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思维模式看汉语句法结构

○高颖婷（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54）［作者简介］高颖婷，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研究生。

从民族思维模式看汉语句法结构【摘要】每一个民族的语言特点都与本民族的思维模式密切相关，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体现在他们的语言特点上。

本文从汉语的语言形态、主体性和客体性、语序三个方面，探讨从中体现的汉民族思维特点。

【关键词】汉语；民族思维；句法结构德国心理学家冯特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词汇和语法能够反映它的民族心理,其中主要包括其民族思维习惯,它限制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转引自陈建民1999:205)。

语言既是思维的主要载体,也是思维的主要表现形式,而思维又是语言的内涵和过程。

作为语言最基本单位之一———句子,其结构形式又受到思维方式的制约。

任何民族的思维模式都是在长期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重要工具。

语言与思维固然不同,但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正如萨丕尔所说,“语言,作为一种结构来看,它的内面是思维的模式”(申小龙,2000)。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思维外化的载体,而思维又决定语言。

思维方式不同必然影响表达思想内容相应的语言形式的不同。

汉民族倾向于形象思维、整体思维、主体意识,这在汉语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汉民族思维模式汉民族在东方辽阔的土地上经历了上下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过着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

在这以伦理维系的农业社会里,华夏民族逐步发展了一种阴阳互补式的思维模式,蔡钟翔(2003)将其总结为“两极兼容”，从阴阳出发,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有如下特点:第一,整体结构封闭,呈静态稳定状。

两元素左右上下和谐对称,错落有致。

第二,两元素分裂不明显,界限模糊,可谓两极世界中此中有彼,彼中有此。

第三,两元素相互依存,彼此共生,功能互补。

二、从语言的形态看从语言形态来看，汉语属于非形态语,词形语序缺乏变化,句子的词法、句法和语义信息主要不是通过形态变化来表现,而是以意统形,通过语言环境和语言的内在关系联系在一起,语法呈隐性。

有些语言学家称之为“意合法”。

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洪堡德在《论语法形式的特性》一文中说:“在汉语句子里,每个词排在哪里,要你斟酌,要你从各种不同的关系去考虑,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的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所以这一纯粹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语法。

”这是由汉语的表意性和语用特点决定的。

汉语以达意为主,追求语句各意群之间成分的内在联系。

如下面的一段话:原文:午后便步行至鹊华桥,雇了一只小船,荡起双桨。

朝北不远,便到了历下亭前。

止船进去,入了大门,便是一个亭子,油漆已大半剥蚀。

亭子上悬了一副对联,写的是:“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在这段话中,没有一句有主语,段中看似语句零散,实际上是以神统形,浑然一体。

汉学家王力先生曾说过：“西洋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中国语法是软的，富有弹性。

……所以中国语法以达意为主。

”（陈安定:5）。

同样的例子可见于元代马致远的散曲小令《天净沙·秋思》的前面几句，例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它们全部由名词简单地排列而成，没有任何连接词。

这说明汉语句子的“意合”特点在古典诗词中表现得同样突出。

三、主、客体的问题中国古代哲学讲究“天人合一”,认为“人为宇宙主体”,采取主体思维方式,因此汉语句子习惯以人为主语。

“天人合一”讲的是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统一的关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这个人与物的和谐关系中人起主导作用。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研究天人关系时既要考虑天道对人的影响,也要以人为本,重视人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

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

”表明了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必须强调主体意识,以人为出发点。

汉民族心理中源远流长的主体思维方式,在其语言形式上的表现就是句子习惯以人为出发点来观察世界,从自我出发来叙述客观事物,以人或有生命的物体为中心,展开话题,因而行为动词的主语常常仅是指称人的词。

例如：（1）我们要努力学习才能取得成功。

（2）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3）他在二战中屡建战功，所以晋升很快。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而英语则相反，这与民族思维模式有必然的联系。

四、语序的问题汉民族习惯于整体思维，重悟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在表达时间、地理位置，介绍人物身份等时，常常先整体后局部，以从大到小顺序排列。

例如“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下转第67页）49（上接第49页）学院对外汉语系××级××班”。

而英语则相反，由于民族思维不同，他们在介绍地理位置、人物身份时的习惯是从小到大，从局部到整体。

汉语属于分析型语言，没有曲折变化，语序在句子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句子以时间和事理为线索，按照实际的“时序”及“事序”来安排。

先出现的先说，后出现的后说，先交代，后总结，描述性解释说明性的词语往往前置，句子呈句首开放，句尾收缩式。

例如：“那个勇敢的男孩得知自己救出的落水小孩抢救成功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阴阳相生、辩证统一”是汉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这也是双关、比兴、对偶、平仄等修辞手法产生的原因。

民族思维决定民族语言，语言离不开思维，思维离不开语言。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决定了汉民族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从而也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语言。

