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研究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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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媒介机构的不同视角
媒介机构的定义:
1、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商品的工业或公司
2、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大型组织实体和结构
将媒介机构当作工业意味着将其置于经济环境中解读,媒介产品就是在利润最大化的名义下满足一系列特定条件的商品。

将媒介机构看作更广义的社会机构,在这个意义上,机构更加永久性地构造我们文化的机理。

媒介机构的批判视角:
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所有权和控制的视角:“结构/决定”、“行动/权利”视角
媒体政治经济学:认为工业的经济结构直接影响媒体内容的表达,并最终可以决定它们是否能被生产出来。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媒介机构:以流行音乐工业为例
、公共服务广播和市场
英国广播的发展
区别于美国广播的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组织方式,英国的广播被当作另一种公共设施。

而凯文·罗宾斯和弗兰克·韦伯斯特认为政府要施加的是一种影响而不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实体。

早期英国广播的核心人物约翰·雷斯,对公共服务广播想法的核心是广播能够协助提高并维持高尚的社会文化标准。

西摩尔-乌尔认为的公共服务广播六大原则:垄断、政府控制、委员会、国家利益、执照税、普世性服务。

对BBC垄断的挑战与对公共服务广播的挑战,认为广播应该满足社会中各类群体和利
益的需要,而不是成为道德领袖。

减少管理给广播理念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原来被当做广电业者应该提供给公众的公共服务的信息现在被当做市场中的商品。

放松管制和消费者选择
市场的分化只不过为已经存在的产品的重新包装和销售提供了空间。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广电业者只是得以从已有的节目中继续赚取利润。

未来:对变化的反应
尼古拉斯·佳南认为有必要对公共服务广播的理念进行维护,同时要反思公共服务的含义。

而伊昂·科奈尔反驳其观点太负面和悲观,并强调商业广播并不一定像想象中反动和意识形态化。

、媒介专业主义与运作规范
专业人员的定义
媒体从业人员很大程度上被质疑他们专业主义的光环。

菲利普·埃特列认为媒体从业者们与工作相关的日常任务变成了专业行为是矛盾的。

专业实践与新闻制作研究
调查显示“客观”的新闻采集人员只是一个神话,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不论记者要报道的是什么内容。

制作的政策环境以及对地方新闻观众的估计都影响了对新闻节目的构建。

专业主义与政治冲突
以北爱尔兰问题报道为例的研究对报道者和报道内容保持距离的说法提出了疑问。

施莱辛格认为政治事件报道者为了尽可能贴近政治家的价值观可能成为他们的应声虫,这与新闻职业而这矛盾造成了记者的困境。

、独立媒体
媒体结构
1、绝对独立意味着一个媒体组织对生产、发行、放映都有控制权。

2、在英国控制了生产、发行、流通三个领域的公司的例子是佳能电影。

而它简短的整合行为由于错误的投资而失败了。

3、英国电视:20世纪90年代的广播法案要求BBC和ITV播放内容须有25%以上来自独立制片公司,尽管它们不受BBC或ITV管理还是要尽量制作出能够在这两家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其结果就是它们的风格在无形中向主流媒体靠拢,无独立性可言。

社区广播
社区广播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英国发展起来,这些地方电台致力于代表其听众的利益并试图独立于当代媒体世界中的经济巨头,以布莱福德社区广播为例。

独立电影
1、由于在电影发行和放映的关系中,权利在发行的一边,而因为非独立发行商实际控制着市场,导致不管电影院多愿意放映独立电影,没有发行公司它们就无法放映这些影片。

