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令文化及其衰微

中国酒令文化及其衰微

【财新网·Enjoy】酒令是一种在酒席宴上，众多饮者按照一定规则和次序进行饮酒的游戏。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会饮游戏，酒令行使起来犹如赌赛，输家不免多饮，胜者也有赏爵，但目的是使在场者意兴阑珊、极欢而散。由于传统酒令规则严密，游戏参与者莫不严肃以待，形式如同朝堂行政，故而酒令亦有“觞政”之称。汉代向《说苑·善说》中云：“（战国）文侯与大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为觞政。”也有“觞令”、“觥令”等别称。行令程序也相当严格有序。座客之中提议或主持行令的人被称作令官或令主。令官还有很多别称，如觥录事、觥使、瓯宰等。令官要先饮一杯令酒，之后提出行令，限定题目、形式和要求，以及罚酒规矩等，此谓“出令”。出令后一般由令官起令，即由其开始行令，也有掷色子决定由谁起令。起令之后逐个行令谓之“随令”。一人行完一轮酒令称作“完令”，所有参与者形令一轮是为“收令”。收令之后也可以重新开始。行令期间，被对手胜出者、无法完成酒令而犯令者均要受到罚酒之“惩”。酒令及其别名皆突出一个“令”字，蕴含了命令、秩序、规则的意义。“酒令大于军令”（故事见《史记·齐悼王世家》），是所有饮酒者对酒令规矩的一致尊崇。因此有人将酒令的起源追溯至西周初年的《尚书·酒诰》，并非毫无道理。《史

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形象地描绘出纣王狂饮滥食的荒淫生活。其实不仅商代的亡国之君沉湎于酒，就考古资料而言，有商一代的贵族阶层无不嗜酒好饮。殷墟的商代晚期贵族墓葬中，各式各样的青铜酒器成为随葬品的大宗，而且酒器的数量、尺寸成为彼时贵族等级的标识。商人对饮酒的酷爱被取而代之的周人视为亡国之举。因此，灭商及平定“三监之乱”后不久，摄政的周公便对改封于卫的康叔进行“近代史教育”。在一番训政言论中，周公将商朝灭亡的原因完全归结为嗜酒，“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同时他引用周文王的遗训告诫康叔：“有正、有事，无彝酒；……饮惟祀，德将无醉。”（《尚书·酒诰》）就是说，我周朝的大小官员不能经常喝酒，饮酒是为了祭祀的需要，并且不能饮醉。根据后人的理解，周公所作的《酒诰》不仅是对康叔一人的告诫，而且是作为周朝既定的国策向统治区域发布的正式文告。西周时期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周人在墓葬中随葬的酒器数量较之商代大大下降，祭祀中用以盛装肉食和粮食的鼎、簋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酒诰》就像一道禁酒令（或节酒令），在一夜之间转变了人们对于饮酒的观念。含有酒精的饮品具有致幻功能。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致幻剂（包括酒精、鸦片等）是进行巫术活动的重要道具。巫师们凭此沟通天地人神。这或许是以巫礼立国的商朝贵族嗜酒

的重要原因。而重视宗法和礼制的周人则并不依赖酒精，在“乡饮酒礼”、“宴礼”、“乡射礼”等以会饮为主的场合，周礼对饮酒的次序、数量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并世代遵守。从而也就不难理解他们对酒的节制甚至是反感。商周之际的变革给后人对酒的理解开创了新的式，即酒给人带来的愉悦是需要节制的，后来孔子将这一道理上升为一种普遍原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当饮酒的、巫术和礼法功能逐渐消退，其娱乐功能成为主流，对于饮酒的节制性规也相应发生变化。毫无乐趣可言的周礼退守到宗庙祭典一隅，在觥筹交错与酒光灯影中，既有规则又以助兴为目的的酒令成为侑酒的不二之选。与混乱无序的滥饮相比，在游戏规则下的依次饮酒更加令人欢畅。作为游戏的酒令最早的形式是投壶。投壶之戏流行于东周汉，其形式是双方对垒，是将箭在一定距离外掷入壶中。由于壶口窄小，若想在数步之外准确投中具有相当难度，自然成为分定胜负的游戏。《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晋侯与齐侯会饮，席间便有投壶游戏。投壶可能源于周代的“射礼”。射礼由“乡射”、“大射”两种级别的射礼组成，其目的是“教民习战”，同时也有选拔贵族子弟入仕的“选举”功能（先儒学教育课程中有“射”一科，其源来自射礼选拔人才的功能）。射礼一般在学宫举行，其程序大体是将射者分成两队，分别射靶，以中靶数量计算成绩。射礼一般伴随着乡饮酒礼、燕礼等酒