了解汉民族思维模式对汉语言学习、从事汉语教学和语言应用研究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1]申小龙.汉语言文化探析[J].语言与探索,1988(3).[2]陈建民.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3]乔小六.汉英民族思维方式对英汉句式的影响[J].外语研究，2007（1）.[4]曹勇.汉英民族思维模式对其语言表达的影响[J].河南大学学报，2006(5).[5]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便只能另辟新径，再创新路了。

在这种情况下，词便应运而生。

在晚唐、五代乃至北宋初年，人们都以词为“小道”，只会写艳情，素有诗庄词艳之说，因而是形式上的词也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传唱于社会的不过是一些小令而已。

不过，经过温庭筠、韦庄、李煜、二晏的创作，小令在艺术上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同时，由于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以及各阶层人们对文化生活要求的提高，也要求有一种比小令能包含更多的内容形式的出现。

而柳永由于政治上的不得志，长期生活于娼馆酒楼间，受到了流传于民间词的影响，加之他精通音律，所以他能够改制和创造出较小令含更多内容的长调来。

柳永是在民间词的基础上创制长调的，长调的产生并不是从柳永才开始的，它产生于唐代，只是后来一直没有人继承，发扬。

直到柳永才继承并改造和创制了长调，这样才使之大盛于世，为词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

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柳词魅力的所在，读他的词，我们可以发现其间有以下特点：词律谐婉，情真意切；情景交融，委曲尽致；善于白描，层层铺叙；语言通俗，明白如话。

柳词在艺术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有情，来自内心的真情总是有着极大的感染力，使人能在不知不觉中随着作品内容的起伏而产生感情上的起伏。

他的《采莲令》一词是很感人的。

残秋欲暑天，风急霜重，本来送行就有一种难言的凄凉之感，在这样的时候送行应更是凄怆难耐的，而一对情侣在此时别离，则又加一种悲伤凄凉之气。

因而，“翠娥执手，送临岐，轧轧开朱户。

千娇面，盈盈伫立，无言有泪，断肠争忍回顾？”应是自在情理之中的，心中的万言千绪，在此情此景之下，也只能表现为“执手”“开户”“盈盈伫立”“无言有泪”，“此时无声胜有声”。

分别的凄苦自在无言之中，这便是真挚感情的外露。

除此之外，像《八声甘州》《雨霖铃》等都是一些表达了真情实感的作品。

这些优秀作品，往往在音律上都与内容配合得很好，词调选得合适得当，因此，收到的效果也很好。

情景交融，曲折委婉。

柳永往往通过写景、抒情的交错进行，写出一般人难以写出的东西，冯煦说他善于“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于自然”（见《宋六十家词选》），这是很有见地的。

“更回首，重城不见，寒江天外，隐隐两三烟树”（《采莲令》），“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事事可可，日上花梢。

莺穿柳带。

犹压香衾卧”（《定风波》），“惟有长久水，无语东流”（《八声甘州》），像这样的句子，谁能够具体地说出他是在写景还是抒情？“似花非花”的写法，收到了特殊的艺术效果。

善于白描，层层铺叙。

可以说这是所有词作的共同特点。

在他之前极为盛行的小令，由于受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将内容展开，层层铺叙，柳永由于填制的大多是长调，可以将内容展开，细致委婉地表达心中的感情。

且看《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景，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

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上阕写秋：秋雨、秋风、秋阳、秋花、秋草、秋水。

大量铺叙，层层展开，步步推进，秋日凄凉之气一层比一层浓，一层比一层重；羁旅的凄苦之情，一步比一步深，一层比一层厚，为下阕抒写思乡之情作了充分的铺垫。

下阕“想佳人，妆梦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简练的几笔，就勾画出了一个思妇的形象。

我们不仅可以朦胧地看到楼头这位少妇的轮廓，而且可以窥见她的心灵，得知她复杂的内心活动。

语言通俗，明白如话，便于传唱，这是柳词能广泛流传于民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重要原因。

柳永长期浪迹社会下层，因而能用当时的口语进行创作，一扫晚唐五代词人的雕琢习气。

像《望汉月》词便是口语化了的：“明月明月明月，争奈乍圆还缺，恰如少年洞房人，暂欢会，依前离别。

小楼凭栏处，正是去年时节。

千里清光又依旧，奈夜永，厌厌人绝。

”这首词，在今天读来也依旧明白如话，一听就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词至柳永为之一变”是柳永词作吸引人的根本所在。

这“一变”，首先是内容上的变，即引都市市民题材入词，从内容上开拓了词的领域。

再者，是形式上的变，即北宋词的创作，因柳永的大量长调的创作，而由大量写小令到大量写长调，从而使词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第三，这便是在艺术技巧上他独自拓新了。

当然柳词在内容上和艺术上的成就，是它当世拥有大量听众、读者的原因，内容上是起主导作用的。

其词所以千古流传，经久不衰，深为后人推崇，其主要原因还在于艺术上的开拓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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