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淮阴侯韩信和梁王彭越之死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uxi Institute of Commerc e

2009年2月第9卷第1期

Feb.2009Vol．9No．1

[收稿日期]2008-10-13

[作者简介]夏敏

（1976-），女，山东嘉祥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论淮阴侯韩信和梁王彭越之死

夏

敏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摘要]《史记》人物形象中，淮阴侯韩信和梁王彭越以其卓著军功为刘邦打下了半壁江山，由于统治者的猜

忌，他们免不了兔死狗烹的悲剧命运。这是人才要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能动性与专制独裁统治下集权制度对人性的禁锢戕害之间的矛盾。他们功成身亡的结局是君主专制制度对人生终极意义、价值的摧残和毁灭。

[关键词]韩信；彭越；功成身亡；君权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806（2009）01-0095-03

《史记》人物形象中，淮阴侯韩信和梁王彭越是同功一体之人，是英雄色彩和悲剧色彩特别浓厚的两位。其共性为：能力超群，功成名就而又结局悲惨。

韩信是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英雄，尽管有胯下之辱，乞食漂母的卑微，萧何还是发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众多将领逃亡，萧何独追韩信，说：“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关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與計事者。”刘邦自己说：“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齐人蒯通概括其功略：“足下涉西河，虏魏王，擒夏说……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韩信是帅才，刘邦一方面要倚重他的本领成就汉家功业。另一方面，他的能力、功绩、声望、军权，已经具备了与刘邦相抗衡的实力，一个转念，也许就三分天下有其一，成为刘邦潜在的也是切实的威胁和隐患。作为政治家的刘邦是必然顾忌这点的，每一次恶战结束后，刘邦总是要收回军权。“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还有，刘邦“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招诸将，易置之。……汉王夺两人军，……”。虽说军情紧急，兵源不足是理由，其中不乏刘邦的忌惮和防范之心吧？项羽刚灭，“高祖袭夺齐王军。……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司马迁在字里行间把高祖亟不可待收回军权的心情暴露无遗，即严密杜绝韩信有时间与机会经营自己浴血奋战打

下的地盘。韩信纵然用兵如神，在刘邦看来，他只不过是我手里的一张军事王牌，需要时指哪儿打哪儿，权力取之于我，我亦可以随时收回。他不仅常常收回韩信的军权，还在夺取天下后没有充分理由就对韩信夺王贬爵，徙为淮阴侯。怎么能给他长久的南面称尊，偏安一方国土的机会呢？做一方诸侯，那不是给他养精蓄锐，图谋造反创造条件吗？权力当前，谋国为上。吕后对刘姓诸侯王尚且大开杀戒，景帝连祖宗的分封都要削藩，何况刘邦自以为对韩信是知遇之恩？等到韩信郁郁寡欢，不能委曲求全，真的图谋造反时，夷三族也顺理成章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眠！可怜他效尽了犬马之劳，打下了半壁江山，成就了汉家功业。所谓“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

《魏豹彭越列传》述彭越的军功：“大破楚军”、“略定梁地”、“复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垓下会师帮刘邦最终赢得项王天下。结果却是：“夷越宗族，国除。”“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夷三族。已而枭彭越头于洛阳下，诏曰：有敢收视者，辄捕之。”手段的凶狠毒辣令良将惴恐，忠臣寒心。且无论其能征善战的赫赫战功，更可恶的是，彭越最终被残害，竟然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吕后所言“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揭露了刘邦夫妇的卑劣残忍心理，栾布当面指责刘邦“以苛小案诛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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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确是如此。

淮阴侯韩信和梁王彭越在战场上有勇有谋，疆场上的精英，政治上却犯了天真幼稚病。韩信降平齐地，谋求自立为王，已犯猜忌。在打天下的阶段，刘邦固然必须赏识韩信，委以重任，甚至违心的应韩信要求封他为齐王。那种让步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可是刘邦忍耐也是有限度、分场合的。违心的背后，必然是埋下祸根。《项羽本纪》载：“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他们功名心重，恃功索赏，直到汉王给二人许以封地爵位，方才兵会垓下，灭项王。如此拥兵自重，调遣不行，刘邦心里自然不舒服了。迫于形势，对他们容忍一时。当刘邦已经坐稳天下，再也不需要笼络功臣名将为之卖命了，不需要再隐忍的时候，把他们放哪儿也不省心，既无处安放，只有把封地爵位连同他们的生命一起剥夺。