会，射箭成绩的高下不仅有物质赏罚，而且往往成为饮酒的标准。由此可见，投壶是射礼的简化形式，且早已剔除了“选士”的政治功能，演变成仅仅是侑酒的游戏。酒令分类随着时代的演进，酒令的种类和花样越来越多，以至于不胜繁举。清人俞敦培的《酒令丛钞》将酒令分为古令、雅令、通令和筹令四种。但观其书，所分四类中古令与其他三令多有重叠。后人也有按照具体游戏规则将酒令细分成三百余种。今人王仁湘先生在中国饮食文化研究领域建树颇丰，他将酒令分为筹令、雅令、骰令、通令四类。此一分类较之以往更加科学。但是其中的筹令、骰令和通令之间的相近之处颇多，而雅令却与上述三者差别较大。因此这一分类仍未臻善。王宝明先生的分类体系也是四大类，但真正涵盖酒令游戏的是其所谓的“语言文字形式的酒令”和“游戏形式的酒令”两大类。这一分类看似粗疏，但最大程度地区分了酒令的性质。从各家的分类不难看出，酒令存在着两大基本形式：一为借助工具进行游戏，一为纯粹的语言文字游戏而无需借助任何工具。其中以前者类目众多、形式繁复，大体可分为筹令、骰令和通令三种。所谓筹令，就是以抽签的方式决定饮酒者，所抽之签即是酒筹。酒筹上会预先写有饮酒准则，其语言有用经典文献、小说戏曲人物、历史人物等，也有自然景物，但无不以成系列为标准。1982年，丹徒丁卯桥一座唐代银器窖藏被发现，其中出土了一套银质涂金

酒筹。这套酒筹包括令筹50枚、令旗一面、令纛杆一件、龟形筹筒一件。令筹上錾刻令辞均出自《论语》章句，如：一箪食、一瓢饮自酌五分。敏于事而慎于言放。（即不需饮酒）食不厌精劝主人五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录事五分。……丹徒所出酒筹属于典型的经典章句类。上举《酒令丛钞》在《筹令》目类下有“红楼人镜”、“水浒酒筹”、“西厢记酒筹”、等条，显然是以小说戏曲人物作为令辞；而“饮中八仙令”、“无双酒谱”等则是历史人物。中国的传奇小说出自传统史传文学，喜好塑造群体形象。读者耳熟能详者如“十三太保”、“八大锤”、“金陵十二钗”等，其实脱胎于《后汉书·党锢列传》中的“八俊”，《元史》中的“四狗”等历史叙事。正因有此“群体形象”（无论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才使得这类令筹的令辞各具特色又互有联系，游戏起来妙趣横生。筹令中最著名的则是小说《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的一则。该回描写宝玉过生辰，众姐妹和随侍丫鬟夜聚怡红院为其庆生，由于参与者多数是文化程度较低的丫鬟，所以就采用雅俗皆宜的筹令作为行酒助乐的游戏。小说写道：“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签筒来，里面装着象牙花名签子。”在作者的妙笔安排下，牙签令辞以花为名规定抽签者的饮酒方式及数量，既符合“群芳夜宴”的身份与氛围，又在令辞中隐含了在座者的未来命运。骰令是指以投掷骰子行令饮酒。相传三国植首创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