2、独立媒体机构的典范《潜流》:它的新闻报道来自社区组织等,其中许多节目是由社会抗议人士拍摄剪辑的,不是主流媒体新闻的视角和目标,所以呈现抗议特性。

此外它的独立性还来自它通过订阅和专业书店出售的发行体系。

、媒介受众的概念化及测量
电视时段安排
对商业电视来说,电视时段安排与他们向广告商提供具有特定特点的受众资料的需要相关。

通过固定时间段的节目安排来期望受众不断回到熟悉的时间和频道观看节目,并且根据受众类型安排广告的播放时间段实现商业目的。

测量媒介受众
受众分化导致市场分化和细化目标,正因如此受众数据调查必不可少。

测量机构专门负责测量媒体受众数据如BARB、RAJAR。

托莱曼总结了五种调查广播听众情况的数据收集技巧:系统性回忆、日记法、一般习惯、随机访问
实践中的英国广播调查发现数据收集要不断变化以适应环境,同时托莱曼指出任何改变都会有它的毛病,分散调研和集中调研都有问题。

、媒介对受众群的影响效果研究
效果研究的目的:检验媒体内容是否对受众产生效果,确认媒体对受众产生效果的各方面动因包括政治经济背景社会因素等。

效果学派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皮下注射”模型代表了刺激—反应观点的大众化表述;1995年卡茨发展出“两级传播”的模型认为意见领袖和人际关系在媒介信息与受众之间起到作用;克拉帕的“有限效果说”通常被认为研究第二阶段后期的主要观点取向。

效果研究的局限性:将人作为孤立的个体,忽视了社会权利结构的作用。

而造成这个趋势的原因之一是可能许多效果研究项目都是由政府机构赞助的,它们希望维护现存体制。

使用与满足理论:核心前提是当媒体消费者读广告、看录像或者读报纸的时候,他们只是在满足已经存在的需要。

受众不是等待被媒介信息填充的空容器,相反,他们选择自己想听和想看的内容
局限:这个模型没有考虑媒体的内容,只关注个人使用与满足理论。

5、90年代效果研究的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末期公众中有关媒体的主要论题表明效果传统是了解受众如何理解媒体文本的主要视角。

、媒介消费的社会环境
近期文化研究的三个关注点:质疑媒体对受众产生直接影响的观点;关注受众消费媒体文本时活着的文化环境;技术在家庭环境中使用时涉及的文化权利问题。

文化研究视角发展的社会背景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霍尔、莫利和布兰斯顿以《荧屏》为例发展出不同的对受
众的看法。

他们反对主流文本必然将意识形态强加给受众的观点,并试图证明受众并不必然接受文本提供给他们的视角和立场。

文化研究对文本威力的质疑
a.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解读者有可能制造出三种解码方式或立场:主导的、妥协的、反抗的。

b .《全国》调查:莫利的研究最重要的部分是发现受试者的社会经济背景并不一定决定他们的解读方式。

文化研究转向对生活情景中的媒介消费研究
20世纪80年代之后,评论家开始对尽可能接近受众的日常世俗视角,一些作者借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来进行,他们分析了社会秩序影响情景中的和生活中的消费行为的各种方式。

多罗斯·霍布森研究了媒介对于那些处于家庭环境中的作为家庭主妇的工人阶级女性意味着什么。

他认为她们对于媒体的使用不完全出于独立的个人喜好,她们使用意义时所处的生活背景是镶嵌在更广泛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中的。

媒介接收与技术中的权力关系
在发展的每一阶段,新技术的出现都要面对家庭环境中业已形成的性别权利关系。

而家庭技术上的性别意义也扩展到了像录像机这样的媒体技术中。

、少数群体受众与媒介
少数群体的概念:丹尼·桑德斯指出少数群体是缺少某种权利的群体。

黑人女性作为文化解读者:
以电影《紫色》为例,杰奎琳·波布认为由于黑人女性的文化经历和接触文本时动用的社会知识,她们对电影的解读是反抗性的。

这也证明文本的意义不能仅仅通过分析它们在形式上的特征来确定,而不考虑受众的解读过程。

性取向少数群体与媒介:拉里·格罗斯指出,同性恋者经常被当做是对事物的正常秩序和所谓的主流社会正常规则的威胁。

将性取向少数群体当作一种威胁,又导致媒体对其有特定的再现方式。

这些再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既影响了整个社会对这些群体的看法,也影响了这些群体内部的成员对自己的看法。