刘邦与吕后对于不放心的功臣是痛下杀手的。淮阴侯韩信和梁王彭越是典型。他们自身过于出众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隐患，威胁到高高在上的君权，导致猜忌、压制乃至最终殒命。唯我独尊的当权者感觉自己的利益受到冲击时，一切汗马功劳都可以统统抹杀。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历史频频出现帝王大肆诛杀功臣的现象。韩信和彭越精于用兵而拙于自谋，对政治不敏感，对经营权术力不从心，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惨遭被杀戮和夷灭宗族的命运。

聪明圆融人可以保全性命与爵禄。譬如张良、萧何，和韩信同在三杰之数，有极高的智商、才干、谋略，不同处在于他们心机深沉，不仅善于处事，而且善于为人。除了能建功立业，还是征服人心的高手。

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促使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极大提高。时势造英雄，激烈动荡的时代提供了由穷而达的机遇，给英雄逞才展智提供了机会.他们乘着时代风云变幻，不懈努力，大显身手，把个人的能量和光华发挥得淋漓尽致，脱颖而出。

韩信是刘邦逐鹿中原的一杆大旗，所向披靡。乞食之时宣称：吾必有以重报漂母。这是基于对自己才能的把握和对实现个体人生价值的充分自信。《淮阴侯列传》载：“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为葬母行营高敞地，他已经做好显亲扬名的打算。甚至于云梦泽被擒后，还是肆无忌惮的谈自己将兵多多益善。虽然自负，也是事实。

但社会的急剧转变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先秦时期“君权至上”的政治观念，反而在秦汉时期发展成为影响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各领域的君主专制主义。皇帝个人的意志就是天下的法律。高度集权、高度专制的政治体制时时处处压制、摧残单个个人业已萌生的自我主体意识和个体能动性，否定他们对人生价值、人格尊严的追求和实现。

刘邦没有摆脱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共存的弊端:唯权是重，唯我独尊，构建‘家天下’模式。政权一旦成为‘家’的私有物，排他便成为必然，他的嘱子侄、立‘白马誓’等都说明了这一点。这就意味着如此处境之下，功臣宿将势必面临危机，欲‘全身’可谓难矣。”韩信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才能，在创立天下的过程中，不得不赏；但守天下时，却为刘邦所惧怕以至嫉恨。江山初定，对拥兵据齐的韩信很不放心。先以“韩信习楚风俗”为名，徙为楚王，以弱其势;如果让天才的韩信长期为一方藩辅，偏安一隅，刘邦仍然不放心。听到臧茶、彭越等人的反叛，他都表现得从容镇定，惟有韩信，仅仅一点空穴来风，便立即聚谋臣商议对策:先以伪游云梦诈捕归洛阳，继而以“谋反”罪名将其捕归洛阳，再降王为侯，放在自己眼皮低下，限制使用。“太平不用旧将军”，刘邦对韩信的安置，只能就低不就高。这是人才要求最大限度的发挥主体能动性与专制独裁统治下集权制度对人性的禁锢戕害之间的矛盾。

由楚王贬为淮阴侯，使韩信悻悻不已。虎老雄心在，封建统治者“狡兔死，良狗烹;蜚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用人策略，使韩信失落、郁愤、委屈难平。韩信对功名爵禄是汲汲以求的，那是他的终极奋斗目标和动力，也是他东挡西杀，攻城略地后志在必得的。他既不能像张良一样审时度势，又不能像萧何一样敛内自守，委曲求全，像范蠡一样功成身退，明哲保身，他也做不到。

劝说刘邦定策汉中时，韩信向刘邦变相提出“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的封赏要求。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裂地封王的向往和贪欲。他的功劳簿上，功名与利禄紧密相连:平赵，为张耳请赵王，日本学者中井曰:‘信之请立赵王，是自为封王之地也’；定齐，又自请假王。”韩信以居功自傲，心里觉得自己的王位和地盘乃是天经地义获得。他很难接受自己与一般将领相等同的现实。“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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