点看,谁说漯河将恢复河运,那那简直是倒退.现代高速公路早就取代东西向河运的历史地位咧.呵呵).这都是袁项城心灵深处私字一闪念造成哩恶果.当然,作为漯河人和许昌人还有郑州人,应该深深感谢袁大总统.
有人说要恢复漯河的水运,因为水运成本低。
呵呵,河运的成本低廉,那是相对在没有铁路和公路之前,它一是能够相对大规模运送物质,二是比轿抬人扛速度快,一百多年前,中国的运输手段跟过去几千年比,基本没有啥大变化.有句老话说:一封家书抵万金.这不光是形容书信内容宝贵,更多哩是强调送一封信到远方有多难.电视上说啥八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一人四马换着骑,那是皇家哩专利,邮传驿站是官方哩专属工具(如果大家感兴趣,有机会再给大家讲讲中国的邮递历史,呵呵),白说平民百姓就是商家大贾也无缘使用.那时候送信只能靠熟人带,不知道等多久才会有人刚好到你家亲人所在地去,路上还要历经艰难走上半年一载,所以要是能接到一封家书,那可真是贵如黄金.这说明陆路之不便和昂贵,所以水运才会应运而生,成本才相对便宜.
公路和铁路开通以后,蒸气机带动哩"数千年之大变革"真的来临咧,运输手段彻底改变,这是力量与速度的较量,谁跑得快,谁运得多,谁优胜.
力量与速度不说,河运,还受到一个先天制约,就是水量大小直接影响运输能不能成行.丰水期与枯水期哩差别,咱漯河人都知道.呵呵
自从1904年卢汉铁路通车后,沿途停靠站都或多或少得益不小,尤其是那些本来就水运畅通的地方,这是因为火车
运来的东西还要往四处输送,在公路尚不发达的时候,水运就有承上启下的优势,比方咱漯河,过去南北方向通过官道抵
达周口的货物(天津港或者九省通衢之汉口是当时最大的物质中转站,海运江运都非常发达,河南需要的物质,在此二地
登岸占大部分),这时候就会先通过铁路运抵漯河,然后再依靠沙河东下,这比完全从陆路运输快捷迅速多了.再加上上游郾城等地的需求,不几年下来,漯河的地位日益重要.
到辛亥革命的时候,铁路已经开通七年,螺湾河车站已经闻名遐尔,所以民国初年升格为镇也就势所必然了.此后,军阀混战,各个山头招兵都是在靠近铁路的地方进行,一般在铁路周边百里以内,方便运兵列车输送队伍.在漯河站穿上二
尺半的名人可真不少,最具威名的有两位,东面是吉鸿昌,西面是粱冠英,都是冯玉祥在这一带招的兵.这些当兵的人,在
部队发达后当然还是以乡里为念,他们自然会把响铛铛的袁大头在最靠近自己村的"相当大的城市"里添置恒产,借以光
宗耀祖,加上过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他们会在自己家乡办学兴利.这些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又要往城市谋发展.这都是漯河日后逐渐壮大的基础.
漯河教会历史
(一)教会在动荡中
1947年解放战争,捷报频传,漯河郾城一带地处中原,水陆码头乃兵家必争之地。
久经拉锯式的战斗,自然教会也蒙受了一定的损失,学校停办,医院关门,人员疏散,主楼被焚。
1947年底,华中联会决议:医院及护校合并到东湖医院,学校也合并到东湖三育中学。
专派汪和仁、艾柔克两位牧师来漯,安排搬迁事宜。
这样,黄子克院长、曹森元副院长、顾文安护校校长、手术室主任于景芳夫人、湛育轩司库率领部分职工二十余人,前往武汉,但一路屡遇战斗,经过四十余天的波折,方抵武汉,感谢天父的眷顾。
漯河教会由汪静波、张振海二位牧师负责主持,医院改为门诊部由马同立负责,学校方面由刘学敏教士、武荣光教士负责,后又有人事调动如汪静波牧师、刘学敏教士、冯成胤司库、毛道生牧师分别调往武汉、重庆等地工作。
1948年,漯河完全解放,形势得到稳定,河南区会及所属教会堂点也都逐步恢复正常的状态,圣工又得到顺利发展。
1950年,华中联会派王雅岗牧师担任河南区会会长,湛育轩为区会司库,曹森元任“河南郾城卫生疗养院”院长,一切都转入正常。
1951年,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的热潮,中美关系完全断绝,国务院宣布冻结美在华的一切资产,政府人员就派人到教会,对其所属医院学校、资产登记造册,进行接管。
因当时王牧师在上海开会,故由汪牧师、曹院长、张校长出面与政府人员联系。
教会处在严峻考验的时刻,主内同工流泪恳切地祈祷,求主指引安排。
结果医院由政府接管改作市立医院,学校并
