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视界融合”视角下的翻译活动主体间性

伽达默尔“视界融合”视角下的翻译活动主体间性

一、翻译活动的主体间性一个译本就是一个时代创造的偏见，好的、严肃的译本应是该时代认可的合法的偏见。译者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解读和翻译原文，服务于特定的目的，因此每个译文总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要否定自己，然后才能确定自身。翻译最根本的问题，也必须以达到理解为目的。而要在翻译中达到理解之目的，就“必须以确立作者主体的可认知性为前提” [1] 。译者要“尊重”原作并要对原作“负责”，这里借用的是现代阐释学关于主体间关系的“宽容”与“能动”观点。这里的“尊重”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保留原文的特质、气韵、风格等；二是要在目的语中进行再创作，以丰富、拓展、延续原作的生命[2] 。考察翻译活动，探讨翻译的本质，不能不关注译者、作者与读者的相互关系。特别是文学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作者、译者与读者三个主体，不是孤立的主体，而是以对方存在为前提的一种共在的自我。

翻译是一种对文本意义进行解释的主观过程。因为意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物，是读者通过文本的中介在与作者的对话过程中生成的，是在主体间的互相作用过程中生成的。哲学阐释学所说的理解，也就是“对意识的意识，集认知、评价和审美于同一过程。这与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的“理解活动是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的融合”的“视界融合”概念吻合[4] 。因此，文本的结构有召唤

性，解释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阅读将文本具体化，使理解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性。解释者解读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原作者意图，而原作者创作的目的是为了被理解，为了将两者统一起来，伽达默尔提出了“视界融合”观点。

二、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与翻译思想

“视界融合”是伽达默尔三大哲学解释学的原则之一。伽达默尔反对传统解释学对文本原意只有“唯一正确”的理解。他认为，传统解释学中的客观主义努力追求对文本作者本意的迷信，而没有看到人类理解的历史性[5] 。这种历史性就使得对象文本和主体都有各自的历史演变中的“视界”，因此，绝不可能有真正封闭的视界。理解者和文本固然都有各自的视界，但理解并不像传统解释学所要求的那样，抛弃自己的视界而置身于异己的视界，这是不可能的。伽达默尔主张，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的对象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

三、“视界融合”视角下的翻译主体间性活动既然前理解包括了理解主体的一切精神要素，我们对文本的理解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价值观念、知识经验和情感因素等。因此，前理解其实也就规定了理解的视界。如果没有过去，现在视界就根本不能形成。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视界的融合过

程，而这些视界总是被我们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前理解规定了理解者的特殊视界，是理解者在进行理解前的社会文化语境所造成的

不同理解者的不同社会文化心理个体。这种社会文化心理个

体的不同在理解活动中具体表现为理解视角和切入点选择不同，理解的视界的深度和广度不同，理解的偏好和侧重点不同，对文本的期望不同。然而，要实现翻译视界融合并非易事。不言而喻，视界融合的过程也是视界碰撞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用一种视界代替另一种视界，而是必定同时包括两者的差异和交互作用，即“传承的运动和解释者的运动的内在的互动”。

四、结语

综观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解释学思想，可以看出，他强调理解不是对文本的简单复制，而是一个创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解释者试图理解作者的原意；同时，这种理解受当前历史条件的制约，作者的初视界与解释者的现视界相互融合，达到一个新的视界。一个译本就是一个时代创造的偏见，好的、严肃的译本应是该时代认可的合法的偏见。由于历史性的约束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永远无法完全重合，文化过滤现象也不可避免。对原文本的绝对复制是不可能的，同时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去衡量译文也是行不通的。译者必须在充分尊重文本的基础上，巧妙灵活适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使译文具有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