明星形象与男同性恋者:理查德·戴尔对朱迪·佳兰德的分析表明明星人格和好莱坞影星的形象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方式,这使得少数群体得以从对立的方式来利用和解释这些形象,同时说明内容生产者的意愿并不一定能控制他们构建出来的文本意义。

追星族与追星文化:亨利·詹金斯认为实际上,真正的控制权在更有权力的媒体机构手中。

、新技术与媒介受众
技术与社会:
雷蒙·威廉姆斯指出两种研究技术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视角:“技术决定论”、“症候性技术论”,并指出机构的利益取向,以及这些机构对新技术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技术如何被发现。

他认为技术发展有赖于社会中有此欲望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权利。

彩色电影的发展:
以“泰可尼色彩”为例,说明彩色电影用了很长时间才在好莱坞普及的核心原因是需要迎合已有的现实主义观念。

布莱尼甘列出四种电影历史的写作视角:“探险”、“技术”、“工业管理”、“意识形态”。

他颠覆人们历史自然发生而历史学家只是将其记录下来的常识,我们不应忽视媒体的历史以及媒介技术的发展史反映了作者的立场和视角。

媒介技术与个人
新媒体技术可能颠覆我们对特定媒介外形的固有形象。

凯文·罗宾斯挑战了赛博空间将个人从现实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观点,对将其当做“后现代时代的乌托邦”提出疑问。

任何新技术对其对使用它们的社会带来的冲击的分析,都要承认影响它们的应用方式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第十七章、媒介消费与社会地位
考察地位性消费的两个维度:社会地位常常通过对某种媒体技术的使用显示出来;社会地位还能通过媒体和媒体内容再品味上的等级显示出来。

关于消费与社会区分的理论:
玛丽·道格拉斯和拜伦·依史尓伍德认为,对消费品的分析必须置于它们被选择、使用和交换的特定文化背景下;商品及其与消费者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有赖于以正确和内行的方式消费它们。

皮埃尔·布迪厄的研究延展了品位是由社会定义的观点,但他认为指导购买和消费产品的品味等级与一个社会中的阶级分层密切相关。

媒体技术、品位与社会地位
布兰斯顿和里尔的研究关注人们在家庭中的品味,他们认为尽管品位可以被看作个人选择,实际上是一种深层的社会现象。

布兰斯顿对新闻媒体的分析着重讨论媒体如何表现不同阶层有关新技术的价值观。

、20世纪90年代的公众参与
日益增加:20世纪末期,媒体节目策划中越来越多使用受众参与作为资源特别在广播和电视领域。

非虚构媒介中三种受众参与的类型:插播与观众互动的片段;完全由受众构成;节目中有现场观众的参与。

媒体生产者得到的利益:尼古拉斯·佳南指出发行是媒体和文化工业最大的盈利部门,发行商拥有第一轮播放的版权,二第一轮是最吸引人、最盈利的一轮播出。

谈话节目对在资本主义环境下运作的媒体工业的两大利益:低生产成本和巨额利润。

谈话节目的意识形态后果
从乐观的角度看,这类节目好像提供一系列重要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可以认为商业化后它降低了广播的质量,牺牲了专家意见。

媒体成为新的公共领域。

卡兰认为,市场导向的媒体根本无法满足一个民主社会对其媒体提出的要求。

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认为媒体的自身利益在于为了利润而分割受众市场,培养出在离散文化中的个体所组成的社会。

缺陷是他的描述认定受众为没有批判能力的傻瓜的陷阱并受到女性主义者持续的批评。

沙图克认为像《奥博拉访谈》一类的节目在结构上也有激进性,因为它们拒绝以嘉宾专家提供的结论作为节目的结尾和总结。

而就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可以乐观看待谈话节目是因为许多将公众作为资源的节目确实符合真正公共领域的一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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