入市内中学、小学,财产、房屋全归国家所有,人员也由政府统一安排任用,教会保持有礼堂,后来礼堂也归医院使用,教牧人员被安排到漯河车站安息日会教会中居住礼拜。
1951年夏季,学校学生以各种原因,将矛头指向张校长,政府支持学生的行动,后以崇洋媚外、奴化教育等罪名,张校长被判劳改五年。
1978年才平反昭雪,后安排在漯河市源汇区教师进修学校工作。
(二)对自立、自养、自传的尝试
1951年王雅岗会长从上海开会归来,传达了在新形势下教会今后发展的方向,就是自立更生、独立自主,割断差会经济,自己努力义工传道,用中国的方式办立教会,教会同工对这骤然变化,在精神上、才能上、物质上都没有足够的准备。
在停发工资后,只有各自寻找生活出路。
也有离开教会的,也有坚持聚会传讲主道的,河南区会也迫于解体。
1952年,河南区会只剩下区会总干事侯树萱牧师和湛司库两家,聚会人数近百人,他们也搬到漯河车站大新街教会,坚持自养、自传,接待信徒。
坚持安息日,开堂敬拜,仍坚持安息日学及证道。
自养确实不易,生活维艰,他们不得不靠卖奶、蛋维持生活,但靠主加给的力量,坚持了下去。
1953年,在舞阳县传道的张煊牧师也撤回漯河,教会又有起色,边自养边传道,也摸到一定的经验。
1966年6月文化革命开始了,教会又是首当其冲,教堂被封闭,也将神职人员赶出了教会,不准住在教会院里,教牧人员及忠心教友都被列入批斗对象,不少被抄家、被游街,任意污辱。
礼拜堂被当作街道缝纫加工厂,教产被没收,由房产局管理,一些设备、医院任意拆毁,侯牧师被遣送回家,张煊牧师因身体不佳,安睡主怀,教会完全取消了宗教崇拜。
(三)仍有微弱的灯光
信徒为主的缘故虽遭种种迫害,但独一救主,仍牢存在心中,虽苦犹乐,常记主的宣训:“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心中常思念主的救恩,仍感谢赞美他,在可能的条件下仍三三两两在一起谈论真理。
没有圣经,就凭记忆讲主的故事,主仍与我们同在,仍在关心他的教会。
张煊牧师的妻子与崔富英和其母亲,就不断在一起祷告、聚会。
另有一位原教会医院的老木匠,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名叫任左治,虽然文化有限,但在基本信仰上尚清楚明白,他就领着一小群信徒,在家聚会谈道。
这微弱的灯光,也照亮了不少人,直到教会复兴,真是上帝忠心的仆人。
在快离世时,他把信徒介绍给武荣光教士。
(四)复兴的教会
“四人帮”垮台了,政府各项方针政策,也得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也在逐步落实,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得到解放。
在圣灵的指引下,原本会传道人武荣光教士,毅然站起来,主动担任起牧养圣工。
四面八方信徒很快聚拢在一起,就在他的家里,恢复了安息圣日的敬拜,屋里院里都坐满了听众,市里来的、远乡来的经常到他家听道,有远乡人在他家一住就三五天,他都不厌其烦的乐意接待,很快周围农村建起十几个聚会点。
每逢安息日有武荣光教士主讲,也有王保罗、刘永昌讲(后因王保罗是郾城大新店人,离漯河三十多里,来往多有不便,就在本乡建立了教会,不再到漯河聚会,后来也传福音到各处,又建立了很多教会、聚会点)。
形势一片大好,福音工作日渐兴旺。
1981年,漯河市宗教局将原本会大新街教产归还了一部分(礼堂五间及三间住房),供基督教会共用,同时也召开了第一届“三自”爱国委员会,我们参加的代表为武荣光教士、刘永昌医师、崔富英、郭莲、杨秀雨五位。
同时,也拨款将教堂内部进行整修,装备了桌凳、灯光、电扇、扩音、风琴,可容纳200多人,在院里也搭起简易棚,又能坐数十人。
每次聚会都为爆满。
1983年5月份,武荣光教士率领崔富英、杨秀雨、孟玉珑到武汉市,访问了原华中联会会长沈天然牧师,根据河南圣工需要,按立了武荣光为牧师。
后来郑永乾、李明道、王溢中三位牧师来漯访问,与武牧师交谈数小时,了解教会情况,这里教会在教义上完全纯正,也相信怀爱伦为先知,故按照本会规程,也都认可武荣光为牧师,执行此圣职工作。
这段时间(1981—1988年),武牧师领导大家作了几件事:
1、曾当众(星期三下午祷告聚会)按立为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