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复习)

一、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魏晋风度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它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首先，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放达出格，有悖常理。

再次，清静无为，不务世事，洒脱倜傥，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再次，多独立特行，强烈的主体意识，又颇喜雅集，“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

最后，自我的发现与肯定，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

具体表现形式：饮酒、服药、两性解放、放情山水、喜欢清谈、文学生活、

酒是魏晋风度的典型写照。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

服药

这里的药特指一种叫做五石散的矿石药。五石散自汉代出现，至魏时因玄学宗师之一何晏的服食而大行于世，东汉时服食相当普遍，由魏晋至唐，经历五六百年之久。五石散对年迈体虚、阳气偏衰者，用的好的话，有一定的助阳强体作用，但是在养生求仙之风的影响下，许多人妄图借此虚幻的神仙梦，于是当时许多人都来服食。

放情山水

魏晋名士在山水自然中陶冶性情，解放人格。东晋时代由北南下的士族与当地豪族广占山林田园，开辟新野荒地，比如南朝刘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曾任太守的永嘉，就是在晋室南渡之后才开发的。现在的著名风景区浙江温州楠溪江一带就属于这块地方。士族将新开发的江南之地打造成庄园与领地，作为世代相传的固有财产。他们在对自然林野的经营管理中，刻意将它朝着田园化方向发展，既“尽幽居之美”(《宋书·谢灵运传》)，又“备登临之美”(《南史·王裕之传》)。西晋的士族文人石崇、潘岳，东晋的文人王羲之、许询、宋代的谢灵运，都有咏吟自己庄园宅墅的作品。

喜欢清谈

魏晋人喜欢清谈，。《世说新语》记载着当时的名士清谈，展现了名士的思想风采。清谈是产生于探求玄理的动机，王导称之为‘共谈析理’。嵇康《琴赋》里说：‘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析理’须有逻辑的头脑，理智和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热忱。

文学生活

当时的文学活动成为士人生命精神的升华。曹植的《洛神赋》、阮籍的《咏怀诗》、嵇康、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他们追求自由的审美心理的抒托。魏晋南北朝文人认为，只有在审美与艺术活动中，人们才能达到精神的超越与心理的慰藉。王羲之与名士在兰亭修禊时写的诗作，其中充斥着借赏会山水慨叹人生，聊以自慰的内容，与西晋石崇发起的金谷诗会“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主调如出一辙。

二、魏晋风度与诗化人生的认识：

1、饮酒与诗意人生

魏晋名士之饮酒受到重视，还在于他们用诗意的、玄学的、畅快的语言描述酒，用夸张的、放诞的行为饮用酒。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以寥寥数语表达对酒的嗜好

（任诞20）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①。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任诞21）毕茂世云：“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2)饮酒时的狂放

刘尹云：“见何次道饮酒，使人欲倾家酿。”

（任诞18）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

（任诞19）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茗艼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高阳池在襄阳。强是其爱将，并州人也。

这几条，都是表现饮酒人“酣畅”的饮酒状态：阮修是“独酣畅”；山简是“时出酣畅”；王徽之是“酣畅忘反”；刘恢说见了何充饮酒，便想倾尽家中藏酒让他喝，同样是“酣畅”。“酣畅”，意味着无拘无束，尽情尽兴，饮者沉浸酒中，呈现的是自我的个性胸怀。

(3)酒后的狂态

酒助长了魏晋名士的狂放之态与豪迈之气。刘伶酒后是赤身裸体：

（任诞6）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字，屋室为挥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王敦酒后是慷慨放咏：

（豪爽4）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

王濛酒后是翩然起舞：

品藻44）刘尹、王长史同坐，长史酒酣起舞。刘尹曰：“阿奴今日不复减向子期。”

醉酒之后使身体处于麻醉状态，不能完全受意识的支配。于是，借着酒力，很可能会作出一些超出常规的举动，“于是饮者并醉，从横喧哗：或扬袂屡舞，或扣剑清歌。或颦蹴辞觞，或奋爵横飞。或叹骊驹既驾，或称朝露未唏。于斯时也，质者或文，刚者或仁；卑者忘贱，窭者忘贫；和睚眦之宿憾，虽怨雠其必亲。”(曹植：《酒赋》)醉的状态在于，使身体返归本心，并成为一种艺术化的存在。这些酒后百态，彰显着魏晋名士的纵逸、豪迈、适性、深情。

饮酒致醉，便不能与人进行正常交流，从而疏远了政事与人事，这在魏晋时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阮籍就曾大醉六十日拒绝了司马昭的求亲。而胸中垒落不平之气，无处可发，唯有解酒浇之，以醉酒来解愁。

以上分析，让我们看到，酒之于魏晋名士具有独特的意义，在魏晋名士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酒成就了他们纵逸不拘的气质情性，成就了他们的生前之乐，成就了他们的身后之名。

2、服药与诗意人生

A、魏晋名士服用的五石散多为亲自动手炼制，因此，欲炼药散，首先必须入山采集药石。这客观上促进了魏晋名士的登山游览活动，同时也促进了魏晋时期山水诗文的创作。

采药游名山，将以救年颓。(郭璞：《游仙诗》)

(许迈)初采药于桐庐县之桓山，饵术涉三年，时欲断谷。(《晋书》卷八十《许迈传》)

(刘膦之)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晋书》卷九四《刘麟

B、采药中的登山观赏活动也会唤起对生命与玄理的沉思。

王羲之在《答许询诗》中这样写到：“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清泠涧下濑，历落松竹林。”

C、服药之后的“行散”活动同样构筑了这种诗意的人生。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一方面，行散虽是因服药被迫进行的散步游走，不过这种活动方式本身就具有休闲的轻松意味。另一方面，由于得其药力者会感到“骨髓充实”、“举措轻便”，甚至有着“行动如飞”的美妙体验，此时的心意状态应当是畅朗愉悦的，更可以抛却